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1903年，乔治·奥威尔生于英属印度彭加尔省（孟加拉邦）摩坦赫利（莫蒂哈里）一个政府下级官员的家庭，父亲供职于印度总督府鸦片局，家境并不宽裕，奥威尔自称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偏下，即没有钱的中产家庭”。

1904年，随母亲回英国定居。

1905年，除了父亲仍任职于印度总督府的鸦片局外，全家返回英国牛津的亨利。

1911年，由于无力就读贵族学校，奥威尔只能进入一个二流的私立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等级制、恃强凌弱、规范化、反智等等。学校生活对他日后的性格有极大影响。

1914年，11岁的奥威尔首次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篇诗作《醒来吧，英国的小伙子们》。

1917年，奥威尔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最著名的中学——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对他同情社会底层、呼唤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的奥威尔，由于成绩平庸，无法申请牛津或剑桥奖学金，家庭经济状况无力供他升学，只得投考公务员，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作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权，能够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这一阶段的经历让他细致地观察到了人性中残暴的一面；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产生了反思；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极权主义。在缅甸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并因此离开了殖民警察部队。

1927年，离开公职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辗转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身份和在伊顿公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不过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并且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1928年，开始写作生涯。为搜集素材，在巴黎和伦敦深入底层过穷苦生活。曾在巴黎的一家豪华旅馆做厨房帮工，又到英国肯特郡当农业帮工。这些生活经验后被写入《巴黎伦敦落魄记》；

1929年，退休金遭窃，在俄国饭馆做事，并请伦敦朋友找寻工作。

1930年，回到伦敦。在坎特郡做采摘忽布（一种香料）的工作、家庭教师或书店店员，不断转职。

1933年，以乔治·奥威尔的笔名发表处女作《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4年，以缅甸经验为题材的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在纽约出版，在此之前，没有一家英国出版商愿意接受书稿。

1935年，小说《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由高兰兹出版社出版。几个月后，《缅甸岁月》终于推出英国版，是由高兰兹出版社出版的。

1936年，小说《让叶兰在风中飞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出版。受到当时评论家康普腾·马肯吉注目。为雅德尔菲等杂志撰稿。受比克托尔·高兰兹之托，在一月去北部的谢菲尔德、曼彻斯特、里斯、威根等煤矿工业都市，观察不景气下的工人生活、失业情况。六月，与艾琳·奥修兰西结婚，离开伦敦，移居哈佛郡，写作兼营杂货店。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年底与妻子艾琳一起去西班牙参加保卫共和国的国际志愿军。

1936年十二月，在塞克出版社支援下，赴巴塞罗那，报道西班牙内战。后加入统一工党市民军。在经历了社会底层的生活之后，奥威尔成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参加了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几个月之后，因为喉部中弹而不得不回国休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看到了由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接纳了奥威尔的巴塞罗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包括奥威尔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罗那之后还遭受到共和军的追杀。权力与支配无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反而使奥威尔更加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或者确切地讲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奥威尔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1937年，《去维冈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出版。六月在前线受伤，喉部中弹，回英国休养。

1938年，出版《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该书报道西班牙内战，特别是国际志愿军内部左翼各派的相互争斗。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次报名参军，皆因体检不合格遭拒。后参加国内警卫队。战前写的《上来透口气》出版。

1941年，为英国广播公司主持对印度广播。

1943年，任工党刊物《论坛》的文学编辑，并写专栏《随我高兴》。十一月起开始写《动物农场》（Animal Farm）。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奥威尔受雇于BBC从事有关战争的报道，1944年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奥威尔写成了《动物庄园》一书。

1945年，战时后期任《观察家报》驻欧战地记者。艾琳病死，其时奥威尔尚在德国采访。《动物农场》出版，由于版税收入颇丰，生活开始宽裕，迁至苏格兰西海岸一岛上生活，继续为《论坛》及其他报刊写稿，并开始写《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8年，《一九八四》竣稿，书名只是把该年“四八”颠倒过来成为“八四”。健康状况恶化。

1949年，与索尼娅·布劳纳尔结婚。《一九八四》出版。

由于历史上东西方的对峙，乔治·奥威尔的作品经常被视为反苏和反共的代名词，因而在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封杀。而根据2007年9月4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资料，因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关系，奥威尔被军情五处和伦敦警察厅特别科自1929年起一直严密监视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年仅47岁。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者。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毫无生气，都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总之，都是废话。”虽然奥威尔所作的是政治的写作，但他不信任任何意识形态，他的写作依靠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而是他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这种经验和感觉不是孤独的，而是与他人的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讨厌那些由精英知识分子所设计的社会改造计划和理论，因此，他在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认识时，选用的是普通人能够阅读和理解的文字形式。他憎恨一切政治欺骗，尤其是用文字来糊弄人民的伎俩，所以他自己用一种诚实、真诚的文字来写作。

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写作》），与其他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都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中震颤。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政权，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他因作品中的深刻思想，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有评论家如此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奥威尔以锐目观察，批判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首、掩盖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极权主义，以辛辣的笔触讽刺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者。小说中对极权主义政权的预言在之后的五十年中也不断地为历史印证，所以两部作品堪称世界文坛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他因此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但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皆已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新词，甚至成为日常通用语汇，从而可见奥威尔和其作品在英语国家的巨大影响。

奥威尔认为作家的写作有四大动机：“自我表现的欲望；唯美的思想和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政治上所作的努力（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就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顶峰的可怕的社会。

他曾说：“我之所以写一部书，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些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出自《我为何而写作》）

同时，乔治·奥威尔认为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写作向来是死板、僵硬、没有生气的。奥威尔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没有脱离政治，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作品沦为一般的政治读物或者社会历史文献，而仍然使其保持了很强的文学性。奥威尔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一切事情都无法远离政治。政治本身的气候败坏使得语言也必然遭殃。“如果说思想能腐化语言，那么语言也能够腐化思想。”粗制滥造的现成语言，由于在使用过程中颇为方便，很容易成为一种乏味的模式。“现成的词语，都可能使你的头脑部分地变得麻木，失去思维活力。”奥威尔在《政治和英语》一文中，列举了当时英语写作几大弊病：僵死的隐喻；东拼西凑，添枝加叶；装腔作势的措辞；不知所云的词语。虽然这里讲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英语文风，但是读过奥威尔对这些问题的注解之后，就会发现在当下我们的语言里，上述的其中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奥威尔认为“语言的败坏是可以医治的”，他甚至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则来应付这些弊病。奥威尔从语言入手，希望通过少数人的自觉努力促成语言的基调和风格的改变。面对语言能否影响社会进程的争议，奥威尔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对英语文体的批驳和严格要求，也正反映了他对社会现状改变的期望。

应该看到，奥威尔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他对生活的感受是出于一种敏感的直觉。当他鼓吹“平等、正义”的“不伤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贫困的”社会主义时，他的社会主义“远不是一种明确、清楚的政治或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理经验的粗糙归纳”（潘尼彻斯语）。而他在思想上对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狭，以至于他的同时代人在回忆他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