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聪教授(1918.11-2011.8),优秀教育家、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直管联系专家。广东蕉岭人。1942年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46年5月。1946年9月至1949年7月，先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广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9年10月任广州军事接管委员会中山大学接管小组联络员。接管工作结束后，任中文系副教授。

1932年至1938年先后在蕉岭县立一中、汕头市立一中学习。1938年至1943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3年1月到职至1946年5月为止。1946年9月至1948年7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在桂林广西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1949年10月任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山大学接管小组联络员，接管工作结束后留校任中文系副教授。1952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兼任中文系副系主任，1960年经教育部批准为华南地区高等学校第一批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1983年11月至1996年7月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1978年10月至1989年12月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84年辞去系主任兼职），1989年办理退休手续，继续返聘指导研究生，为研究生开课，1992年10月起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4年离职，正式退休。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鲁迅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新文学学会会长、丘逢甲研究会会长等社团职务。

2011年8月17日上午10时，吴宏聪先生病逝，享年93岁。

吴宏聪，蕉岭三圳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原主任、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

1938 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吴宏聪随老师、语言学家王力到中山大学任教，把大好年华奉献在中大的教坛和学术构建上。

他对家乡的发展建设特别是教育事业给予深深的关注，拿出稿费给母校作奖教奖学金，捐资重建校舍。

他是丘逢甲研究的专家，前后出版了两辑《丘逢甲研究》，还策划国学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丘逢甲集》，并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促成了《丘逢甲集》的编修工作。

所谓大隐隐于市，一位一生追求学问、教书育人的书生，在中山大学的康乐园里耕耘了60多年，8月17日，他的离世像坠落的星星，在天空划出一道光华，令世人瞩目、缅怀、叹息。这位令人敬重的长者就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原主任、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宏聪教授。吴宏聪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是那个特别年代的见证者，他又是上世纪40 年代成长的梅州籍学人的杰出代表之一，身上闪烁的是倡导学术民主的精神，秉持的是严谨的治学作风，骨子里是坐得住冷板凳的韧劲，他的离去，留下的是需要仰视的知识分子思想标杆。

学术渊源来自西南联大

吴宏聪先生是蕉岭县三圳镇人，出生于华侨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往南洋荷属地（今印尼）谋生。另外吴宏聪的叔父吴伟康是著名的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社长、蕉岭县参议会参议长。吴宏聪1918 年出生于南洋荷属雅加达，幼年时因其父去世，兄妹二人与母亲一起返回祖国，并在蕉岭度过少年时代，接受初、中等教育。

吴宏聪1938 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其时正是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因日寇的入侵，大片的国土沦陷于侵略者之手，位于华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往南迁移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决定，将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年秋季迁往云南昆明。据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的回忆录 《读史阅世六十年》记载，是年底，到昆明报到的学生，计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此外尚有北大和清华联合招考所取新生及他校借读者共有学生1452人。吴宏聪先生应该就是北大和清华联合招考的那批学生之一，加上他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任助教三年多，所以今天清华大学中文系网站上的教师名录里有他的名字，被视为清华大学的校友。吴老去世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来唁电，除了是对前辈学人表达敬意外，或许还有校友的渊源因素。

艰难的岁月，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精神的丰富，西南联大的教学传统是“宽容对待学生，鼓励学术自由，提倡学术民主”。更幸运的是吴宏聪遇到了一批名师，朱自清、罗常培、胡适、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唐兰、郑天挺、余冠英、陈梦家等组成强大的教师阵容，其中杨振声、王力、沈从文、闻一多对吴宏聪的影响最大，除了帮助他打好治学基础，更重要的是树立一种严谨的学风和民主的学术精神。

当年吴宏聪在西南联大做毕业论文时，题目是 《曹禺戏剧研究》，导师是杨振声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当他把论文纲送给杨、沈两位导师审阅时，杨先生不同意其中一些观点，而沈先生却认为论文提纲尚有可取之处。论文写好后，吴先生不敢去见杨先生。没想到，几天后杨先生却主动找到他，问明缘由，杨先生说：“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我尊重你的观点，作为你的导师，我要帮你完善你的观点。我尊重你选择的权利。”这种教诲影响了吴教授的一生，使他在对待学生的学术探讨时继承了这一优良的学风，与那些动不动以导师自居、把学生视作廉价研究工具，成果一出辄据为己有的学霸相比，境界何止天壤之别。

吴先生爱好体育，年轻时就是个体育迷，喜爱足球、排球等运动，有一次闻一多到吴先生宿舍，看到摆的都是篮球、足球、羽毛球，便责问：“你的文房四宝呢？”吴先生立即意识到自己在运动上分散了太多精力。”对老师的提醒，吴宏聪牢记在心，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术积累上，后来他著有《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就是出于对老师教诲的一种感念。

据中大中文系教授吴锦润回忆，吴宏聪先生曾为他负责编写的《大学语文新编》一书作序，为了写千字的序文竟用了8 天的时间，字斟句酌，连标点句读都仔细修改检查之后，方才交稿。其中丝毫没有冠冕堂皇的客套话，都是中肯的点评。这种严谨、负责的治学精神正是西南联大学子的优良学风。

桃李满门 余泽流芳

1946 年西南联大解散后，吴宏聪随老师、语言学家王力到中山大学任教，除短暂的一段时间外，把大好年华奉献在中大的教坛和学术构建上。吴教授带出来的一批学生，现在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导陈平原教授，中山大学博导黄天骥教授、中山大学博导吴定宇教授、中山大学金钦俊教授。

现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求学时，吴宏聪担任中文系的副主任，“真的是爱生如子。”1984年，刘斯奋写作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门柳》，吴宏聪给他写了很多书信进行鼓励 。“读书时我和吴老师的交往并不算很密切，但他对学生的情感完全不带半点功利性质。”刘思奋说。

原广州市政协主 席朱振中1964年进 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求学。朱振中记得，读大二时作为写作课成绩最好10 名学生之一的他被进行个性化培养：“我们与当时的媒体进行课题研究，由写作教师进行因材施教。”可惜不久后，“文革”开始，这个文学评论组的师生均被批判为 “修正主义”。“大家很委屈，不服气也很茫然。吴老本身也被批斗，但他却悄悄和我说，‘不用怕，这不是修正主义。振中，这种挫折不要老记在心里’。”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著名学者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吴宏聪的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他表示：“吴老师是大转折时代的人，他身上体现的眼光和胸怀，传承了上一代人的格局和胸襟 。”他描述吴宏聪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热爱家乡潜心研究丘逢甲

他曾任中大中文系系主任22年，专注于鲁迅、丘逢甲研究，著有《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丘逢甲研究》（第一、二辑）等，参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等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

作为一名学人，吴宏聪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学究，对家乡的发展建设特别是教育事业给予深深的关注。1984年，他回到阔别40多年的故乡三圳镇东岭村，当他来到牖民学校，看到学校办学条件较差时，他感慨万千，便拿出稿费7000元给母校作奖教奖学金，他谦虚地说：“我是个教书匠，这些钱虽是‘杯水车薪’，不足为道，但是我的一片爱心。”随后，他和乡贤吴炳连先生共同发起重建校舍，自己捐资近10万元，动员在印尼的妹妹吴宏燕和妹夫蓝德良捐建30万元建德良楼。两年后，牖民学校新校建成，他应乡亲之请，为学校炳兰教学大楼、德良楼、校友楼题写校名。

这些年来，吴教授不但关心教育事业，并对家乡的农田水利很关心，他带头捐资10万元及动员乡亲、姐妹捐款修建水圳和桥梁等。

吴教授是丘逢甲研究的专家，认为丘逢甲是家乡的抗日英雄、教育家和诗人，是蕉岭县乃至客家人的光荣和骄傲，所以寄爱国主义精神于学术研究，盼望祖国统一。1983年，在纪念丘逢甲诞辰 120周年活动时，他积极撰写论文，参与筹办工作，请商承祚为纪念丘逢甲活动题词，之后的四次丘逢甲学术研讨会他都策划主持。

1996年1月10日，省丘逢甲研究会成立，吴宏聪教授担任会长，前后出版了两辑 《丘逢甲研究》，1999年，他还策划国学古籍整理 “十五”规划项目 《丘逢甲集》，并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促成了《丘逢甲集》的编修工作。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台湾研究所、广东省社科院、广东省丘逢甲研究会与台湾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4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吴宏聪已91岁高龄，虽身体不好，仍前来参加开幕式，当他由家人扶着来到大会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因研究丘逢甲而与吴宏聪结下深厚友谊的省丘逢甲研究会理事、蕉岭县丘逢甲研究会会长汤国云认为，吴教授是一个平凡的大师，他以平常心待人，一代风范感人至深，对家乡建设十分认真，哪怕是一些小事也吩咐得很清楚。他还专门写信，言传身教，给汤国云等人很大激励，蕉岭县对丘逢甲研究的成果都凝聚了吴教授的心血。

记得去年梅州日报社与市方志办主办的纪念古直诞辰125周年座谈会上，中山大学的李吉奎教授对时下的年轻人不愿投身学术研究的现实有点担忧，希望家乡的社会各界给予关注，提倡青年人潜心学问。他形象地举例，20多年前的中大，梅州籍的教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缺了他们，正常的教学将受到影响，而今，这样的盛况不再。吴宏聪所处的正是那个鼎盛的年代，这位知名学者的离去，留下的除了怀念，还有一丝惆怅。

（1）《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论文集，1998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教育部“七五”科研规划项目之一，主编1994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3）《岭南文论》第一辑（主编，1994年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4）《岭南文论》第二辑（主编，1996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5）《丘逢甲研究》第一辑（与人合作主编，1986年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6）《丘逢甲研究》第二辑（与人合作主编，1997年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7）《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与人合作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

（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与人合作主编，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9）《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与人合作主编2000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0）《丘逢甲集》（编委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十一”重点项目之一，2002年岳麓书社出版）。

又一位大师仙逝，他曾是闻一多、沈从文最喜爱的学生，中大中文系“品牌”的奠基人。

今日下午3时，我国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中山大学教授吴宏聪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广州市殡仪馆白云厅举行，并将于下周日下葬。

惊悉吴宏聪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习近平、刘延东、李源潮、张高丽、张德江，朱镕基、吴官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组部、教育部等有关负责人纷纷发来唁电、献上花圈，为吴老送行。

据中山大学校方介绍，吴宏聪为中组部直管专家。在中组部办公厅发来的唁电中，习近平、李源潮同志和中央组织部领导对吴宏聪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致以慰问，并分别以个人名义送上花圈。

自18日不幸辞世以来，他的学界同仁、学生及家人以各种方式吊唁，致以哀思。位于中山大学东北区331号的家中摆满花圈。据治丧办公室介绍，吴宏聪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今日举行。

吴宏聪先生去世后，他将会被安葬在哪里？昨日下午，吴老的二儿子吴嘉乐表示，父亲将安葬在母亲身边，即广州东郊的祥景陵园。

20多年前老伴去世时，吴老即决定和妻子合葬。吴嘉乐说，父亲跟母亲的感情深厚，母亲去世20多年，他每年都去扫墓。

“面对死亡，父亲看得很淡然。”吴嘉乐说，早在几年前，父亲就要学生把自己的铭文刻在母亲的墓碑上。当时他的学生曾十分犯难，吴老却始终泰然处之。

吴宏聪享年93岁，家人和学生认为，长寿与他豁达淡然的心态有关。中大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张振林，曾写过一副对联赠予吴宏聪：“从容潇洒仁且志，知足常乐寿亦康。”

“国礼”赠徒孙以鼓励后进

■为人

吴宏聪生前十分低调，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只是一个教书匠，只是一个老师，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在学生们眼中，吴宏聪被评价为“中文系最大的凝聚力”，因为他空前绝后地当过22年中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他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他的人格思想也影响到学生。学术界的同仁、同事和学生们都称他为“仁厚师长”、“赤诚的朋友”。“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追忆恩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钦俊深情地说。

吴宏聪在中大执教数十年，学生遍布各行各业。著名学者中大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原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广东省宣传部部长林雄都是他的学生。

早些年，聚会时最为传奇的是，吴宏聪能准确叫出每一位学生的姓名，甚至是籍贯和爱好、求学期间的学习情况、恋爱故事。多少届桃李，多少年风霜，同学之间都相互忘却的往事，老师却还记得，这使学生颇为感动。

一次，弟子吴定宇的一位博士生去拜访“师公”。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后生，吴宏聪二话不说，便赠与了一套贵重的《沈从文全集》。这套丛书价值不菲，本是专门赠送给外宾的“国礼”，这让学生受宠若惊。

晚年研究丘逢甲以寄情怀

■治学

吴宏聪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先后受教于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王力等大师，后留在群英辈出的西南联大当助教。

来到中大中文系后，吴宏聪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鲁迅先生在1927年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和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希望能把他的风骨一直留在这里。中大中文堂落成时加建了鲁迅广场，也是他和教授们一起努力争取的。

上世纪70年代，吴宏聪作为广东省鲁迅研究小组的副组长，曾在故纸堆中发现了鲁迅的轶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这对完善鲁迅的文献无疑是最大的贡献。

在老师的带动下，1979年入其门下的嫡传弟子、中大中文系教授邓国伟后来也走上了研究鲁迅的道路，也慢慢理解老师何以在退休后选择研究丘逢甲。“地方先贤的独特价值有待发掘，这也是老师爱国爱乡的体现。”二子吴嘉乐则认为，父亲晚年研究丘逢甲，除了同为客家人，也是寄爱国主义精神于学术研究，盼望祖国统一。

但由于各种原因，吴宏聪编纂的《徐志摩全集》一直不得出版，邓国伟感叹：“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不主张学生急于求成

■育人

在学术造诣上，吴宏聪一直强调要“厚积薄发”。邓国伟说：“他不主张我们急于求成随时发表文章，但火候成熟时，他甘于为学生做推荐人。”吴宏聪还时常让学生校对文稿，希望他们安于寂寞，在日积月累中做好学问。至于学界时有的抄袭现象，他深恶痛绝，一再告诫学生不可为之。

后来由于职务要求，这个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不得不把学术研究的精力分到行政中，教书时间减少，但“益人”从不落下。

德诚于中、礼形于外，吴宏聪的举止十分儒雅，走路时衣襟带风，学生们都非常仰慕他的翩翩君子之仪。上课时，老师讲解流畅从容不迫，施其生评价，“他不是那种随手拈来洒脱不羁的老师，他之前的准备一定十分周密。”

家传就是要多念点书

吴宏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二子吴嘉乐追忆：“他是个教书匠，鼓励我们要学习，要给后一代留下最好的东西是知识。”

上世纪70年代，吴嘉乐从广雅中学毕业后就赶上“上山下乡”。他分配到新会县当知青，一去就是5年。下乡那几年，父亲很鼓励他去念中专、大学，甚至出国。“如果说有什么家传，就是要多念点书。”

兄妹三人后来分别考入中大历史系、外语系和华工化工学院橡胶专业。吴嘉乐和妹妹后来还都远赴国外求学。

“儿不嫌娘丑。”吴老生前多次讲过的这句话，让吴嘉乐印象极深。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很容易自我否定，觉得外面世界很精彩，本国的价值观、传统不如西方。吴老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儿不嫌娘丑。第二句，努力工作，不要一味抱怨。

吴老最后10年

拿着放大镜也坚持读报

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吴宏聪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日下，但他达观从容，还经常拿死亡开玩笑：“我这两年死不了。”期间，学生邓国伟、金钦俊常常来看望，他总是关心地问起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现状，对自己的身体不以为意。

多年来，只要学生来探访，吴宏聪必“回访”。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在家人的搀扶下巍巍地上了高楼。80多岁时，吴宏聪还拎着果篮，爬上6楼看望患了肺癌的学生王晋民。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差不多听不见了。为了和学生交流，他弄了块小黑板，像教书匠一样用粉笔刷刷地写。

医生为了让他修养，禁止他看电视，但他硬是拿着放大镜，一天要看完6份报纸期刊。《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上的国家政事和民生大事固然是必读的，《文学报》和《文艺报》的专业动态也不可丢。即使在身体最衰弱的时候，他也一定要把标题看完。

叔公：吴炳连

妻子：黄慕兰

妹妹：吴宏燕

长子：吴行赐

次子：吴嘉乐

女儿：吴珣玮

孙女：吴嘉星

吴宏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兄妹三人后来分别考入中大历史系、外语系和华工化工学院橡胶专业。吴嘉乐和妹妹后来还都远赴国外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