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元（1540-1597），明潮州府澄海县苏湾都仙门里（今属汕头市澄海区）人。明代大儒，理学家，其进士出身，官至明南京户部主事，署郎中，任尚宝司丞，吏部考功清吏司、文选清吏司郎中等。崇奉程朱理学，反对王守仁的新理学即所谓“心学”。唐伯元曾师从吕怀，继承湛若水的学术观点，并使之更具实践性，认为心性（或曰天理）是以物为载体的，离开物，心性便无从谈起。其一生著述十多部，但存世不多，以今存的《醉经楼集》为其主要代表作。

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广东省澄海县苏湾都仙门里（今属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县溪南镇）。生于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卒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

唐伯元于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考中举人。1574年（明万历二年）得中进士，自此进入仕途。半年后任江西万年知县。1575年（明万历三年）任泰和知县。1580年（明万历八年），唐伯元调任南京户部主事，署郎中，不久升任尚宝司丞。1584年（万历十二年），唐伯元被贬到海州任判官。不久又调到保定府任推官。1585年冬（明万历十三年）调任北京礼部制司主事。1591年（明万历二十年）母逝，回潮州守制。1594年（明万历22年）秋，守制三年满的唐伯元回京任原职，不就升调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考功清吏司、文选清吏司郎中（正五品）。后告老回乡。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秋，离世。逝后的1625年（天启五年），明熹宗追封唐伯元为太常少卿。

1561年（嘉靖四十年），唐伯元22岁中举，与潮阳周光镐结成莫逆之交，此后还成为姻亲。周光镐的父亲周孚先曾在南京与江西永丰（今江西广丰）吕怀一同拜大学者湛若水为师。湛若水与王守仁一样主张知行合一，但特别倡导“随处体认天理”，以避免空谈良知，脱离社会实践，又避免“直任吾心”去胡乱实践。唐伯元与周光镐结识时，周孚先已去世，遂于1568年（明隆庆二年）一起到永丰石塘师从吕怀，学习吕怀的《三书本义》。

1571年（隆庆五年），唐伯元与周光镐一同上京赴考，结果周光镐登第，唐伯元则落第，遂独自回石塘，帮吕怀修订《历纪古义》。唐伯元从吕怀处接受了湛若水的学术观点，并使之更具实践性。他认为心性（或曰天理）是以物为载体的，离开物，心性便无从谈起。他把物限定在“身、家、国、天下”，最终目的依然在于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574年（万历二年），唐伯元再次赴京，得中进士。

唐伯元任江西万年县知县时，万年百姓为其立生祠。据陈一松（官至工部左侍郎）撰写的《送唐曙台令万年序》所载，万年幅员仅数十里，建置才50年，一直“未有制科往令兹土者”。以正式制科进士为万年县令，还是从唐伯元开始的。唐伯元不很乐意，在京“同乡诸君子合饯于郊”时，陈一松以此序勉励他“勤恤民隐，不小视万年”，要“不遗余力”地作好生产、治安、礼教等工作。唐伯元未负所托，因此一年后调离时，百姓立了生祠。

唐伯元任江西吉安府泰和知县时，泰和百姓为其立生祠。吉安是唐伯元所推重的“三罗”故籍（罗伦、罗钦顺、罗洪先）。唐伯元在泰和五年，以三罗的反对空疏学风、不事奢华为典范，为政为学，很受当地士民推崇。周光镐闻知，曾去信：“彼中人士颂足下政泽，前百年未有也”。1580年（明万历八年），唐伯元调任南京户部主事，百姓也为他立了生祠。

唐伯元任南京户部主事，署郎中，升任尚宝司丞期间，1584年（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疏请王守仁从祀孔庙。首辅申时行等也以肯定王守仁的功业、气节、文章为由支持从祀建议。当时，思想领域言必称程朱理学，王守仁针对一般读书人都把程朱学说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言行不一的流弊，坚持了“知行合一”的“致良知”新学说，打破了学术界的僵化局面。唐伯元先后上呈《争从祀疏》、《进石经大学疏》及自己加注的两本《石经大学》，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称“守仁言良知新学，惑世诬民......后人效之，不为狗成，则从鬼化矣”。南京给事中钟宇淳上疏，指谪唐伯元“诋毁先儒”。唐伯元遂仍被贬海州判官。不久，又调保定府任推官。又于1585年（万历十三年）冬，调北京任礼部制司主事。

唐伯元任北京礼部制司主事期间，于1590年（明万历十九年）春，奉旨到民间为年方10岁的皇长子选取宫女。期间，唐伯元上《论选宫人疏》。根据疏中所奏，唐伯元第一次奉旨选美，中选者不够十分之一，少女们不是“逃慝”，就是“污容毁体”。第二次奉旨选美，因先予“晓谕”，才得以顺利完旨。唐伯元在疏中直陈其弊。当时，唐伯元任职已满六载，吏部也已按惯例提出了擢升之拟，但阅过奏疏的大臣无不恐怕其触动帝怒，将擢升之拟压下。后明神宗御札承认过失，才得擢升，唐伯元遂在湖广负责秋闱主考。任尚宝司任司丞。

因母亲去世，唐伯元回潮州府守制。在此期间，他在西湖山北麓建了寿安寺（今属潮州市湘桥区。李宏新《1991：潮汕分市纪事》附录.潮汕地区的历史沿革），在南岩下建了紫竹庵，守制期间的撰写出《礼编》28卷，前后共花了5年工夫。

唐伯元晚年归隐，回到潮州，筑醉经楼于潮州府城西西湖山北麓的寿安寺旁，命名为梅花庄。又在雁塔下钓鱼台。为岭海士大夫所敬重。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秋后离世。

唐伯元作为一代大儒，理学名家，其著述甚丰，但大多已失。今存的《醉经楼集》，是唐氏主要著作。醉经楼为1587年（万历十五年），唐伯元告假省亲期间构筑于潮州西湖之小楼。《醉经楼集》卷一为诗，70余题。卷二至卷五为文，其中卷二为经解，50篇；卷三为序，11篇；卷四为记，10篇；卷五为书、启，44篇；卷六为杂著，18篇。书后附奏疏9篇。全书约9万字。

半夜出阵日

“半夜出阵日”是潮汕熟语。这个俗语出自澄海溪南仙门，其意思近乎“出人意外的喜事突然降临”或“不符合常理的事突然出现”。民间传说，唐伯元是天上文曲星下凡降世，有感天动地的气魄。明朝嘉靖十九年农历十月初五日，即唐伯元出世那天的傍晚，唐天荫家门口的水井滚沸了，水滚上了井面，到处漫流，老人们说这是吉祥之兆。到了深夜，本是漆黑的夜空，然而邻居中有人发现，唐天荫家屋顶忽然间彩霞朵朵，“日光”明亮，照得门前宛若白昼。村民们都惊呼起来：“半夜出阵日啦！”就在此时，唐天荫的妻子许氏产下了一个男孩，过了一会儿，红霞彩云白光自动消失。唐家产下的这个男孩取名叫伯元。自此，潮汕地区便流传了“半夜出阵日”这个俗语。

镇压小鬼

潮汕民间有唐伯元“镇压小鬼”的传说。唐伯元出身农家，家单财薄，他父亲唐天荫为人忠厚朴实，务农为生；母亲许氏手艺超人，勤耕善织，为贤淑之妇。唐伯元家除了种已有的几亩薄田山地之外，还租种了莲阳槐泽王员外的水田，孩提时的伯元便常常帮父亲干农活。传说有一次，王员外家闹鬼，弄得家无宁日。一天晚上，王员外睡梦中隐隐约约地听到两个小鬼在商议，其中一个小鬼道：“明天唐大人要来，他阳光太高，我等受不了，怎么办？”另一个道：“你看那边桌子下面有两个瓮子，我俩何不藏身瓮子里”。两个小鬼遂各自躲进瓮中，王员外听后记在心中。第二天一大早，王员外刚开门，便见佃户唐天荫带儿子挑粮来交租，心中揣度：“唐大人”莫非是指唐天荫不然！再打量他儿子，气宇轩昂，一表非凡。员外便问了伯元名字，又问了不少问题，伯元虽小小年纪，却对答如流。接着王员外又问伯元会不会写字，当伯元回答刚上学识字，只会背写《三字经》，王员外心中暗喜，便搬来文房四宝，请伯元在两张红纸上面分别写上“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并署名“唐伯元”。王员外得到伯元墨宝，好似获得天师灵符，迅速将红纸分封在两个瓮子口上，命家人投进池塘，两个小鬼被镇在里面，再也不能投胎出世去了。

红鞋换乌靴

“红鞋换乌靴”是潮汕熟语。在封建时代是用来指代读书人告别童年，走上仕途。该熟语起源于唐伯元的趣闻。传说少年的唐伯元不仅天资聪颖，而且胆气过人。有一年春天，村里的几个牧童牵着四头大水牛到村前田洋中去放牧。由于一时疏忽，水牛偷吃了隆都南溪进士出身的乡绅赵云南家水田的几株稻苗。赵云南的家人硬是把四头大水牛拉回去，缚在宗祠的石柱上。放牛的小孩哭哭啼啼回村中告知事情原委，仙门里的乡里老辈多次上门索讨赔礼，赵云南依仗权势，拒不交还。村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商量了好久，都苦无良策。此事被年方十岁的伯元得知，他自告奋勇要去南溪讨牛，众人都觉得惊奇，父亲以为他闹着玩，还责怪伯元不自量力。但此时大家也别无它计，只好让一个牧童跟伯元同去南溪讨牛。

仙门里与南溪村隔江相望，伯元过了南溪渡头，上岸后问了路，直奔赵氏祠堂。对方以为仙门来了什么“大人物”，见原来只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孩，遂鄙夷不屑，暗自冷笑。伯元凛然跨进祠堂，厉声质问对方为何拒不交还水牛，双方论理力争，伯元毫无惧色，指出牛是牲畜不是人，不晓得什么是稻苗，什么是水草，偷吃水稻并非故犯。而你赵云南乃进士出身，饱读圣贤诗书，却为何与牲畜一般见识，况且我村老人也多次上门赔礼，你还拒不交还，难道要霸占四头大水牛不成，岂不辱没了进士身份一番话把赵云南驳得目瞪口呆，无话可说，白知理屈。惊讶之余，便大声对伯元道：“我出一个对子，你如对得上，水牛任你牵回；如对不上，二山相叠——请出。”伯元朗声说：“那就请出吧！”“手抱石柱团团转。”赵进士双手围着祠堂大石柱边转边吟道。“脚踏楼梯步步高！”伯元不假思索、脱口应对。但赵进士还不服气，又冲着伯元讥讽：“早出日头唔成天。”“日落西山无久时。”伯元回敬道……就这样四头大水牛被两个小孩牵出南溪村。

赵云南暗暗惊叹伯元的胆略才气，但还是不甘心败在一个小孩手下，于是暗中命家人赶在伯元之前，故意将稠粘粘的乌黑池塘涂泥，厚厚地铺在伯元他们必经的灰堤路上，看他怎么办当伯元牵牛来到这段泥路时，见此情景，知是赵进士所为，但他没有后退，也没绕道，更没有脱下来时穿的红鞋子，便毫不犹豫，昂首阔步地走过去，边走边高声念道：“红鞋换乌靴，勿睬做俺行。”果然，少年的唐伯元长大后考中进士，累官至吏部郎中，成为“理学儒宗”，被誉为“岭海士大夫仪表”。而唐伯元“红鞋换乌靴”的趣闻便在澄海一带传为佳话。

唐伯元的一生以清节知名，《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唐伯元”条称：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在治学与治政都颇为出色。

学术上，唐伯元正处陆王心学的流弊则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晚明时代，唐伯元在学术上不认同王阳明“心学”，认为“《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故上疏反对王阳明从祀文庙，请黜陆九渊。同时作《白沙文编》，以示对白沙之学的支持。唐伯元对王学的批判，开启了明清之际新学术的先导。他曾说，“郑康成、朱元晦，皆圣门游、夏之列”，“两汉近三代，若董仲舒、扬雄、刘向、郑玄、徐干，皆其杰然者，其绪论往往可采也”。这些说法肯定了汉儒学术的价值及汉学与宋学的可调和性，这也是清代汉学家的普遍看法。在经学考据方法上，唐伯元主张“解经以传，不如解经以经，合而解则明，析而解则晦”，即在研究中将儒经中的各事、各义联系起来，使不同的儒经相印证，这也是清代汉学家提倡的治经方法。

文艺上，唐伯元的诗歌也很受称誉。作为理学家，其诗难免“沉酣六经之津液”，但他能去其糟粕，不事雕琢，自然清幽。如《官人行黄梅道中为役夫述》有句：“前岁树皮尽，去岁草根绝”，诉说荒年之悲惨，明白如话而不失雅致；《新移芍药台上》有句：“旧蕊支新蕊，深红间浅红”，描述芍药之形态，清淡素雅而不失绮丽，都颇可见其功底之深厚。

其从政，因耿直清节、勤政爱民而备受后人追摹。《明史·儒林传》说他是“岭海士大夫仪表”。《明儒学案·卷四十二》称颂唐伯元“治行天下第一。”乾隆《潮州府志·坊表》云：“理学儒宗坊，在大街。为吏部郎中唐伯元建。”

唐伯元未离世时，江西万年知县及江西太和县百姓感其功德，便建有生祠。其身后，潮州府也为其功绩立有“理学儒宗”牌坊。该牌坊建于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理学儒宗”坊原在太平路羊玉巷口。坊北镌“铨曹冰鉴”。“理学儒宗”左坊眼镌“赐环礼部主事”，右坊眼镌“钦差主试湖广”；“铨曹冰鉴’左坊眼镌”特起文选郎中”，右坊眼镌“简右尚宝司丞”。下横梁两面同镌有“万历甲戌科进士崇祀名宦乡贤唐伯元”。其中，“儒宗”即是儒者的宗师；“铨曹”即是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冰鉴”即喻明察。坊于1951年拆除。2009年按原貌原址重建于太平路羊玉巷口北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