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本意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法国的哲学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

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16-17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一些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17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17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机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20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17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

随着19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

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

但是随着社会的精神进步，现在有了更深的寓意，已经可以指代超越无法到达的地方。

希波达摩斯的乌托邦

公元前494年，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军队破坏并摧毁了在哈里卡纳斯和以弗所之间的城市米勒。因此，以前的居民要求建筑师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一次性地把城市重建起来。在那个年代，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直到那时候，城市都只不过是小镇在杂乱中慢慢扩大起来。比如说，阿忒内斯是由混杂的道路组成的，就像谁也没去整体规划过的迷宫一样。要负责整体建造一个中等城市。这就像要在空白纸上创造一个理想城市一样。

希波达摩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设计了第一个有严谨构思的城市。

希波达摩斯不想只勾画道路和房屋。他相信在考虑城市的形状时，同样也可以考虑社会生活。

他设想出一个有1万居民的城市。这些居民分成三个等级：手工业者、农民、士兵。

希波达摩斯希望建一个人造城市，不要有自然的东西。城中心是一个卫城，切割成12部分，就像一个分成12部分的城堡一样。新米勒城的路都是笔直的，广场是圆的，并且所有的房屋都严格地独立了开来，以使邻里之间不会产生什么嫉妒。

另外，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那儿没有奴隶。

希波达摩斯也不想要有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都很难琢磨，是产生混乱的种子。诗人、演员和音乐家都被驱逐出米勒城。那个城市同样也不允许有穷人、单身汉和游手好闲者在内。

希波达摩斯的设想在于使米勒城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完美机械体制。要避免所有的危害，就不能有改革，不能有创新，不能有什么心血来潮。希波达摩斯创造了“有条不紊”的新概念，有条不紊的市民在城市的指挥中，有条不紊的城市在政府的指挥中，政府自己则只能有条不紊地在宇宙的指挥中了。

亚当主义乌托邦

1420年，波西米亚发生了胡斯党人叛乱。那些新教的先驱者，要求德国教士改革和开始庄园主制度。一群更激进的人——亚当主义者从运动中分离了出来：他们不但对教会、而且对整个社会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与上帝接近的最好方式是在与亚当——原罪前的第一个人一样的生活条件下生活。他们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他们在离布拉格不远的莫尔河中的一个岛上定居下来。他们赤裸裸地共同生活着，把所有的财产都充公，尽可能重建“罪孽”前人间天堂的生活条件。

所有的社会结构都被排除出外。他们废除了金钱、工作、贵族、布尔乔亚、政府、军队。他们禁止种地，而用野菜、野果果腹。他们吃素，修行对上帝的直接常拜，不要教堂和中间的教士。

他们当然激怒了其他没有这么激进的胡斯信徒。当然，你们可以简化对上帝的崇拜，但不要到这种地步。那些胡斯党庄园主和他们的军队在亚当主义者的岛上把他们包围起来，把这些当时的嬉皮士屠杀了，一个也不放过。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希腊字母U，否定前缀；topos，地方，因此“Utopie”（乌托邦）表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有些人认为这个词的前缀“eu”，是“好”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eutopie”是指“好地方”）。托马斯·莫尔是一个外交家、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有大不列颠帝国首相的头衔。

在名叫《乌托邦》的书里，他描述了一个他确切命名为“乌托邦”的神奇岛屿，那里发展着一个田园般的社会，不知道有税捐、苦难和偷盗，他认为乌托邦社会的优点就是“自由、民主、博爱”。

他这样描写他的理想国：乌托邦不仅自由、民主、博爱，而且无比富有，那里的人都是长相俊美，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乌托邦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岛屿。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每天数以百万吨的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合金。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翱翔天空的物体。

据说，乌托邦生产力十分发达，科技比其他任何地方起码领先1000年以上，所以，科技、生产力太过超前的乌托邦没有货币，每个人都在市场上各取所需。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门上没有锁，每个人都必须每100年搬一次家，目的是为了不让人在习惯中僵化。生产者在工作时间里游手好闲是不允许的。没有家庭主妇、没有贵族，没有仆人，没有乞丐。这就使得每一天的劳动都简化成只有15分钟，但仍然可以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亩产的粮食数以万吨计，一座工厂生产的产品每天数以亿计。

所有的人都有服一个月工役或选择一个月工役农役的义务，以便供应免费市场。假若通奸或是有逃离岛屿的企图的话，乌托邦公民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身，成为奴隶。那时，他必须整天劳累，服从老同胞的命令。

因不赞同亨利八世国王的离婚，托马斯·莫尔于1532年失宠，1535年被杀头。

美洲印第安人的乌托邦

北美的印第安人，包括苏人、夏延人、阿帕奇人(Apaches)、克劳人、阿瓦若人、科曼奇人(Comanches)等等，有着同样的社会准则。

首先，他们把自己当作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他们的部落耗尽一个地区的猎物之前便迁徙，以使猎物能够恢复原状。这样，他们的抽取就不会使地球枯竭。

在印第安的社会标准体制中，个人主义与其说是光荣的源泉，还不如说是耻辱的源泉。谋求自己的东西是猥亵的。大家都不拥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权力，在我们的今天，一个买了汽车的印第安人也知道应该把汽车借给第一个向他借的印第安人。

他们的孩子并不会被迫接受教育。实际上，他们实行的是自我教育。

他们发现了植物的嫁接，并能够利用，例如进行麦子杂交。他们从橡胶液中发现了防水处理原理。他们懂得制造棉衣，纺织技巧在欧洲无与伦比。他们知道阿斯匹林（水杨酸）、奎宁酸……的有益功效。

在北美印第安社会中，没有世袭的权力，也没有永久的权力。对每一个决定，每个人都在部落会议其间提出自已的观点。这是最早的议会制度（比欧洲的共和革命要早得多）。假若大多数人都不信任他们的首领了，那首领就自动退位。

这是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会有一个首领，但只有自发地跟随你时你才是首领。对于部落会议接纳的建议，只有投票通过时大家才要遵从。有点像我们社会中一样，只有找到正确的法律才能实行！

甚至在他们的显赫时代，美洲印第安人也从来没有过职业军队，但是战士首先是作为猎人、耕作者、一家之主而被社会认同的。

在印第安的体制中，所育的生命，不管他外表如何，都值得尊重。所以他们爱惜敌人的生命，以使他们也这样做。永远是这种互利的想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战争被当作是人们应该在那儿展示勇气的游戏。人们不希望给对手造成物质上的破坏。战士间战斗的目标之一是用圆形的棍棒末稍去触及敌人。这是一种比杀掉他还要强烈的光荣。他们计算着“触及”的次数，一旦流血，战斗就停止了。很少有人死亡。

印第安人之间战争的主要目标在于偷敌人的马匹。从文化上讲，他们很难理解欧洲人所用的群众战争。当看到白人把所有人都杀掉，包括老人、妇女和小孩时，他们会惊讶万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可怕，简直就是变态，不合逻辑，不可思议。但是，北美印第安人抵抗的时间相对较长。

南美社会比较容易攻击。只要把首领斩首，整个社会就崩溃了。这是等级和集权管理制度的大弱点。用他们的君主就能够制服他们。在北美，社会有一个更光彩夺目的结构，那些牛仔们跟几百个移居部落打交道。没有一个不变的大国王，但却有几百个可变的首领。假若白人征服或破坏了一个有150人的部落，那他们必须再一次攻击第二个150人的部落。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大规模的屠杀。1492年，美洲印第安人有1000万。1890年，他们是15万，大部分都因西方人带来的疾病而死去。

1876年6月25日，小大浩战争时，人们组成最大的印第安人联盟：1万到1.2万个人当中有三四千是士兵。北美印第安人的军队把居斯特将军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在这样一片小土地上很难供养这么多人。因此，胜利以后，印第安人就解散了。他们认为受到这样的侮辱以后，那些白人再也不敢不尊敬他们了。

实际上，那些部落一个个地减少了。直到1900年，美国政府还企图消灭他们。1900年以后，政府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会像黑人、奇卡诺人、伊朗人、意大利人一样融合进多种族国家。但这只是一个短见而己。美国印第安人完全不明白他们能够从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学到什么，他们认为这些制度明显没有他们的制度先进。

拉伯雷的乌托邦

1532年，弗朗梭瓦·拉伯雷《巨人传》中描写了泰莱姆修道院，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乌托邦城的个人看法。

不要政府。因为，拉伯雷想：“一个人连他自己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其他人呢？”没有政府，那些泰莱姆修道者以他们的意愿行事，以“为所欲为”为箴言。泰莱姆修道院的主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只有具有良好出身、不受精神约束、受过教育、有德行、好看自然的男女才能被接纳，女人10岁进入，男人12岁进入。

白天，每个人都干他想干的事情。如果他高兴的话就工作，要不然就休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时钟被取消了，避免了时光流逝的概念。人们随便什么时候起床都行，饿了就吃饭。骚乱、暴力、打架都被肃清，安置在修道院之外的佣人和手工艺者担负着繁重的工作。

拉伯雷描绘着他的乌托邦。修道院必须在声瓦尔边上的波·于奥尔森林里建起来，它包括9332个房间，没有围墙，因为“围墙供养阴谋”。6个直径60步的圆形塔楼。每一个建筑物都有10层高，一个直通河流的排污下水道，很多个藏书室。一个林荫交错的公园，中间是一道泉水。

拉伯雷不是受骗者。他知道，他理想的修道院将不可避免地被蛊惑人心的宣传、荒谬的意见和争执或仅仅是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所摧毁，但他坚信这仍然是值得一试的。

夏巴泰·泽维的乌托邦

那些波兰犹太教神秘哲学家在对《圣经》和犹太教法典进行了反复地研究和深奥地阐释之后，预言弥赛亚①会在1666年出现。当时东欧的犹太民族正处在低谷时期。几年前哥萨克公选首领博格当·克默尔尼斯基领导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波兰封建大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由于无法攻破统治者坚固的堡垒，杀性大起的暴民们就把被认为忠于封建君主的犹太村镇作为报复对像。几周之后，波兰贵族也发动了血腥的报复性袭击。犹太村镇又一次遭到洗劫，死伤者不计其数。

“这预示着哈米吉多顿决战②的来临。”犹太神秘哲学家如是说。“这是弥赛亚降临的前兆。”

【① 弥赛亚：救世主。】

【② 哈米吉多顿，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的善恶大决战。】

正是在这时夏巴泰·泽维出现了，这位目光炯炯有神、温文尔雅的青年自称就是弥赛亚。他能说会道，安抚大众，让他们心中依然拥有希望。人们断言他能够创造奇迹。在东欧各犹太团体中立刻兴起一股强烈的宗教热忱。然而许多犹太教教士指责他为“篡权者”和“伪国王”。在夏巴泰·泽维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宗教分歧，许多完整的家庭由此分崩离析。但是，仍然还有数百人决定抛弃一切，离开家人去追随这位新的弥赛亚到圣地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社会。

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无晚上，土耳其素丹派出的奸细绑架了夏巴泰·泽维。他最后免于一死，但却归依了伊斯兰教。他信徒中最最忠实的几个一直跟随着他，而其他人更愿意把他给忘记。

傅立叶的乌托邦

夏尔·傅立叶是个呢绒商的儿子，1772年出生于贝臧松。从1789革命起，他就表现出对人道的惊人志向，他想要改变社会。1793他向督政府成员解释他的设想，但遭到他们的讥讽。

从此他便决定过平淡的家庭生活，成为出纳员。当有空闲时，夏尔·傅立叶仍追求着他固执的念头，寻找一个理想的世界。他在几本书中描写了最微小的细节，包括在《社会化工业化新世界》里。

这个空想者认为：人应该在1600到1800个成员的小共同体中生活。用这个被他称作法朗吉的共同体来代替家庭。没有家庭，便有更多的亲属关系，更多的权力关系。政府被缩小到最低的限度。每天大家都一起在中心广场上作重大决定。每个法朗吉都住在一个被傅立叶叫作“法伦斯泰尔”的城居中。他非常确切地描写了他理想的城居：一个三至五层的城堡。底下的道路夏天通过洒水而凉爽，冬天通过大壁炉而暖和，在中央有一个治安塔，那里有了望台，排钟，查普电报，夜岗。

他想把狮子和狗进行杂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驯良品种。这些狗狮同时用来当坐骑和“法伦斯泰尔”的看守者。

夏尔·傅立叶用信把他的想法寄往世界各地。他坚信，假若人们都照它实行的话，法伦斯泰尔的居民就会自然进化，而且可以在他们的器官上看出来。这种进化尤其是表现为：胸脑上长出第三只胳膊。

一个美国人按傅立叶的设想建立了一个忠实的法伦斯泰尔。由于建筑上的问题而彻底失败了。用大理石墙造的猪圈是照管得最好的地方。但问题是人们却忘掉了要准备门，最后只好用起重机把猪吊进去。

傅立叶的信奉音所造的类似的法伦斯泰尔或是同一思想的共同体到处都有，尤其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美国。

傅立叶死时否认了他所有的信徒。

曙光城（黎明新村）

曙光城位于印度蓬笛谢里（译者注：印度中央直辖区，1962年由蓬笛谢里，加里加尔、亚南、和马埃4个前法国殖民地组成）附近，它是历史上几次最有意义的乌托邦公社实践地之一。

1968年，孟加拉哲学家斯里·奥罗宾多·高斯和法国女哲学家米拉·阿尔法萨（主母）着手在曙光城创建一座理想村。按他们的设计，其外形应酷似一个星系，光从中央的球状部分射出，照亮村内各处。两位哲学家等待着各国人士前来。后来，在这里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寻求绝对乌托邦的欧洲人。

公社里的男男女女们造起风车，盖起手工工场，开挖水渠，还建了一座砖厂和一个信息中心，并且在这个气候干燥的地方种植了农作物。“主母”在此期间著了好几本书，详细叙述了她的思想及体验。

一切都在向乌托邦的理想不断靠近，直到有一天，有些社员要求在“主母”的有生之年尊奉她为女神。“主母”婉言拒绝了这项殊荣。可那时，斯里·奥罗宾多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在她身边支持她了。“主母”无力违抗这些崇拜者们的意志。

他们把她禁闭在房中，认定“主母”既然不愿做活的女神，那就让她做死的女神。也许她不曾意识到自己体内神的特质，但在别人眼里，她自始至终都是个女神。

“主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显得十分沮丧消沉，像是经受了重大的打击。每当她想提及自己被禁闭在房中受尽崇拜者们的种种虐待时，这些人就会立刻打断她的话语，并将她带回房中。在这些自称无比尊崇她的人日复一日的折磨下，“主母”渐渐变成了一个又干又瘪的老太婆。

其实，“主母”也曾向从前的朋友们秘密地传出消息：有人想毒死她，把她变成一尊死的女神，让她更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可是，她的求救始终都只是徒劳，所有想帮助她的人都被立即赶出了公社。她最后只得呆在房中，空对四壁奏响风琴，聊以倾吐心中的凄苦，诉说自己的悲剧。

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1973年“主母”可能是由于服用了大量的砒霜，离开了人世。曙光城以女神之礼为她举行了葬礼。

失去了“主母”后，再也没有人能把公社凝聚成一体了。公社分裂了！所有的社员互相倾轧，将乌托邦这一理想之国的概念完全抛诸脑后。他们在法庭上长期争执不下，一件又一件的诉讼令人不禁生疑：这还是那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雄心壮志，最为成功的乌托邦之一吗？

在经济思想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批判家。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也是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相对立的，例如马布利就是重农学派的反对者。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页）。19世纪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则是同时代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应该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这种社会还未出现，是由于人们不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他们觉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这种思想，并推广开去，就能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错误，背弃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种错误。

空想社会主义者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许多人都认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莱里等人试图论证原始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必然性。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圣西门认为，奴隶制度减少了对战俘的杀害，促进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有利的影响。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社会制度相比较，中世纪形成的神学和封建体系更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文明。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问题都作了不少揣测和设想，其中有许多积极因素。

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从现存社会进入未来理想社会，要经过过渡时期。傅立叶认为，从分散生产的文明制度到复杂协作的和谐制度，中间必须经过两个过渡时期：半协作的保障制度和简单协作的协作制度。欧文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公社制度，必须经过一个社会改造过程。在过渡时期要解决两大经济任务：①根据合作原则组织生产；②根据劳动公平交换原则组织市场。恩格斯说，欧文的组织生产和组织流通都是“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卡贝认为，在私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必须经过一个长达几十年以至一百年的过渡性制度，其任务是：对富人的财产所有制进行和平的社会改造；培养穷人管理共产主义社会的习惯和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确信资本主义应当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欧文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所瓜分。

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但各有见解。莫尔等把财产公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公共占有。摩莱里、欧文等则理解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财产的公共占有，即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倾向的明显表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圣西门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彻底根除无政府状态。

16至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带有不同的禁欲主义色彩，有的甚至公开鼓吹戒绝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到了19世纪初期，禁欲主义已经失去得以存在的条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禁欲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高度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伟想像。

从托马斯·莫尔开始，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罗伯特·欧文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3 个阶段：16世纪至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初，共经历了300多年。3个阶段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各不相同，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纪至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实行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还只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18世纪，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对社会主义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认为私有制引起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 ；当具备初步的阶级观点后 ，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为原型，主张在封建制度崩溃后，在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赞同君主制、终身制、家长制等。

19世纪30和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时期。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 ；理论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状况，指出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设计未来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不是闭关自守的社会，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联系。在他们的新世界和资本主义旧世界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新世界要通过多种途径从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为此，居民注意学习外语和有关外国的各种知识，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情况，不能让旧世界的旧风尚败坏新世界的新风尚。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把城市建设和经济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改造角度，给整个欧洲的现代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并且这种理论主张城市规模不能够过大了，要接近农村，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城乡的结合。 并且有可能能够的城市中各种矛盾。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重视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建立了各种公共设施。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

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至今，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

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

托马斯·莫尔

格拉克斯·巴贝夫

马布利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

罗伯特·欧文

反乌托邦（Dystopia）是文学 ，尤其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反乌托邦主义描绘的是反面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国赫胥黎所著的《美丽的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

《美丽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描绘了科学主义的乌托邦。具体地说，《美丽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享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1984》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8年写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动物庄园》。

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创作。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1984》描绘了极权主义的乌托邦。

《1984》的内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减少到三个。大洋国、欧亚细亚和东亚细亚，小说是从大洋国展开叙事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位于顶端是老大哥，他是万能的，从不会错的，他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为领袖的内层党，占全国人口的2%，再往下是外层党，底层是普通群众，占大约85%的人口。党有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国家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

政府机关有四个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爱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饿，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负责造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就是真理部中负责篡改历史的一个小人物。他在这种劳动中对极权产生了厌恶情绪，厌恶控制，厌恶泯灭个性的监控体系；女主角朱丽娅也是外层党成员之一，出于共同的厌恶，他们相爱了。爱情挽救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成为他们反抗体制的内心动力。最后“组织”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洗脑。最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爱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彻底被体制的黑暗吞没。

这是一个斗争、背信、恶魔似的残忍的世界，国家的目标是培养仇恨，打击他人，效忠老大哥。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