“全球化”一般指“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形成了美西方占据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世界体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全球化浪潮是其间不断闪现的一道波光。“全球化”这一时常占据世界各国刊头报端、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热门概念，就其最初含义来说，指的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联系不断强化升级的历史变迁过程，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领域日益走向深度融合与相互依存，相对于国家意识的全球意识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尽管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但并未改变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体走势。在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进程中，依托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跨境流动和技术创新，各国加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益交融不断加深。

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实力和企业所有权优势，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激发了经济活力。

规则制定是决定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各方围绕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纷争不断。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参与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权利，如在全球性组织或区域集团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以反映其发展诉求。

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和双边FTA已成为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各国都在加快推进FTA战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出现新趋势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化的决定力量有人以“双层博弈”模型归纳：一是国家间利益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各国统治者。历史上一些君主鼓励或亲自参与海外殖民活动，有的则闭关锁国，都视自身统治是否稳固而定。二是要素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主要基于以公司这种组织为主进行的，基于成本（风险）收益的企业家决策。由于要素全球流动能力不对称，资本和技术要比劳动力更容易跨国流动，全球化往往导致部分阶层“失败”。当然，两层之间也有互动。公众、企业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也可推动本国决策者作出不同的选择。

一是作为时代背景的全球化。对于所处的时代，尽管可以作出不同角度的概括，但全球化无论如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显著特征。可以说，全球化“划”了一个时代。全球化将每一个国家都牢牢地编织在世界体系之网上，以致每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寻求独立的发展。

二是作为社会发展内在要素的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是各个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而且是其发展的内在要素。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大系统和小系统（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中，大系统可以看作是小系统的外部环境，然而大系统质的规定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系统质的规定性。如果将全球化同其中任一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的发展显然带有全球化的规定性。事实上，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的产生和提出，都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影响，而是成为一种“内生变量”。

三是作为发展工具、手段的全球化。全球化常常是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众多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全球化，目的是为了加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就此而言，全球化是被当作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来运用的。

总的说来，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尖锐复杂的，以致研究发展不能无视全球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确立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善于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民族性的问题，以期达到对问题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全球部分地区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上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从而让民心转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将他们视为救命稻草。

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早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在程度上比国际化更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化。著名的依附理论提出者萨米尔·阿敏（Smir Amin）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并且对全球化给拉美和亚洲国家带来的负面意义进行了精辟地分析。

全球化的另一种诠释

黄树东在《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中这样写道：

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

对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议题的背后，一个新的理论和信仰开始升起。这是一个建立在丛林原则上的信仰。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这种信仰表面上赋予了强者和弱者同样的自由，但是在这种“自由”面纱下，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我们正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

“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坚时代逊色吗？如果麦当劳、肯德基能体现全球化，中餐馆可是在上上个世纪就在世界各地登陆了，如今其普及程度远非美国快餐能比。我怀疑，今天的全球化被迅速膨胀的“新闻界”给夸张了。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交通技术并没有飞跃的进步。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个时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美洲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住满移民，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

即便是资本流动，旧时代恐怕也未必差得远。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存钱、取钱、借钱。那时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输出被列宁看成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据说，今天的全球化体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每天全世界有1万多亿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每年全球“热钱”高达400万亿美元。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当今的国际贸易量才8万亿美元。国际金融赌博能影响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资本是经济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义在于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效率。可是，用于国际赌博的“资本”促进多少效率呢？全球化的脊梁是工业和商业资本，不是“赌博资本”。

电力的使用，广播的兴起，电话的出现，新闻出版的普及，乃至后来的电视时代，上述任何一种通讯技术的进步，其意义未必低于互联网。因此，过去精神产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亚于今天，精神产品的多元化也不亚于今天。否则，民主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识形态怎样传遍19和20世纪的世界？除了巨额的“金融资本”，据说全球化还体现为互联网的兴旺普及。互联网使得信息传输变得快捷和方便。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显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观念的多元化。美国人的观念并不比越战时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中国知识界的观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多元。比起当代的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难道不是多元化得多？中国人观念当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并不是互联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绵延80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使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倘若某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早期，人员、物资、资本和精神的国际交流程度高于现代，我不会感到惊奇。

当然，我并没有说未来的全球化不会超过以往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也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为了“经济效益”，人们从辽阔分散、自给自足的乡村走入了城市。他们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依靠斤斤计较、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才能生存。城里的人们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在追求与众不同。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竞争里脱颖而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变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义观的人，他们崇拜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资本本身。人们很自然便忘记阿富汗贫民的生命与世贸大厦里的生命是平等的。他们会为纽约2000多条“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蜡烛，但绝想不到为阿富汗那4000多个“野蛮的”殉葬者焚一炷香。人类可以公然声称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是其本性，并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此的人类，只好用钢铁制造的防盗门来取代分隔家庭的篱笆，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来取代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老。当贫穷辽阔的地球村变成了繁荣细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也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当国际化开始倾向于代指这样一个过程时，全球化用来区别一系列的趋势，很多是在二战后变得尤为突出。很多的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组织看作是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他人积极地推动。例如，有这个样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优势使得自由贸易可以使得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

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贸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得到相当大的降低。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在封闭经济中学习，但当前全球经济，实际上非常连贯，尤其2010年是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十年，中国经济的每个变化都和全球经济紧密联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指出“当下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全球化的经济视野”。

全球经济处于一个“L”形状态。如果要说经济复苏的话，实际上未来两三年还将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

此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清楚讲明，零利率政策将持续到2013年中期才会结束。作为国家联邦储蓄机构主席，之所以在当下承诺会在一段较长时间里维持极低零利率货币政策，显然很不同寻常。同时也反映了伯南克对美国经济的未来预期也非常低。

以此看来，美国经济可能继续低迷一段时间。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对其国家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拿日本来说，日本经济已经低迷30年。日本政府也曾听从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通过发行更多日元刺激经济；这个方法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或许会产生一些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日本央行增发的日元都在开放经济中被市场“借掉”，造成了当时全球一些商品市场上所谓的套利交易。

回到美国经济上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基准利率比较低的情况下，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储蓄货币美元的国家，预计可能会发行更多货币。这些货币实际上对刺激美国国内经济的作用并不会很大，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剧烈冲击。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畅想展望的时候，首先应该思考美国已经或未来将发行出来的美元，将会通过什么渠道流入中国，随后这将会对我们的经济、货币政策和各类资产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和所有人的生活、投资息息相关，未来几年后国内社会经济活动、管理、经营、投资活动都会产生关系。

和时下很多观点一样，美国的经济实际上比大家想象得糟糕，也就是伯南克说的2013年中期之前，甚至在2014年前期，都可能不太乐观。较为乐观的是，观察宏观经济的同时，既要看短期形势，也要看长期趋势；如凯恩斯主义中的一个弊端，就是只关注短期形势，忽略长期趋势。

长期来看，关注美国社会中私人经济部门有多少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和新的科技工艺。如果有一种难以预测的精神或潜在的东西在那里，绝对不能低估美国的创新能力。尽管美国经济很低迷，但不能把美国经济看扁，毕竟美国是全球大国中，市场经济成份最大的。只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具有活力，才是国家经济的根本。美国社会本身还存在基督教精神上的特质，时间一长，比如第三、第四年或之后，美国经济依然持续发展，雄风再起。

在此之前，美国经济仍处于“L”形，对中国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抓住机会把国内一些扭曲的市场扭转过来，对中国经济来说，有很大的好处。

全球化指数涵盖60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分别计量其本地生产总值各个环节的全球化程度，计算方法基于5大驱动全球化因素：贸易的开放程度，资本流动，科技和意念交流，劳动力流动和文化整合性。根据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2013年2月25日发表的年度全球化报告，香港连续3年在全球60个最大经济体中的全球化指数排名最高。

安永香港及澳门地区主管合伙人陈瑞娟表示，调查中香港主要在科技和意念交流上表现出色，排名远较其他市场优胜，因此香港在全球化指数的排名能稳居首位。

陈瑞娟说，特区政府已在吸引外资方面采取更为进取的态度，包括积极推动四大支柱产业及六项优势产业，以促进例如教育、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创新。预计香港在贸易、资本和科技方面的全球化分数日后将保持领先。

陈瑞娟强调，香港是中国内地和世界其他地区主要贸易和融资的桥梁，1997年香港回归后所推动的新措施，让其得以较其他增长市场脱颖而出，扮演中国的离岸全球金融中心角色，因此能保持全球化排名第一。

安永2012年全球化指数排名前10位经济体分别为：中国香港（整体得分7．81）、新加坡（6．31）、爱尔兰（5．63）、比利时（5．49）、瑞士（5．3）、荷兰（5．19）、瑞典（4．96）、丹麦（4．94）、匈牙利（4．75）、英国（4．74）。

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正处于逐渐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境地；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危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周海中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王宁

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一篇题为《三城记》的署名文章认为，纽约、伦敦和香港三座城市所共享的经济文化不仅成为体现全球化的典范，而且也解释了全球化的原因。这三座城市已构建了一个能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金融网纽伦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