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1913年1月18日—2005年8月6日）原名吴瑶青，笔名哲夫、胡哲夫、吴哲夫、宋鱼、宋衍、陈弢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13年1月14日（农历1912年腊月初八），出生于武进县城西郊蠡河桥镇荷花坝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吴泽父亲早逝，由祖母和母亲共同抚养，后进入私塾。他后来能几无困难地进入历史文献，便得益于幼年练就的童子功。随着新式学堂在苏南一带普及，吴泽也获得求学机会，先后就读于无锡和常州的小学、中学，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附属高中部。

自小身处困顿的农村环境，吴泽对挣扎在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疾苦有切身感受。他看到佃农们终年辛劳，所获却被地主拿走大部分，深感世间的不平。他看到洋货大量倾销，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严重摧残农村副业，母亲利用纺纱织布补贴家用的商号也被迫关闭，家境更加艰难。这些都促使年事渐长的吴泽对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村经济问题不断深入思考，也为他日后将具体研究与时代脉动紧密结合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纵观吴泽一生的史学成就，多与其所关心的时代风潮、人民疾苦紧密相连。他后来总结：“每个时代总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时代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以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一切知识资源与理论深度为前提的。因此，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具有‘由今知古’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关注现实生活，从当下的生活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识见，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在现实的感召之下而从事历史研究的。”

在上海读高中期间，吴泽接触到一些进步读物。阅读李达所著《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农村经济问题》等著作，促使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问题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长期以来盘桓于脑海中的一系列思考，也渐渐理出清晰的逻辑。

1933年9月，吴泽考入北京中国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和吕振羽等。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研究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经济史，逐步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1935年12月，吴泽参与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一“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斗争洪流。 “一二·九”运动前后，吴泽相继撰写了《中国先阶级社会的崩灭》和《奴隶社会论战总批判》（上、下篇）等论文。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家民族一样，在“先阶级社会”——原始社会解体以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并进一步批判了“空白”奴隶制社会的“四阶段”论，阐述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1937年7月，吴泽自中国大学毕业，几经周折， 回到老家常州，与几位旧时同学创办《抗敌导报》。因在创刊号上发表《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对国民党当局有所指责，被捕入狱。后经亲友多方营救，才得以释放。旋在南京《金陵日报》上发表《庭讯》一文，披露自己在狱中受审情况，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内幕。不久，苏州沦陷，常州、南京危急。吴泽携家离常，颠沛流离于武汉等地。

1938年春，吴泽辗转至重庆，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朝阳大学和大夏大学。在重庆期间，为配合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吴泽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纲》和《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等论文，驳斤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秋泽修二等人在《支那社会经济构成》和《东方哲学史》等书中散布的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停滞性”的诊论，揭露其歪曲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反动实质和罪恶用心。此外，吴泽还发表了《中国人种起源论》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文章，力主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国本土的“本土起源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们散布的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西来说”、“南来说”和“东来说”以及“地缘政治论”等谬论，予以迎头痛击。期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中国历史简编》《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社会简史》《田赋会要·田赋史》和《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等著作。

抗战胜利后，吴泽携家赴贵州赤水，任教于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46年夏，随大夏大学迁回上海。

1946年10月，吴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一个单线联络的党员身份，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而紧张地工作。针对当时有人鼓吹尊孔读经、封建儒学思想也喧嚣一时的局面，吴泽先后发表了《名教叛徒李卓吾》、《李卓吾浪漫主义主观主义文学论》和《李卓吾哲学思想的批判》等专题论文。后来，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又改写成《儒吴泽教叛徒李卓吾》一书，于1949年由上海华夏书店出版。在这些文章和专著中，吴泽借李卓吾之口，怒斥“尊孔读经”、施行封建专制独断主义之非，揭露国民党政府“号召尊孔读经，施行封建的专制独断，来杜绝民主民族革命思想”的本质，并充分地肯定李卓吾“为个性自由而毅然反孔教反道统”的精神和磅礴磊落的“独立特行”。

1947年至1948年间，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学术思想界有人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对此，吴泽接连在《中国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了《戊戍五十年祭》《保皇党的反动路线与纲领》《戊戌政变与新旧竞争》以及《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等论文，用“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昭示人们，在半殖地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吴泽参与了接管大夏大学的工作，并任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

1951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吴泽任历史系主任直至1956年。1955至1960年间，吴泽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理论和中国古代史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集结成《中国通史基本理论问题论文集》一书。

1966年8月，吴泽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 “三反分子”和“修正主义者”，被揪出批斗，饱受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但其追求真理的勇气，依然一如既往，坚信“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最终必将受到人民的公审和历史的惩处。

“文革”结束后，吴泽恢复了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并在《文汇报》、《中华文史论丛》和《学术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批判“四人帮”的“春秋战国过渡时期”论》、《论“四人帮”的“战国秦汉长期复辟”论》、《实践标准与历史研究》等论文，批判“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渗论，揭露其歪曲历史、算改历史的反动实质，推动了史学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

80年代初，吴泽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任命为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与南京大学韩儒林教授共同组织、制定中国古代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

1980年代初开始，吴泽还开辟了华侨史和客家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他看来，华侨史正是东方学的组成部分，而客家史又与华侨史有着密切关联。数以万计的华侨将东方文化传遍全世界，又以人才、资金、技术回报祖国的建设，是中西方各种要素交流的重要桥梁。吴泽筹建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担任会长，并在华东师大设立华侨史研究室、客家学研究中心。他先后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华侨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等论文，并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杂志（后改名《客家学研究》）等，从研究队伍建设、文献史料研究整理等方面着力，力图填补华侨史、客家史研究的空白。吴泽本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保持了重视个案的学术风格，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胡文虎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2005年8月6日晚，吴泽先生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2岁。

2018年5月，上海市社联公布了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名单，吴泽位列其中。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泽先生十分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每个时代总有每个时代的主题，“史学的现实性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史学如果不解决现实的历史借鉴问题，如果不立足现实、站在现实的高度来表述历史的话，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指出“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在现实的感召之下而从事历史研究的”。回顾既往，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即投身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后长期从事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直至暮年，依然笔耕不已，始终贯彻了这种理论联系现实、经世致用的治史精神。如他所说：“我自己在几十年的治学历程中，也始终把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力图让学术生命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他晚年将自己的书斋名为“迁澜斋”，表示要以司马迁、范文澜为榜样，以“通古今之变”为宗旨，同样体现了这种融会古今、学以致用的学术风格。

《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庆峨眉出版社，1942年11月版

《中国原始社会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3月版

《中国历史简编》，重庆峨眉出版社，1945年7月版(原名《中国社会简史》，1942年10月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经修改增补，改今名)

《论自由主义》(笔名宋鱼) ，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8月版

《康有为与梁启超》， 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11月版

《儒教叛徒李卓吾》 ，上海华夏书店，1949年4月版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上海棠棣出版社，1949年9月版

《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 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年2月版

《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 ，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7月版

《中国通史基本理论问题论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60年2月版

《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主编)，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史学概论》(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近代史学史》(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

《吴泽文集》(四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客家学研究。吴泽首次倡导建立现代的、科学的客家学，并率先在华东师大成立客家学研究中心，主编出版《客家学研究》杂志，发表《客家学刍议》等论文。此举引发了世界客家学术组织的诞生，在海内外掀起了客家学热潮。

2、中国史学史研究。吴泽先后选编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其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的专著。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尹达、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南开大学的杨翼骧等史学家的带领下，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始恢复性发展。他们的工作筚路蓝缕，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成为日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