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保山（1915年10月—1972年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江西省赣县人。193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前曾担任广教寺村团支部书记，共青团赣县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赣南省少队部政治训练员，红九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二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组织股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总支书记，晋察冀抗大第二分校第二大队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延安军政学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陇东警备第五团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八五旅五团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41军一二二师政委，第四野战军第41军一二二师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政治部主任兼粤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副政委、政委，志愿军第46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政治部第一主任、军区副政委，解放军总参三部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等职。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15年10月，吴保山出生于江西省赣县石芫乡广教寺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原名巫保山，又名吴宝山。七八岁时，吴保山就开始放牛、砍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10岁以后，吴保山在亲戚的资助下，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学过《孟子》、《论语》、《幼学》、《增广贤文》等古书，打下了一些认字、写字的文化基础。

1929年，赣南农民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村镇里举起了红旗，成立了农民政权。

1930年4月，吴保山的家乡组建了各种群众团体，吴保山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他带着儿童团员们到处去打菩萨、斗土豪、毁神像、收烟枪、捉吃鸦片烟的人，同时还训练大家上课下操。同年初冬，吴保山经乡主席江德顺和党支部书记巫秀元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9月，吴保山任本村团支部书记。

1932年，吴保山任共青团赣县区委书记。

1934年1月，吴保山任共青团赣县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由于他工作积极肯干，在扩大红军和建立青年团的工作中成绩显著，4月，吴保山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学的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治常识和党的建设3门课。这些知识对于刚刚离开农村、没有多少革命知识的吴保山来说十分新鲜。他如鱼得水，刻苦学习。5月，吴保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的吴保山被调到于都任赣南省少队部政治训练员，除了做少先队工作外，主要是做扩大红军的工作。10月，吴保山从于都调回中央团委，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九军团中央工作团团员。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前大部队出发时，吴保山不知道是长征，只知道是打游击。当时，李富春在全体团员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指示大家不要小包袱去，大包袱回来，意思是不准乱拿东西。会后，吴保山和其他团员一起到红九军团政治部报到。在那里，他认识了罗炳辉、黄火青等同志，随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除打仗外，白天黑夜都是行军，要求一定跟上大部队走，不能掉队。吴保山年纪小体力差，每天都感到十分疲倦，但他坚持不掉队。由于他是中央工作团团员，每次大部队出发前，别的同志还在睡觉，他就得与先头部队的战友一起早早地上路了，负责做好沿途的发动群众工作。部队驻扎休息时，吴保山也不能马上休息，还要联系当地群众，宣传和组织动员群众支援红军，了解民情、敌情等等。

1935年，部队行进到贵州后，中央工作团名称撤销，合并为红九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吴保山任科员，后任科长。当时除打仗外，地方工作科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协同部队筹集粮草，扩大红军，调查、没收和分配地主财产给当地群众，以及安置伤员等。打土豪时，因时间紧迫，吴保山他们难以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只是见到房子高大华丽的就贴上布告，处理完后很快又要行军打仗。部队打到云南宣威时，他们曾将火腿公司里的大量火腿没收分给当地群众，群众非常高兴，踊跃地参加红军。尽管当时部队牺牲减员较多，但仍能不断地得到补充。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吴保山所在的红九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8月，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吴保山随红三十二军被编入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过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乡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的右路军会合。红军过雪山草地时期艰苦卓绝，雄伟壮烈，经历的时间最长，达16个月，占红军两年长征时间的五分之三。由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吴保山所在的部队被迫三次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吴保山已担任地方工作科长。有一次，他带领几个科员去筹粮，在地广人稀的草地，筹粮已很困难，不巧的是途中还遇上了土匪，形势非常危险。他们几人一面打一面撤，后来还是部队赶来才解了围。还有一次，吴保山他们遇到了一条约30多米宽的河，河上没有桥，附近也没有船，也不知道河水有多深，能不能徒涉过去。当时，有位同志提出，会游泳的人下河试试水深。好几个人自告奋勇前去探路，其中一位游到河中央水深处时扑腾了几下就不见了，其实不是他不会游泳，而是因为长时间忍饥挨饿，体力太差了。牺牲了一个同志，大家很难过。这时，吴保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探路的人抱住一根碗口粗的树干，再将连接起来的背包绳捆在他的腰上，以便随时将他拉回来。就这样，经过几次试探后，终于找到了一条能趟水过河的路径，大家手拉着手慢慢地过了河。后两次过草地比第一次更困难了，别说粮食，附近的野菜都被挖光吃光了，吴保山连皮带都煮来吃了。就在这时，他还得了疟疾，开始时还能拄着棍子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后来就完全走不动了，最后是战友们用担架把他抬出了草地。当时，吴保山毕竟年轻，抵抗力强，吃点草药，病也就慢慢好了。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吴保山还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立场坚定地站在党中央的一边，敢于在军政治部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草地的环境虽然艰苦，但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战胜困难的武器。吴保山觉得过草地时的露营生活别有风味。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地势稍高，比较干燥的地方，就是最理想的宿营地。当落日的余辉照得草原泛着金光的时候，红军战士面黄肌瘦的脸上，都显出愉快的神情。队伍一停下来，有的同志端着盆子去找水；有的用树枝掘坑搭灶，要是地面坚硬，用树枝掘不动，就用干牛粪来垒。盆子在战士们手里，真是“物尽其用”了：端水用它，拾干牛粪（当柴烧）也用它，等火点燃了，把它往灶上一放，就成了烧水做饭的锅。一切准备好了之后，一个同志烧火，其余的人就一面闲谈，一面挑选沿途采来的灰灰菜，准备晚餐。身强力壮的人，则自动去接掉队的同志。这时，一缕缕炊烟袅袅上升，萦绕在草原的上空。草原就像一个拥有很多人口的村镇，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炊烟给吴保山他们带来了愉快，劳累了一天，看到它就会想到吃东西、休息。可在草地上，这炊烟来之不易，干牛粪不易点燃，烧火的同志恼火极了，先是蹲在地上，伏下身子去吹，累得头晕眼花也不行，后来就索性趴在地上，把嘴凑在牛粪跟前吹。烟熏得人眼泪直流，牛粪的气味呛得人直恶心，大家看着干着急，使不上劲，因为谁也没有烧牛粪的经验。往往是在“饭”快做好的时候，掉队的同志也赶到了。大家总是一跃而起，带着愉快和友爱，跑上去抱着，拉着，让出最好的位置叫他们休息，就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晚餐了，吴保山他们围在一起吃野菜，虽然还带着炒面，但不多。不到找不到野菜的时候，谁也舍不得动，可是对于身体弱、有病的同志却表现得非常慷慨。即使他们不吃，大家也得像发命令一样叫他们咽下去。吃完了就睡觉，睡在草地上，燃着一堆堆的篝火，宛如天上的繁星，闪闪发光。战士们围着火堆横七竖八地躺着，在寂静的夜里，除了呼噜噜的鼾声外，听不到别的动静。有人逗趣地把李白的诗《思乡》后两句改了4个字：“睁眼望明月，低头入睡乡。”用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要是在大树林里宿营，那就是吴保山他们最大的幸福，但这只是快出草地的时候才遇到过的。在树林里，拾柴、做饭、取暖都比较容易，而且树枝茂密，又遮露又挡风，像个天然的大房子。一堆一堆的火光，把树林子照得通红，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战斗的英雄……这嘹亮振奋人心的歌声，此起彼落，四处飘荡，好像在参加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大家忘却了一天的疲劳，整个森林草地，充满一片欢乐的气氛。遇到这样的夜晚，吴保山他们就吃它一顿“上等饭”。所谓“上等饭”，就是白水煮牛肉，煮的时候香味扑鼻，很想要吃它几大碗解解馋。喜欢吃辣椒的同志，拍着大腿直后悔：“早知道有煮牛肉，怎么也要带几个辣椒来！”但吃的时候，大家就皱眉了，油盐都没有，又腥又臭，弄不好，还要吐出来。躺倒在树林里，确是很美，比露天暖和多了。难得这样的机会，吴保山他们都想睡个够，捞捞本。第二天醒来，身上还是湿漉漉的，活动一下酸痛的四肢，拍掉身上的草叶和泥土，队伍又继续前进了。伟大艰巨的长征，对吴保山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二万五千里的烽火征程，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也让他从习惯于地方工作的生活，转到习惯于集中统一的军队生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扩充了两个师。9月，吴保山任红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6年，吴保山任红三十二军组织部部长，2月任党委委员。

1937年8月，吴保山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组织股股长、总支书记。9月，吴保山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二大队学习。

1938年2月任延安游击干部训练队政治指导员。5月，吴保山任抗大四大队总支书记。

1939年1月，吴保山调任晋察冀抗大第二分校第二大队协理员、政治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

1940年4月，吴保山在分校党员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5月，吴保山回延安。6月，吴保山到总政组织部帮助审查七大代表。

1941年2月，吴保山任延安军政学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总支书记。

1942年4月，吴保山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3年2月，吴保山调任陇东警备第五团政治委员、党委委员。

1944年，吴保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八五旅第五团政治委员。

1945年4月至6月，吴保山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吴保山随干部大队到东北。

1946年2月至1947年12月，吴保山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师长蔡正国）。

1948年1月，吴保山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同年11月至1949年3月，吴保山任东北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一二二师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师长周光）。

1949年3月至9月，吴保山任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一二二师政治委员（师长田维扬），参加了本溪保卫战、新开岭战役、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一二二师进城担任警卫任务。部队入城前，田维扬师长和吴保山政委深入连队做思想工作，反复教育部队：宁啃高粱面馍，喝“扎牙根”的冰水，也不能违反“入城守则”。初春时节，北平依然寒风刺骨，但指战员们齐刷刷地睡在胡同里、屋檐下，冻得全身发抖、嘴唇发紫，也没有一个人去敲老乡的门。驻地群众见状感动得无以言表，有的腾出房间，请指战员们入住，但他们“三请三不进”；有的给指战员们送饭、送烟，但他们“三送三不收”。看惯了旧军队作威作福的北平市民，由衷称赞他们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

1949年12月至1951年春，吴保山任中共西江地委常委。

1950年9月至1952年5月，吴保山任中共潮汕地委常委。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吴保山任第41军政治部主任兼粤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1951年5月起）。

1951年1月至1952年10月，吴保山任第41军党委常委。1951年10月至1952年1月，吴保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副政治委员、党委常委（军长杨梅生）。

1952年1月至1954年6月，吴保山任第46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军长杨梅生、肖全夫）。同年，吴保山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46军政治委员（军长肖全夫）。肖全夫和吴保山在军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全军上下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每个指战员都为能当上“最可爱的人”而感到莫大光荣。

1954年2月至1958年1月，吴保山任志愿军第16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军长尹先炳、潘焱）。1954年4月至1955年4月，吴保山任第九兵团党委常委。在此期间，吴保山指挥第16军协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为中朝人民的友谊谱写了新篇章。抗美援朝时期，吴保山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9月，吴保山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财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2月至1960年4月，吴保山回国后被选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1960年5月至1962年9月，吴保山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60年12月至1962年10月，吴保山任军区政治部党委副书记。1960年8月至1967年6月，吴保山任军区党委常务委员。

1961年3月至1964年3月，吴保山任沈阳军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2年9月至1964年8月，吴保山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主任、政治部党委书记。

1964年8月至1967年6月，吴保山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

1966年1月至1967年8月，吴保山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1967年6月，吴保山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69年6月，吴保山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1972年1月24日，吴保山因病在福州逝世，终年57岁。吴保山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1960年11月，沈阳军区《前进报》记者发现了雷锋这个典型，迅速组织力量对雷锋的事迹进行报道。吴保山获悉后，当即指示：“这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典型，要做好宣传，推动部队建设。”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宣传雷锋，树立起雷锋这面旗帜，吴保山亲自带着工作组，到雷锋所在的汽车连蹲点，一住就是两个星期，与雷锋同吃同住，常与雷锋谈心。在深入走访了雷锋所在部队周围的群众后，吴保山发现雷锋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士却有高尚的品格，经常做好事不留姓名，在群众和部队有非常好的口碑。吴保山被雷锋深深地感动着，不时交代随行的人员一定要认真整理、总结雷锋事迹，把雷锋的精神内涵给挖出来，在军区上下掀起学雷锋的高潮。雷锋的先进事迹迅即被敏锐的记者捕捉，两张深入人心的照片“雷锋端枪、擦车”的形象和著名通讯稿《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迅速出炉。1962年8月15日上午10时，雷锋牺牲。事件发生后，一部分军区领导主张把雷锋的牺牲定性为一次意外事故，认为出了事故死了人就不能再宣传了，否则会起反作用。吴保山认为雷锋是因公殉职的，不能把这次意外简单地定作事故处理，而应作为先进典型继续宣传，大力号召广大军民向雷锋学习。最终，在吴保山的极力主张下，赖传珠政委最后拍板：继续宣传雷锋，并上报总政治部。当年8月17日，社会各界举行“公祭雷锋同志大会”，数万群众自发前来为雷锋送葬。赖传珠委托吴保山代表军区党委前往祭奠送行。8月23日，《前进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公祭大会的消息，刊登了大会的照片和雷锋同志的简历。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批准授予雷锋所在连队四班以“雷锋班”称号。1月8日，根据吴保山提议，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决定》。2月9日，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学雷锋。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通知，号召全国青少年学雷锋，《人民日报》等报纸大量报道雷锋事迹，学雷锋活动全面兴起。

抗美援朝时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