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参加党领导的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1926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向忠发，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

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

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10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

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后被枪毙。

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根据新编《王明年谱》的记录，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

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同志针对近年有的党史文章就向忠发叛变一事提出怀疑的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本刊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现刊载如下。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当时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面临着安全的紧急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作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他同恩来同志和我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虑到他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常委）当面告他，你千万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见陈琮英同志写跄材料）。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在短暂的刹那间，军警机关按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向忠发。此一情节见1988年5月22日《文摘报》上发表的《向忠发叛变前后》一文，这篇文章所说是与我所知道的情节吻合的。

1979年5月上海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五期上黄玠然（黄文容）发表的《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其中“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一节内对向忠发是否叛变表示怀疑。我觉得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我在1983年9月约黄玠然同志面谈，将我所知道的确切情况告诉他。谈后他同意我所说的情况是可靠的。因属确切的情况，本拟将我们谈话记录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及其他党刊上发表未果。据去年有同志去几个地方搜集材料时听到仍然有人怀疑向忠发是否叛变过。据此，现将我所知道的材料寄上，我这份证明材料请党中央核阅，如何处理向党内外澄清这一确切的历史材料，请酌。

附录一：陈琮英同志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

1931年3月，弼时同志调任中央苏区工作，我仍留在上海。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约二、三个月。因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将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当时不知去何处），同时将我与向的小老婆杨淑珍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我们当时互不相识，后知道都是因向忠发叛变才被捕的。

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胡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被押送龙华监狱，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出狱。

向忠发叛变使我被捕，也使我经受了考验。向忠发叛变是铁的事实，不容怀疑，对此我如实向中央反映。1988．2．8

附录二：《文摘报》刊登的《向忠发叛变前后》一文

向忠发（1880—1931年），湖北汉川人，曾做过徒工、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入党，党的“六大”时，他被选为党的总书记。1931年４月，党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总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给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各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切断了顾当时所能知道的一切线索。总书记向忠发也另迁了住所。当时和向同住在一起的有其姘妇杨秀贞以及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不久，形势更加险恶，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向忠发送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提出要见杨秀贞一面。起先，中央没有同意。后来，由于他坚持要见，组织上便明确要求他：上午去，下午一定要赶回来。但他6月21日上午去后，不仅在杨处吃了饭，而且还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向忠发准备离开，当他去附近一家汽车行叫车时，认识他的车行会计为图一笔赏金，去特务机关告发了他。向忠发遂被捕。向忠发被捕后，党中央准备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很快就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他叛变后，首先供出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她和杨秀贞被捕。同时，特务还在向忠发的引带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住处（幸好周、瞿等人早已撤离）。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还亲自出面对质，并对陈说：“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了。”上海的敌人原本想利用向忠发的叛变，一举搞垮我党中央，但由于周恩来等及时采取了措施，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正在这时，他们接到了蒋介石下达的“就地枪决”的命令，于是，于6月2４日将向忠发处决了。

　（原载《周末》４月9日苗宁文。见1988年5月22日《文摘报》）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热衷权力，却缺乏领导才能；他成为革命的掌舵人，却把握不了正确的航向；他掌舵3年，却没有丝毫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幸被俘，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曾和他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作“节操还不如个妓女”的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