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鉴，字若水，祖籍安徽歙县，毕生致力于人体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确定了中华白蛉是我国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长期深入病区，坚持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综合防治措施，为我国基本消灭黑热病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证明了中华按蚊和微小按蚊分别是我国南京地区和广大南方地区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为该地区防疟工作打下了基础。他还长期潜心医学科研组织管理和人才培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研教学人才。 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漫漫求学路

吴征鉴于1909年7月10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封建家庭。14岁以前，他一直在家中读书习文，14岁时（1923年）才入校读书，就读于圣公会办的扬州美汉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扬州市掀起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然而，美汉中学校长无理地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吴征鉴随同学们愤而罢课离校。同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预科，第二年进入动物系。大学快毕业时，因家境没落，不得不在该校细菌教室（今称细菌学教研室）做些助理工作，挣得一些报酬，维持到学业完成。1931年1月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因学习成绩优良，留校任动物系生物学助教，时间达两年之多。

自1933年至1959年，吴征鉴一直从事人体寄生虫学及医学昆虫学的科研工作。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先后在江苏省南京、淮阴、高邮、苏州、嘉定，湖南省长沙，广西省南宁，贵州省贵阳，云南省昆明、芒市（今潞西）、孟定，四川省重庆等地区，进行黑热病及其媒介白蛉，疟疾及其媒介按蚊的调查研究。1935年，赴新加坡参加国际疟疾研究班培训，1945年又赴印度加尔各答热带病学院学习寄生虫学及医学昆虫学。由此，奠定了他毕生为防治寄生虫病而奋斗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十多年里，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始终坚守在防治工作的第一线。直至建国前夕，他仍留守在嘉定苏南地方病防治所，兼所长之职。南京解放不久，中央卫生实验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接管，他受命返到该院工作。该院于1950年，由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接管，成立了院务委员会，吴征鉴被选为副主任委员。1950年秋，中央卫生部接管了该院，将寄生虫学研究部分留在南京，同年11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由洪式闾任院长，吴征鉴任副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十分重视并开展前所未有的防治与研究工作。吴征鉴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地投身于消灭黑热病的战斗。1955年秋，他奉命随中国医学代表团到苏联塔什干参加地区性病理会议，同年被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加入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吴征鉴是中国从事黑热病媒介——白蛉研究的元老，是中国著名的寄生虫病学家和医学昆虫学家、一级教授。他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在中国大部分黑热病流行地区可以推广的杀灭白蛉的方法，为中国基本消灭黑热病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的研究工作还涉及疟疾及其蚊媒、血吸虫病、丝虫病等方面。吴征鉴的论著较多，1956年与王兆俊合著了《黑热病学》，去世前不久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先后共发表论文52篇。吴征鉴主办的寄生虫病高级师资训练班和专业防治人员短期进修班，为中国培养了许多寄生虫病教学和防治研究的高级和中级专业人才。

委以重任

1959年，吴征鉴被调到北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处处长，1978年经国务院任命为该院副院长。他晚年全力以赴领导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并注意总结经验，作出了一定成绩。在此期间，他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寄生虫学的发展，并兼任国家科委预防医学专业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疟疾专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北方地方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昆虫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北京市科学学会理事等职。1982年，他受聘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特别计划的咨询委员。

吴征鉴为祖国医学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确定中华白蛉是中国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黑热病是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五大寄生虫病之一，流行于长江以北的1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根据1951年的调查，估计当时全国有53万病人。

探索的过程

吴征鉴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开始致力于中国黑热病的防治研究。当时，他与同事们在最严重的黑热病流行区——江苏省淮阴县一带，深入农村，对该地区的发病率、流行分布及传病蛉种作了系统的调查，并在实验室内人工感染传播黑热病的媒介白蛉和模型动物，以阐明中国黑热病的流行环节。那时，他没有固定的住家，不顾子女被染病的危险，带着他们一个疫区、一个疫区地进行调查，哪里有病人就在哪里安家。他经常到病人家里采集吸了血的中华白蛉进行解剖。1936年至1941年间，曾多次发现中华白蛉的胃中有自然感染的利什曼原虫前鞭毛体。他们将此鞭毛体接种于仓鼠（地鼠）腹腔内，成功地制成了黑热病的动物模型。他们又用实验室内羽化的中华白蛉吸黑热病人和受染的仓鼠的血，到第六天时解剖白蛉，在其胃中发现利什曼原虫前鞭毛体。他们还用自然感染的中华白蛉叮咬正常仓鼠，也获得感染成功。这些实验都证明中华白蛉可以传播黑热病。他们又以中华白蛉、江苏白蛉和蒙古白蛉叮咬病鼠，然后再叮咬正常仓鼠作人工传播试验，结果只有中华白蛉能将利什曼原虫由病鼠传给正常仓鼠。他们经过周密调查，发现凡是有黑热病流行的地区，必有中华白蛉存在，而且必是当地的优势蛉种，中华白蛉的自然感染率和人工感染率都很高。他们还发现，中华白蛉有家栖习性，能在室内孳生，与人的关系密切。根据这些理由，他们确定中华白蛉是苏北一带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抗战下的探索路

抗日战争期间，吴征鉴辗转于华东、华南及西南一带。他继续收集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海南岛等地的白蛉标本，发现了一些新的蛉种。他一一将这些新蛉种加以描述，定名发表。他在南方发现的白蛉种类虽多，但均为平卧毛类，为不吸人血的野生蛉种。在南方有些地区他也曾查到有中华白蛉存在，但它们都非当地的优势蛉种，仅属少见蛉种，肯定不能引起黑热病的传播。由此证实了中国黑热病的地理分布是在北方流行。在此期间，他颠沛流离，往往在一个地方只停留数月又行转移，研究工作也只能断续进行，一家人也不能团聚。他在云南工作时，常遇日机轰炸，有一次，在撤退途中发生车祸，其右足受伤，因而致残。吴征鉴的大女儿4岁时患脑炎，他因出差在外，无法照顾家小，女儿未得及时就医而夭折。这些不幸的打击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为疫区人民服务的决心。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虽然定居南京，但每年仍有10个月去疫区工作，日行10余里至数十里，深入病家访问，采集白蛉标本，研究白蛉的形态、分类、生活史及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资料，为后来的黑热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扎根基层科研

当时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是去西方留学，回国后留在大城市的研究院所或高等院校工作。吴征鉴此时却终日在农村奔波，在基层埋头苦干，从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为疫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吴征鉴领导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国内有关防治机构合作，对山东、安徽、江苏、河北、河南、甘肃及陕西等省的蛉种分布和生态习性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约85%的黑热病流行区都有中华白蛉存在，大部分地区中华白蛉占所有蛉种组成的80%以上，从而进一步确定了中华白蛉是中国大部分黑热病流行区的主要传播媒介。　采取有效灭蛉措施　基本消灭黑热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黑热病被列为中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计划在限期内基本消灭的疾病之一。吴征鉴多年的愿望有可能实现了，他是多么兴奋呵！1951年，中央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把防治寄生虫病，包括消灭黑热病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他所领导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他看清了事业的伟大前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中华白蛉的消灭

事有凑巧，就在这次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上，他结识了刚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王兆俊，当互相了解到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消灭黑热病而奋斗时，他们都感到十分振奋，从此他和王兆俊成了肝胆相照的好友。消灭黑热病会战的力量有：吴征鉴所领导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一批高级研究人员，王兆俊所领导的山东省黑热病防治所一批有防治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再加上当时卫生部又从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抽调了两届毕业生，委托华东分院在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内培养成合格的寄生虫学高级师资。他调动了这批力量投入到消灭黑热病的会战之中。自1951年起首先在山东打响。吴征鉴与王兆俊率领着这两支专业队伍并肩战斗，密切配合，在周密的计划下，一方面培训专业人员，一方面深入疫区现场，开展细致的调查研究，实验室与现场工作上下结合，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相互对照。无论是实验室的工作还是现场的工作，吴征鉴都亲自参加，在现场调查时发现，白蛉成虫趋弱光，每天只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出现。于是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十余里，钻牛棚，进茅厕，找遍墙椽和屋角捕捉白蛉，回来后还要忙于饲养白蛉，解剖白蛉和作蛉种分类。在中国山东省一带，中华白蛉的繁殖季节为5—9月份，此时正值炎夏，他们在现场连续观察了4年，终于摸清了中华白蛉在这一带的生态习性和黑热病的流行规律。他们还在华东及华北六个省份中对应用杀虫剂的各种灭蛉方法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实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通过分析，他们发现中国各地中华白蛉成蛉的活动季节均较其它蛉种为短，每年仅3—4.5个月，只出现一个密度高峰，并且它每年只繁殖一个世代。中华白蛉具有家栖习性，以住房和畜舍（西北地区以窑洞）为主要栖息场所。经用释放染色白蛉的方法测定中华白蛉的活动范围，在半径15米之内的为55.74%，在半径30米之内的为76.57%。他们自各地不同场所采集了6535只中华白蛉胃血标本作血清沉淀试验，结果说明中华白蛉的吸血范围虽广，但以吸人和畜血为主。因此，如果在较短的成蛉活动季节，对它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吸血对象的住房或畜舍，集中杀灭一年中唯有的一个世代的中华白蛉成虫，是可以收到很好的灭蛉效果的。　他们还从各地采集了大量土壤标本作幼虫检查，结果表明中华白蛉幼期的自然孳生范围极为广泛而分散。从实验室饲养的中华白蛉可以证明其生活史很长，自卵发育为成虫平均需59天。蛉卵孵出幼虫的时间最快需8天，最慢需25天。因此，白蛉幼期不适于作为灭蛉的对象。　在大量的灭蛉实验中，他们比较了应用二二三和六六六白蛉季节初期（五月中、下旬）每平方米面积用六六六丙种异构体0.12克或二二三杀虫剂1.5克，将全村的室内墙面及屋顶喷洒一次，或将病人家室内外墙面及室内屋顶喷洒一次。结果，村内或病家当年白蛉即完全消灭。全村喷洒后，可使白蛉在5—8年内不再出现，灭蛉效果极为显著。此方案经过现场的长期系统考核，证明效果确实。有的地区经过灭蛉和普查普治病人，中华白蛉已近绝迹，黑热病发病率从万分之94.3降至万分之2.4，以后未再出现新病例。

黑热病的根除

此方案经在全国黑热病流行区推广应用，数年内在中国大部分疫区控制了黑热病的蔓延。1959年全国黑热病患者已由53万降至1万人左右，不少地区已基本消灭黑热病。在消灭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的斗争中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国际上对这一成就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征鉴终于完成了他过去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他从内心感到无比的欣慰。1977年以后，他受卫生部的委托，多次召开黑热病防治科研讨论会，进一步对全国消灭黑热病进行指导。为了帮助黑热病防治战线上的专业人员掌握有关知识，他与王兆俊于1956年合著出版了一本51万字的专著《黑热病学》。其内容包括：黑热病的病原学、临床学、预防医学和媒介白蛉的形态学、生态学以及研究白蛉的有关技术资料，并着重介绍了中国开展防治黑热病的工作情况。此书内容丰富而实用，成为培养黑热病防治、科研人员的良好教材。

其他寄生虫病

对疟疾及其蚊媒、血吸虫病及其他寄生虫病的研究?

1933年，吴征鉴在南京作了中华按蚊全年的生态观察，从自然感染率与人工感染率的比较中，证明中华按蚊是南京地区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他选择南京近郊一个地区进行了“巴黎绿”喷洒杀灭该蚊幼虫的试验。1938年，他又在广西调查了该省的疟疾及其媒介蚊种。1939—1942年他在云南省滇缅公路和芒市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疟疾、黑尿热（恶性疟疾的严重并症之一）和按蚊的调查，取得了比较完整的资料，证明微小按蚊是中国南方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这一发现为中国南方高疟区的抗疟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他在1941年还首次报告了一例蛋形疟病例。1944年在贵州发现了一个按蚊新种，他作了详细的形态描述，并定名为“贵阳按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吴征鉴在苏北高邮湖区及苏南苏州和嘉定等地调查日本血吸虫病，并进行尾蚴杀灭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在苏南地区的河流内练习泅渡而发生血吸虫病的集体感染。吴征鉴奉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之命，亲自带领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的人员进行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治建议。　此外，他对丝虫病、一般肠道寄生虫感染的防治和灭蝇、灭虱的杀虫剂等方面都做过一些研究工作。

组织管理工作

吴征鉴不单是著名的医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富于组织才能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1950年11月至1959年8月，他先后主持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的工作。他对院、所的工作方向和任务非常明确，提出“立足任务，结合学科”的主张，即以五大寄生虫病的防治为主要任务，按“病”设立机构，学科也不放弃。为了统一大家的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来自北京、南京、海南岛的人员和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都团结在一起，以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为主要研究方向，设诊断、生化、药理、药化和基础等五个主要研究室，充分发挥了各人的专长，坚持每人一年有三个季度在疫区工作，把科研和现场调查防治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他还在全国五个寄生虫病流行区建立了协作网，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防治工作，给科研工作提供信息，并在实践中检验科研成果。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吴征鉴作为医学界科学家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2年科技规划工作。1963年，他又参加了制订1963—1972年全国医学发展规划的工作，并任会议秘书。1959年9月，吴征鉴被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组建科研处并任处长。为了工作需要，他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从此，专心致志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领导和组织医学科学研究上。他组织全院各所的专家、教授制订全院的长远科研规划、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安排落实各阶段的具体执行计划，组织科研总结及学术交流。他经常深入科室和下属单位，了解计划的执行情况，定期检查实验的原始记录，提出修改意见，随时帮助科研人员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因为他工作深入细致，所以对全院的科研工作了如指掌。1973年5月，以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第26届世界卫生大会。吴征鉴以顾问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大会。1978年3月，吴征鉴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访问过苏联、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科研组织管理考察。　20余年的工作实践，使他成为一位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组织管理干部。

晚年研究不辍

1978年，在他年近古稀之时，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满腔热情、精力充沛地为全院的科研工作日夜操劳。在他重病卧床期间，还终日构思着医学科学院的发展前景，将头脑中的设想向领导建议。细读一下1982年初他写下的一首诗，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有如此高的热情：　今逾七十已非稀，犹有童心未觉奇。　身似飞鸿数南北，神驰骏马忽东西。　敢于四化投全力，愿向群英献小诗。　莫笑老翁尔何苦，党人天职竞先驱。　毕生致力于中国寄生虫学的发展

1909年7月10日　出生于天津。

1931年1月　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动物系，获理学士学位。

1931年2月—1933年6月　任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动物系助教。

1933年7月—1939年8月　任中央卫生实施实验处寄生虫学系技佐及技士。

1935年4月—7月　赴新加坡参加国际疟疾研究班。

1939年9月—1942 年12月　任云南省疟疾研究所技正。

1943年1月—1949年5月　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寄生虫学室技师。

1946年11月—1948年7月　兼任苏北地方病防治所所长。

1948年8月—1949年5月　兼任苏南地方病防治所所长。

1945年4月—9月　赴印度加尔各答热带病学院进修寄生虫学与医学昆虫学。

1949年5月—1950年10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卫生部接管的中央卫生实验院任留用技师。

1950年11月—1956年10月　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研究员。

1956年11月—1959年8月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959年9月—1979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上海医学院和南京大学医学院寄生虫病学教授。

1978年—1982年9月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1980年—1981年3月　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

1982年—9月19日　病逝于北京。

寄生虫学进修班

吴征鉴对中国寄生虫学的发展前景具有长远的眼光，他首先抓人才培养和技术队伍的建设。他是一位严格求实的老师，也是一位诚挚和蔼的长者。从1951年至1953年，受卫生部委托由他主办了两届寄生虫学高级师资进修班。他亲自组织制订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对教学内容和课堂与现场结合等都作了精心安排，并尽一切可能聘请全国各地学有建树的专家教授讲课，有些课程则由他亲自讲授。学生除在实验室内实习外，还到各种寄生虫病的流行现场实习。黑热病的现场实习由他亲自指导。高级师资班结业之前，他指导学生作毕业论文，从收集文献、整理分析资料，以至论文格式等都作了详细介绍。这两个班的学员以后都成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及科研院所中的骨干力量。在他的领导和关心下，还多次举办了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黑热病等防治专业训练班，为中国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队伍培养了很多人才。

晚年努力

1959年以后，他虽然离开了寄生虫学专业岗位，但仍然经常关注着这个专业的发展。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利用业余时间为成立医学寄生虫学会而奔忙。他非常想把全国的寄生虫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开展学术交流和专业培训，还想创办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的专业杂志。这两个愿望在他去世以后才得以实现。大家对他没能出席学会成立大会和没能目睹杂志的出版而深感惋惜。

吴征鉴不仅学识渊博、造诣深邃，而且治学严谨、风格高尚，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他发表的论著颇多，除与王兆俊合著的《黑热病学》一书以外，还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先后共发表论文52篇。他从来没有因为排作者名次而与人发生过纠葛。他说：“我们的责任是要看这个报告的科学性，是否有道理，不必追究挂不挂自家的牌子。”他和王兆俊合作编写《黑热病学》时，吴征鉴将自己从30年代以来收集和总结的资料全部无私地提供给王兆俊参考，而王兆俊在编写时将吴征鉴做过的工作点滴不漏地全部写进书里。出版时，他将王兆俊执笔的“黑热病”部分单独署了王兆俊的名字，而自己只在“白蛉”部分署名。全书编者署名顺序将王兆俊列在前，而自己在后，王兆俊再三推让，而吴征鉴则坚决不从。两位德高望重的专家互相谦恭礼让的事迹感人至深，在同行中传为佳话，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

吴征鉴平时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愿意与他交往。他对晚辈犹如自己的子侄。他亲自为第一届高级师资班的通讯——“蝴蝶笺”开篇，让第一只“蝴蝶”从他的笔下飞翔起来，一年之内传遍了祖国的每个角落，到达了每位同学手中，使他们加强了联络，交流了信息和感情。　吴征鉴不但在业务上关心人，也非常关心他人的政治前途。他曾为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学生平反和落实政策而费心尽力，而对他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的误伤却从不计较。他对人总是以诚相待，因而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他在病中赋诗答谢诸友的慰问，其中两句是：“诚挚待人人待我，友情亲密暖胸怀。”这是他与人交往的真实写照。　吴征鉴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对江苏省医药卫生界影响很大，体现了党的政策，指明了一条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自此以后，直到他的生命终结，他始终按照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他患癌症住院后，知道癌已转移，无法治愈时，请求组织不要再为他输血和用贵重药品，为国家能省点就省点，把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他于1982年4月在手术前亲笔向党组织写下了《我的遗愿》。遗书深切感人，曾摘登于1982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他在遗书中写道：“马克思如召见我，我只好去，可惜去得未免早了一点……。”他请求党组织接受他的几点要求：“将尸体献出供科研教学之用；死后不要开追悼会；骨灰送到西北旺药用植物场给芍药花提供花肥；家人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吴征鉴鞠躬尽瘁地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奉献了一生。他虽然去了，但他的光辉成就和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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