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1909年2月19日—2000年3月21日），字肇伦，又名哲玛伦丁，回族，河南开封人。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民族理论工作者。

清宣统三年（1909年）2月19日，白寿彝出生于河南开封。他的父亲白吉甫，曾同友人在开封和郑州两地合办电灯公司和商场、饭庄、剧场等，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事业。母亲钱相云，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的教授，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民族的传统教育。12岁入开封教会学校圣安德烈中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发生。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使白寿彝思想上深受震动，感到极大愤慨。他同友人张铸千、赛成惕等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后，白寿彝不愿继续留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念书，认为是一种耻辱，便抱着寻求进步的思想到上海求学，在文治大学读书。当时他只有17岁。一年后，他回到河南，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学习。

民国十七年（1928年），白寿彝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这是白寿彝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白寿彝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

民国十八年（1929年），白寿彝出版《开封歌谣集》， 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风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部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白寿彝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白寿彝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同年9月，白寿彝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三年，在黄子通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白寿彝关于朱熹的论着，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编》148卷及其《序目》发表。《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民国十九年（1930年）初，白寿彝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载了一批重要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白寿彝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旋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及禹贡学会编辑。同年秋天，回到了故乡开封城里，初衷大约是在离家不远的“国立河南大学”谋一教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白寿彝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白寿彝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白寿彝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白寿彝将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称为“回教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白寿彝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陕甘动余录》，一直是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同年，白寿彝在《禹贡》半月刊5卷11期发表《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这是白寿彝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白寿彝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白寿彝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交通史》出版。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等省，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发表《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中国交通史》是白寿彝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中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白寿彝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这时，白寿彝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赡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20世纪30年代记录的回族民间文学资料，大都有出处，包括讲录人、笔录人、流传地区以及讲述人的身份等。有的虽用半文言记录，仍然保持了一定口语习惯。至于如编辑《陕甘劫余录》，许多语言完全保持了西北人口述故事传说的面貌，增强了传说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白寿彝对本民族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并始终放在较高的地位加以肯定、运用，这种现象在回族文化史上是少有的。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后，白寿彝历任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其间，曾创办《伊斯兰》，主编《月华》《云南清真铎报》等杂志，同时深入乡村了解回族风俗民情，探讨研究回族发展历史。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白寿彝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白寿彝来说，都是新开的课程。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同年，白寿彝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回教小史》是白寿彝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白寿彝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不只是一本伊斯兰教史，从书中论述的各主要内容来说，并且是一部中国回族史。全书采取教材的形式，反映白寿彝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和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群众的思想。本书有法文译本。在五华书院的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白寿彝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1946年新10号。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白寿彝在苏州协助顾颉刚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停刊已久的《文讯》月刊已于1946年1月复刊。文通书局编译所有一个初步设想的出版计划，包含世界文学名著、文学丛书、医学丛书，少年儿童文库。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出了一些好书。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白寿彝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中央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同年，白寿彝编辑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校点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出版。白寿彝在《月华》发表了《纯真篇义证》。中央大学为中国通史开五个班的课。白寿彝最初用缪凤林的《中国史要略》为教材，后来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义证”是《古兰经》的一个篇名。白寿彝对本篇经文各种汉文译解加以评论，主张以经译经，以经解经，不要揣测。

1949年7月，白寿彝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

1949年9月，白寿彝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白寿彝有幸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白寿彝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兼在地理系授课，用叶蠖生写的初中历史课本，课文简要而讲解详实，教学效果很好。白寿彝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的专门委品，中国史学会成立，他又当选为常各理事，他和侯外庐教授等共同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的二所，并兼研究员。

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等同志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建国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辑工作，并亲自编了《丛刊》等4种《回民起义》（全四册，195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白寿彝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本书从历史上说明解放前后回族政治地位之重大变化。同年，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与学习》。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白寿彝提出来的新问题，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

1952年，白寿彝与郭沫若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研究员。同年，为适应院校调整后课程改革的需要，白寿彝组织青年教师成立中国史教学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分头到各系讲课，解决了六个系的历史教学的共同任务，也帮助了本系青年教师的成长。同年，出版了《回民起义》。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

1956年，白寿彝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了历史学科的草拟工作。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白寿彝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情况的著作。

1960年，白寿彝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一文，谈了回族史上的四个问题和回族史工作问题。在谈到回族来源时，白寿彝认为回族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国外族源，但形成民族是在中国境内。这还是新的说法，而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同年，白寿彝还发表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961年，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由白寿彝和吴泽承担。白寿彝开始考虑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计划，并开始编印专门刊物《史学史资料》。《史学史资料》原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表。

1971年起，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白寿彝开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

1975年，当客观形势稍有好转时，白寿彝便立即开始着手实施酝酿已久的中国通史编撰计划。他首先组织力量写出了200多万字的中型中国通史草稿。由于“题无特色，文无新意”，没有统稿基础，只好放弃。

1977年，白寿彝转而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西班牙、德、法、罗马尼亚、阿拉伯、意大利、世界语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在世界上拥有大量读者，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79年，白寿彝曾经说过，他70岁以后才开始作学问。实际上，白寿彝积累数十年来学术耕耘，自70岁以后成果累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同年，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倡导了历史课程体系的改革。

1980年，白寿彝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

1982年9月，白寿彝参加河南大学第七次教学、第十二次科学讨论会及学校诞辰70周年庆祝活动，作了《关于目前史学的几个问题》和《开创史学工作新局面》两个重要的学术报告。

1999年3月，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隆重的学术研讨会。会前，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信祝贺，贺信高度评价了这部《中国通史》的意义和价值，也高度评价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

2000年3月21日23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99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中国通史》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有22位分卷主编、近500人参与撰写，是迄今参与编纂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记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几代史学家在通史编撰方面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该书具有鲜明的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论认识，显示出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中国通史》全书内容丰富，脉络清晰，既勾勒了中国1949年前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又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它第一次真正把少数民族史纳入了中国通史的框架之中，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在编纂体例上，借鉴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以章节体的形式而融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开创了通史编撰的新体例——新综合体。除第一卷《导论》、第二卷《远古时代》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涉及文献资料、研究现状、典章制度、重大事件、历史人物等，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活泼了历史编纂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在内容上，重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力图全面、立体、系统地展现中国从原始时期到近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全貌，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中国通史》的出版圆了几代历史学家的大通史梦。白寿彝曾说：“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白寿彝创办《伊斯兰》半月刊，他在该刊第四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呼吁重视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白寿彝将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称为“回教史”。在白寿彝主编的两期《禹贡》杂志“回教”专号上，白寿彝撰写了论文，也刊发了许多学术界研究回族史、伊斯兰教史方面的重要成果。抗战时期，他避难大后方，开始从事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系统研究，整理、点校回族文献，搜集云南回族史，特别是杜文秀起义的史料，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为回族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白寿彝曾编辑云南回民起义书籍——《杜文秀革命史料》，1951年他把自己撰写的一部回族简史题名为《回回民族的新生》。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新审视回族形成问题。他在1951年发表的《本国史课本里脱漏的一章：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同年出版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的理论，从共同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状态诸方面，对回族形成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回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白寿彝主张回族形成于元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白寿彝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在1957年发表的《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明初以来200年间回族经济生活、地域条件和共同心理状态的变化，指出“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并且在同一时期，回回逐渐习惯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成为回回使用的共同语言，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从元代说到明代说的变化体现的是白寿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重新审视回族形成问题的结果，是新的认识。白寿彝的这一学术观点为学术界多数学者接受。

《中国交通史》为一部专门史，同时又是一门通史，该书体现了白寿彝的整体史观念，体现了白寿彝长于把握时代特点，善于提炼学术命题，具备很强的问题意识，同时又能够从历史中寻求对现实的观照，具体而言，本书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民族的意识。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彰显了一代史学家的民族情怀。白寿彝作为回族人民，其著作的突出特点是不仅仅从本民族出发，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立场，故而更彰显了他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怀。白寿彝在这部《中国交通史》中谈到：“夏后氏的交通，我们虽也不敢说，能找着真实的材料作凭借，但古老的传说是可供搜寻者一些清淡的脚印的。所以，我们谈先秦交通，实际也可以说是谈中国交通，可以从夏后氏时期开始”。从这里看出白寿彝对民族悠久历史的承认，这跟今天承认夏商周远古时代一样，充分地肯定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从交通史的视角切入，同样具备这样一种文明文化的自豪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文明文化的自豪感，白寿彝才可能把这种自豪感转化为撰写历史的动力，将自己的这部《中国交通史》上限写到夏后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白寿彝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的高度统一。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寿彝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形成，故而在他晚年的《中国通史》、史学史、民族史等重要研究领域，他有超越一般汉族学者和其他少数民族学者非同一般的对中华民族的认识。

其二，比较与发展的意识。中国交通史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一步步前进而不断发展的，这符合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个特点，白寿彝给予了很好的观照。每一个时代的都会，往往就是这个时代的交通中心。白寿彝在几乎每个章节都设置专章。白寿彝写道：“先秦的都会，或者说，交通中心，在夏后、殷商时期，不甚显著。”先秦时期这种交通中心的建立，往往与都城的建立关系密切，白寿彝指出：“周公营造洛邑的意思，也是和武王一样，想在当时交通中心的地方建立一个政治中心，政治中心既建设成功，原来的交通中心也就更为强固了。”白寿彝对这部《中国交通史》做出过自己的经验总结，认为与政治、经济、思想等内容阐发过少，白寿彝实际已经注意到了交通与政治的关系，在实际行文中，白寿彝是注意到了交通与其他各方面的联系的，这点特别体现在先秦这段时期的各种关系之中。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的比较意识主要体现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方面。其横向比较，白寿彝在讨论春秋时代的重要交通中心的时候指出：“除洛阳外，郑和徐的地位在春秋的时候也都很重要。”并且进一步指出：“徐，在现在的安徽泗县附近，南邻吴，北邻齐鲁，西近楚。徐，在吴未强大的时候，还不见得重要。自从吴接受了巫臣的策划，一面被通上国，一面叛楚，徐就成了吴与北方交通的中心，同时也就成了吴楚必争之地。”这已经涉及到了交通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了，白寿彝在某一时段内，能够将这一时期的重要交通中心勾连出来，并且在同一时空时段做横向的比较，进而能够指出这些交通中心在当时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前行，交通中心也随着时代发生着变化。白寿彝指出：“战国时期的都会，除洛阳外，有邯郸梁和临淄。”那么在指出上述三个重要的交通中心并给予了一定分析后，白寿彝又指出：“其他，如秦、楚等国的首都，自然也都是它们本国的大都会，但就当时全部的中国交通区域说，它们却都不能如上述三个地方的重要。”这样一种整体全局的意识在白寿彝史学的体系当中是随时可以见到的。白寿彝具备这样一种整体史观和全局意识。这是“白寿彝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善于从长时段的历史中对具体历史进行考察，在长时段中能够进行纵横两个方面的比较，在比较中凸显出白寿彝的问题意识。中国交通史总是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的特点，白寿彝很好的通过自己的阐述，反映了这些不同时期的特点，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交通史的步步前进。

其三，制度的意识。交通史的发展，必然随着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各种需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这方面，也就必然需要有对交通制度上的保证。白寿彝对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制度上对交通的规定都有或多或少的涉及，从这里不难看出白寿彝交通史当中的制度意识。中国先民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这样一种意识，白寿彝在讨论先秦的道路沟渠和馆邮的时候，引用《国语·周语》中的记载，得出的结论是：“关于道路者，举出三事。第一，道路按照一定时候去修理，泽潦按着一定时候去陂障，川上按着一定时候建造桥梁。第二，道路旁边，种植树木，以作道路的标记；四郊设置屋庐，储藏食品，作为守卫道路的地方。第三，设置司空，管理路政。”对先秦的这种道路管理，道路维护，道路行政制度等方面，白寿彝从史料中进行了认真的解读，体现了他在交通史上爬梳材料的功力。

在讨论隋唐宋时代交通的时候，白寿彝专门设一专章《隋唐宋的馆驿和交通律令》来讨论当时交通史上的制度问题，在后面的元明清时代和近代中国的交通史，也专门就各自不同时期的制度给出了恰当的篇幅安排这些内容。这里仅就隋唐宋中的一段论述稍加引用，即可更进一步观察白寿彝的这种制度意识：“以上皆关于国境内关津之律。总要言之，则行人度关须凭公文，不得私度，不得越度，不得冒名请过所而废，不得妄随人兵而度，不得赉禁物而度。其在官司方面，则不当给过所而给者，无故留难行人者，任行人妄随人兵度关者，均各有应得之罪。”所以说制度意识，是贯穿这部《中国交通史》的重要意识，白寿彝以这种重要的意识作为出发点，较好地勾勒了我国交通史。中国交通正是因为有了比较连续长久的制度保证，才在中国几千年的连续发展文明当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白寿彝写这部《中国交通史》，本身就是整理国故的一种自觉性工作，是一个少数民族史学家对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的肯定。在这部论述中国交通史的著作中，白寿彝不但体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优良的史学作风，而且把对时代的观察，对时局的观察融于对历史的思考当中。

白寿彝曾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社会职务。

白寿彝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从1956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五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六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改革开放后，白寿彝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顾问、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史学史研究》主编等职，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

2009年，在白寿彝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白寿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召开。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副校长韩震与来自教育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单位的领导，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林甘泉、齐世荣、张岂之、张海鹏、蔡美彪、张忠培、陈祖武、龚书铎、刘家和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北师大历史学院师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