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行第录》作者是岑仲勉。在唐人诗文集中，常有以行第（排行）相互称呼、或以行第和官职连称的例子，如《昌黎集·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将白居易称作“白二十二”；《白氏集·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称李绅为“李二十侍郎”；女子也有被称作二十几娘的。这是当时通行的习惯。后人颇费考索。本书以姓氏笔画和排行为次序，详加考释，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理想工具。另外还收录了作者的《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和《唐集质疑》三种著作，以备互相印证。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铭恕、汝懋，字仲勉；广东顺德人。早岁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先后在海关、铁道、盐运等机关任职，四十岁左右始专心于治史；1937年入中研院史语所任研究员。其于史学考证，有《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史馀渖》，散篇则多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于金石铭刻，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金石论丛》；于边疆史地，有专著《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佛游天竺记考释》、《黄河变迁史》，论文汇辑为《中外史地考证》；于诗文别集，有《唐人行第录》、《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晚年据讲义编定通贯性的《隋唐史》。在方法上，以史料疏证为主，尤重视对不同来源史料的对勘，大抵以正史史料与别史史料互证，以史部史料与集部史料互证，以文献史料与金石史料互证，校其异同，订其源流，辨其正误，补其缺略。

唐人的这种第不是按行一父所生的兄弟长幼次序计算，而是按曾祖所出而定。又加上行第之称相当复杂，使后人往往难以知其真名，从而给我们阅读和研究唐代诗文、历史造成了一大障碍，所以亟需帮助扫除这一障碍的工具书。但是，以往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多，致使唐人行第之碍长期摆在读者的面前，直至1962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岑仲勉先生的《唐人行第录》后，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清除。

岑仲勉先生是研究唐代历史的著名专家，生前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其著作甚富，成果累累，《唐人行第录》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岑先生在治唐代文献的过程中，苦于其中行第的记忆，就取其常见者笔之别纸，并打算撰写《唐人行第录》一书。1938年8、9月间，岑先生在昆明和陈寅恪先生具体谈及了撰写计划，“布置稍定，历览全唐诗、文两大巨帙，有见必录，资料已得什九，则又念饾饤之功，非时所急，蓄之箧衍余二十年，故纸已渐霉烂矣。”（《唐人行第录·自叙》），后经重新整理，终于写成了这本“小道可观”而工程巨大的《唐人行第录》。在将此稿交中华书局付印前，岑先生不幸因病而来不及亲自复加校阅就去世了。

《唐人行第录》的编纂方法是：以姓为纲，依笔画多少及康熙字典部首为先后；同姓者依行第次序为先后，如李大（不称李一）、李二、李三等以次而降；行第相同者按作家所处朝代为先后；如认为非同一人，则以“又”字表示，知其名者注名，未详者阙；每一条下必列本据一项或多项，其为一般熟悉或本据太多的摘要说明；怪异之类，如姓氏、行第与人无殊，亦顺次编入，免生读者误会。

乍观上述这些编纂方法，只不过是顺姓氏笔画、数目次序排比而已，似乎相当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人的行第，可能由于讹传，有几种不同，如“孟六浩然”，或作“孟大”、“孟八”，岂易断定“六”“大”“八”之是非？又唐代文人的称谓，往往不循一格，有称其行第与名字、行第与官职或单称其官职之间的差异，也有称其行第与各个时期历官之间的差异，如岑参称王季友曰“王七季友”、“王七录事”、“王录事”，韩愈称侯喜曰“侯十一”、“侯协律”、“侯主簿”等。更令人惶惑的如：常见称“李六”者，计有八人，其中李景俭一人就有数种称呼。由此等等，要求其真名，并非易事。所以，岑先生在撰写《唐人行第录》时，不仅历阅了《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唐人专集和唐人笔记，而且查阅了《太平广记》、《唐文续拾》、《唐文拾遗》、敦煌抄本及近代出土的唐人墓志等，从中广泛搜罗唐人行第和有关旁证材料，对原文或记载上已著明的名字与行第，则抄录之；若行第有参差的地方，则取其可信者；原文和记载上未著明名字的，则考定或拟议。

又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五种不同的考定方式：依文义以定其姓，依事实以求其名，依行第以求其名，依文义正其名与行第，姓名、行第、官历与事业互相串合。在考定中，引证的材料十分丰富，如“又李六景俭”条：在指出“元、白两集称李六者数人，容易相混，景俭尤数见，兹故就其应属景俭者汇列于下，庶览者无徒劳辨索”之后，搜辑考证了吕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窦巩等人诗文集中涉及到李景俭的作品，在数个称“李六”的人中，辨清了哪处是指李景俭，哪处不是指李景俭。凡属纠缠不清、恍惚迷离及讹谬等行第姓名，岑先生都是这样运用丰富的材料，进行了翔实的考定，达到了科学可信的程度。这是《唐人行第录》的最大优点。

在辨别行第的真姓真名的同时，又纠正了后人在编纂唐代诗文遗集时，由于昧于唐人习惯，将行第张冠李戴而造成把张作收入李集的错误，如“又张二十继”条：

全诗四函张继收《酬张二十员外前国子博士窦叔向》一首，乍看之，似为张继和张二十及窦叔向之诗，细思之则不然。唐人共姓者必攀亲，题应作“酬二十员外兄（或叔之类）窦前博士”，不应言张二十员外，一也。继官至检校祠部员外，同是员外而酬答，应有阁老等字样相称，今诗无之，二也。盖此诗之前二首为《送宾十九判官使江南》，窦十九即叔向，乃继所送诗；“酬张二十员外”乃叔向和诗，唐集对唱和之诗，常同编一起，故题下标和者“前国子博士窦叔向”之名。后世人不明中古习惯，遂并窦诗而误为张诗矣。唐诗中所传作者往往不同，其中尽有一部是由于此类误会，安得一一清理之。今此诗之作者既明，应即剔去，移入同函窦叔向下。……

虽然，唐集真本不可复见，对象上例之类的错误难能一一清理，但岑先生还是有见必录，并运用自己相当熟识、丰富的关于唐代社会风习方面的历史知识，纠正了全唐诗中许多错将张作为李作的现象，使篇还原主。这不能不说是《唐人行第录》的又一优点。

总之，《唐人行第录》为我们在阅读唐代诗文而游于行第的迷宫时，起了“导游”的作用。于此同时，对我们广泛地、正确地利用唐代历史资料、研究唐代文学、习惯、历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唐人行第录》并非十全十美，还有它不够完备的地方，正如岑先生在其《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名字方面，本编所阙甚多，苟能博通乎史实之联系、作家之交际、人事之变化、文字之检查，可补入者当不在少数，”在本书所录的行第下面，“名未详”者十有二、三。存疑而未能决定者也不少见。如“又刘大（？）伯刍”条：“全诗四函窦群《赠刘大兄院长》，疑伯刍；伯刍，旧一五三、新一六○有传。联珠集作伯翁金州员外司马，然据传未贬此官，故存以俟考。”还有象“赵八”条：“……可能同一人”这样不够果断的结论，我们在使用《唐人行第录》时，应予注意。

最后，我们再略谈一下《唐人行第录》一书的用法。此书所收入的唐人行第及名字，是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制而成的。书末附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综合索引”、“笔画顺序检字”三种。如果你要查“李二十”条，先找出“李”字的四角号码4040，然后再从“综合索引”4040处便可查出“李二十”的所在页数，倘若你不懂四角号码，就到“笔画顺序检字”栏里去查。此栏依笔画顺序排列；同笔画的，再依点起、横起、直起、撇起排列，每字后注明了四角号码。如“李”属七划横起，后注着4040，再回到“综合索引”4040处就可查得。为了使所录的行第及姓名相互印证，书中又附有岑先生的三种杂著：《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使用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