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吴宓、陈寅恪、汤用彤四人关系非常密切，早年同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归国后又结为“学衡派”。因此，众口所传，发生以上混淆，在所难免。但是，如果我们弄清楚了四人在哈佛大学的时间段，以及四人内部关系，似可明了。
四人中，最早入哈佛大学的是梅光迪。梅于1915年入哈佛大学，师事
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成为白璧德的第一个中国弟子，并于其时挑起“胡梅之争”，反对胡适废除文言的主张。1918年9月，在梅光迪的劝说、鼓动之下，吴宓由
弗吉尼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亦师从白璧德。1919年初，汤用彤入哈佛。据孙尚扬《汤用彤年谱简编》记载：“公初入哈佛，与梅光迪同住……（1919年）7月14日，晚，公与陈寅恪由吴宓导见白璧德教授。吴宓跟随梅光迪奉白氏为师，自述当日‘白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同时，汤用彤还在吴宓、梅光迪的共同推荐下，拜于白璧德先生门下。当年一二月间，陈寅恪亦入哈佛。陈寅恪虽未拜师于白璧德，却对其非常仰慕，对他的思想非常认同。由此可见，梅光迪对吴宓、汤用彤、陈寅恪接近白璧德的新
人文主义思想，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或引导作用。
吴宓与汤用彤相识于1911年，与梅光迪相识于1918年，与陈寅恪相识于1919年初。汤用彤与梅光迪相识，可能是由吴宓介绍。而梅光迪与陈寅恪相识，似应在吴宓与陈寅恪相识之后。四人同在哈佛，时为1919年。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所谓“陈君及梅君”，即指陈寅恪和梅光迪。据孙尚扬《汤用彤年谱简编》记载：“（1919年）10月，梅光迪学成归国，赴南开大学任教，公与吴宓至车站为其送行。”吴宓于1921年夏毕业，并由梅光迪介绍到自己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的东南大学任教。汤用彤于1922年夏毕业，也由梅光迪、吴宓介绍到东南大学任教。陈寅恪则于1921年9月离开哈佛大学，转入
德国柏林大学，1925年回国。
四人在哈佛共处的时间，对于梅光迪来说仅1919年中的几个月，而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三人共处则近三年（1919至1921年）。此三年中，三人成绩优异，但言行独特，引起同学妒忌。1920年12月4日《吴宓日记》记载：“工校（工学院）中国学生，于宓等习文学、哲学者，背后谈论，讥评辱骂，无所不至。至谓陈寅恪、汤锡予两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盖谓宓等身弱，又多读书而不外出游乐也。呜呼，为功名权利之争，处升陟进退之地，则忌嫉谗谤，诽怨污蔑，尤在情理之中。今同为学生，各不相妨，宓等又恭谨待人，从未疏失之处，而乃不免若辈之诅咒毁骂。为善固难，但不肆意为恶，已不免宵小之中伤。”由此可见，三年中，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三人在哈佛并列较合事实。
梅光迪对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三人亲近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在美国时，还对汤用彤等人的生活有一定的照顾，担当了赴美“老大哥”的角色。梅光迪积极主动引导吴宓、陈寅恪、汤用彤接近、接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学衡派的形成奠定了人员基础，最终将“胡梅之争”升级为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对垒。如果将梅光迪与汤用彤、吴宓并列为“哈佛三杰”，在时间上尤为不合，在事实上也不太可能。因此，“哈佛三杰”以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三人并称为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