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庄园》（Animal Farm）亦译作《动物农场》《动物农庄》，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中篇小说，1945年首次出版。

一个动物庄园里，有各种畜养动物。一天，最有智慧的一头老猪麦哲把所有动物都召集起来，号召动物们为了改变被奴役、被宰杀的命运而驱逐人类。这次宣讲后不久老麦哲便逝世了，不过他的思想却在动物们中间流传开来。动物中最聪明的猪成了革命先锋，积极做准备，并且产生了两个杰出的——雪球和拿破仑。

终于在一次偶然的冲突中，动物们将所有的人类都赶出了庄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动物庄园。在两个领袖的带领下，庄园的法律七诫建立起来，动物们从事人类的劳动，努力工作。

猪因为最聪明而成为动物中的管理者，他们最先学会了人类的文字与各种发明，并指导其他动物学习。但其他动物智力不够，无法学会。所以庄园里的所有命令都由猪发出，两个领袖的争论成了必然，他们成为死对头，一个提出任何计划，另一个必然反对。拿破仑有政治头脑，懂得拉拢支持者；而雪球善于鼓动他人。后来拿破仑圈养了9只小狗崽，对他们进行特别教育，暗中将他们培养成自己的杀手。

一次辩论中，眼看拿破仑要败落，他号召这些狗追杀雪球，雪球落荒而逃，拿破仑获得绝对领导权。渐渐地，猪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特权，逐渐脱离了其他动物，蜕变成同人类完全一样的牲畜剥削者，动物庄园的名字被废弃。

奥威尔写作《动物庄园》以及后来的《一九八四》并非偶然，1937年，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以童话形式写成的《动物庄园》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

《动物庄园》作为一部寓言小说，作者所真切感受到的是，所谓的平等、自由实在是有限的、相对的、短暂的，世上没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时代。一群动物带着对理想的憧憬，力图打破旧秩序，本应冲出牢笼，但又跳入了另一个陷阱，他们依然被欺骗，被奴役，被统治，不平等是不变的结局。唯一的区别在于人类农场是人类管理动物，动物农场是动物管理动物，仅此而已。《动物庄园》里最令人恐惧的还是那句话，那被篡改的只剩下一条的戒律：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平等”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时，所谓的平等不过是一句自欺的谎言，所谓的自由也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微贱的平民唯有在困境中沉默挣扎。

小说中关于动物们性格中的贪婪、自私、懦弱、虚荣和愚蠢的描写，明显可以解释为人性中的黑暗面，然而，民众中的主体还是驯服的和不知反抗的，沉默隐忍似乎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拳击手和本杰明。

奥威尔用一个寓言告诉人们：一个革命后的政权，如果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法治，必定异化，必定走向他的反面。革命总是以反专制开始，就像老少校启蒙动物们时所说的：“万恶之源完全在于人类的专制统治”，但专制并不会出革命被打破，甚至相反，革命往往会建立起更强的专制。《动物农场》这个故事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动物农场革命的悲剧，被压迫各奋起革命后，由于缺乏对民主和法制的深刻认识，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制度，最终迎来了个人独裁，生活又倒退回了革命前甚至更差。

寓言也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绝对普遍的表达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模式。寓言不受时间和地域条件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在面对寓言作品时都极易产生共鸣。文学作品的意义从来就不是单一固化的，优秀的小说应有更深远普遍的意义。奥威尔借助寓言的叙述方式，通过简单易懂的故事体现人类的普遍理解力。《动物农场》出版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因而它反映了奥威尔对两大阵营的相同不满。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影射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极权，而应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理解。因而小说有更为复杂深远的喻指——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追求民主与公正。

现实影射

小说的情节看上去像童书一样简单，但却包孕着“一部压缩版的‘联共布党史’，老少校的梦是动物造反的起因。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之梦，《英格兰生灵》即《国际歌》，动物造反是指1917的十月革命。牛棚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人类的武装干涉，大致相当于苏联的内战时期。农场中的两支力量一一雪球和拿破仑间的斗争暗讽苏共党内的激烈争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掀起反托派的运动，开始迫害、驱逐托洛茨基及托派分子。雪球被逐之后，拿破仑继续造风车，尖嗓篡改“七戒”，即苏联推行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第七章讲动物农场的刑讯逼供、血腥屠杀暗指苏联的大清洗时期。小说中的“风车之役”喻指苏联卫国战争，虽然最终战胜德国，但象征着工业化的宏伟“风车”却轰然倒塌。在此期间，动物农场的主人们和人类农场主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勾心斗角，这一段故事大致影射了二战期间，英法、德国、苏联之间相互倾轧，都想靠移祸他国保全自己的政治现实。小说的最后一章写的是拿破仑与皮尔京顿的和解。全书的最后一幕：猪穿着人的衣服，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拿破仑为首的“猪”与皮尔京顿为首的“人”欢聚在一处，他们举起酒杯，觥筹交错间达成全面和解。皮尔京顿和拿破仑的影子重合在一起，原来猪和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对付下等动物。窗外的其他动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谁是动物谁是人。这里猪“异化”为人，暗讽二战之后苏联走上极权之路，与英、美一同瓜分世界。

世界依旧没有发生改变，与小说开头老少校的时代一样，极权统治仍在继续甚至愈演愈烈。奥威尔安排这样的结局，正是照应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对于这种极权统治，奥威尔并没试图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宣扬任何政治性的主张而是单纯地用文学的形式将这种极权的怪圈展现给读者，将文学的艺术性与政治性揉于一处。小说中没有丝毫的政治宣传，却比宣传更加有力，使读者易于接受并对此加以抵制。这也是他的政治寓言小说在文学之外的重大贡献。

荒诞手法

《动物庄园》采用荒诞的手法进行讽刺揭露，整个故事十分荒诞可笑，一群动物竟然具有人的智慧，将农庄的主人赶走，建立起了自己的庄园。这样荒诞不经的事情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公猪拿破仑的杂乱统治，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混乱无章。里面的驴本杰明有点黑色幽默主人公的精神，它虽然很精明，能够看透农庄中的种种卑劣行为，可是他一直保持沉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其实他自己也明白，即使他采取行动也改变不了什么。荒诞的情节、荒诞的角色设置，使《动物庄园》充满荒诞色彩。

反差

奥威尔采用事物前后强烈的反差，揭露事情的本质变化，达到嘲讽的目的。在《动物庄园》中，革命刚刚胜利，动物们制定了“七诫”：1.凡是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2.凡是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3.任何动物不得穿衣服；4.任何动物不得睡在床上；5.任何动物不得饮酒；6.任何动物不得杀害别的动物；7.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可是到了后来，这七条戒律变得面目全非。“农场里其他动物学会A字，再也没有学会第二个字母的了。另外一点是，像羊、鸡、鸭这些愚笨的动物，甚至连七条戒律也记不住。雪球煞费脑筋地思索了一番，最后宣布说，七条戒律的含义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句：“‘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他说这句话包含了动物主义的基本道理。谁能彻底把握这句话，谁就保险不受人的影响。”由此可知，七诫的内容是好的，可是在大多数动物当中，他们根本就记不住七诫是什么内容，更别说去理解七诫的真正含义。从而为后来七诫的不断异化提供了条件。通过前后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到革命在公猪拿破仑的统治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先前老上校提出的民主构想变成了极权统治。

《动物庄园》的故事脉络被评论家分析为与苏联的历史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很多共产党正在或者曾经执政的国家都能看到动物庄园的类似影子。作者在书中借由对动物庄园的发展变化，对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命运的预言也被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和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但《动物庄园》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对历史的预言，这部寓言体小说以文学的语言指出了：由于掌握分配权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无论形式上有着什么样的诉求，其最终结果都会与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诉求背道而驰。

《动物庄园》自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还被改编，以其他艺术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2002年11月话剧《动物庄园》在中戏小剧场上演。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作家。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