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明（1906年10月10日—1987年10月24日），字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原长沙警备区代理司令、国民党中将。

唐生明（1906—1987年），字季澧，唐生智之胞弟排行第四，湖南东安县芦洪司白木町（今芦洪市镇大枧塘村）人。1914年开始在私塾就读。1915年入长沙明德学堂。1919年秋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级部。1922年入长沙兴会中学初中就读。1924年春入湖南陆军讲武学堂。1926年4月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10月毕业。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2年入中央陆军大学，1935年毕业。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调离长沙，与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酆悌对调。

唐生明青少年时代受学于长沙明德学堂、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兴中会中学。在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毛泽东来校任主事。1924年春，入湖南省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秋结业，进入湘军第三师叶开鑫师部任上尉参谋。1926年3月，其兄唐生智投靠广东革命军，他作为其兄的私人代表驻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4月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0月毕业到达武汉。 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此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中任学生队副总队长，不久改任前敌总指挥部警卫二团团长，后升任旅长、副师长。在此期间，他赞同国共合作，与许多共产党人结下友谊。1927年春，率团随第四集团军从武汉北上，在河南漯河战役中旗开得胜。

1927年夏，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他与陈赓等黄埔军校学生发表“讨蒋通电”。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过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并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陈赓将军到上海治疗养伤时，他曾给予帮助（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缺乏武器弹药，他率一个连从汉口坐火车到浏阳文家市，送给起义部队“汉阳造”步枪三百多支、子弹近万发）。

民国19年（1930年）后，先后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级中将参谋。

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调离长沙，与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酆悌对调，任常德警备司令。其父去世后他在其兄唐生智筹办的耀祥中学旁边筹建耀祥中学附属小学。抗日战争中、后期，受蒋介石亲自暗中派遣潜往南京汪伪政府，从事策反工作，充当蒋介石“三面政策”的重要执行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留在上海。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在上海召见他，赞扬其工作很有成绩，委任为国防部中将部员。1948年3月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统局中将设计委员、总统府参军（中将参谋）、第一兵团副司令官等职。

他在上海期间，认识了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吴成方把其兄弟俩在京沪策反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曾指示：“在江南要争取唐生智、唐生明等参加起义。”1949年春，以经商为掩护回到湖南长沙，协助陈明仁起义。他到长沙不久，推荐自己的知心人黄克虎担任第一兵团副参谋长，进入起义指挥中枢。他深明大义，暗中保护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用计骗过白崇禧，保住了捞刀河大桥，说服并促成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傅正模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扫除了障碍。

1949年4月，唐生明积极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活动，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湖南和平起义协议的签字人之一。湖南和平解放后，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是年，赴香港经商，对“两航”起义做了一定的促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国务院参事，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8月4日，陈明仁等37名将领在长沙宣布起义。他参与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发表声明，支持起义。6日晚8时，以他和唐星、刘公武等为代表的湖南代表团到浏阳河边东屯渡西岸，迎接以金明为首席代表的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他作为湖南方面和平谈判团五名成员之一，与金明在谈判协议上签字，被金明称为“痛快的人”。湖南和平解放后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是年冬，去香港经商，对“两航”起义从旁做了促进工作。1954年回到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不顾年迈多病，奔波于港、澳、内地之间，为开展对外贸易和推动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沈醉《“福将”唐生明》

常桃司令

1938年初，唐生明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他这一职务被常德警备司令兼湖南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区保安司令酆悌看中了，要与他对调。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也同意他们对调。唐是因他大哥唐生智的关系去长沙的，因不管事，张又不便撤换他，所以酆悌一提出对调，正合他的心意。酆很跋扈，但很能干。长沙是湖南省会，治安相当乱，正需要一个这样敢做敢为的人。而常德比长沙安静得多，所以唐也愿意去。

我当时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县军统局办的特务训练班任行动术教官，常去常德看望唐生明。有次他约我去他家中吃便饭，边吃饭他边提出希望我到常德去当他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处长。我连连摇头说：军统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私人活动工作。他说这不是私事而是公事。因为他调常德时，军统局便照戴笠的指示，挑了一个黄埔四期毕业、唐的同班同学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邓为人拘谨，怕出事，大小事都向他请示。唐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所以不到一个月便感到这样太麻烦。而我和他过去认识，便希望我去。我还是认为邓墨村如果没有犯错误，没有理由调动他。唐表示他可以和戴笠亲自去说；唐的夫人徐来，还有住在唐家的戴笠的女友张素贞与我都相识，她们也表示见到戴笠，一定要他答应调我去的事。不久，戴笠从武汉去临澧特训班视察训练工作，路经常德，经他们三人一说，戴笠果然同意调我去接替邓墨村当了常德（以后改为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兼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

我刚到常德，军统局便派了几辆卡车到常德，由军统局特务总队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的亲笔信给唐生明。他们先找到我，由我带去见唐。原来是戴笠上次在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一个特务连的士兵正在下操，他一眼看中了这个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配备驳壳枪的连队，便向唐提出，要他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因军统局刚成立不久的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唐一口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派人派车来常德接运这个连去重庆。唐看到戴笠的信后，马上把那个连的连长等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送给军统局了，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两个月的薪饷，马上料理一下家务等私事，三天后便动身。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警卫，而且城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随时要调动这个连去镇压。我便问他：“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警卫等工作？”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从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几个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接替特务连的工作？”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答应了戴笠以后，便已作好准备了。唐生明刚到常德，还认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的几家菜馆也觉得不合口味。不久，长沙文夕大火，一夜之间城为瓦砾。在全国一致责难声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被拿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时，唐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和我正在参加常德商界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如果我不调到常德，这顿饭早就吃不成了。”我也补充一句：“常德菜馆的菜虽比长沙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的无不举杯祝贺，说他是名不虚传的“福将”。

我为了调整稽查处的工作，花了不少时间把全城都跑遍了。当我去向唐汇报稽查处的工作部署情况时，他突然提出两个我不了解的地方叫我要经常派人去那里巡察。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的床拦在他的房门口，免得他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床铺底下爬了出去。第二天天快亮时又从床铺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便说：“现在你要晚上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门打开，不让你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唐听了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太太，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这是些暗娼居住的地方，最易窝藏盗贼，所以要加倍小心。

我和唐在一起工作时，有一个口头约定：稽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是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凡事都可以先办了再去告诉他；但若涉及到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却一定要先告诉他不准随便处理。我说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是知道如何处理的。他便很认真地告诉我：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战刚开始，在上海、武汉不照样秘密抓共产党？他还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抓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案有关的人。所以，在那两年多的时间中，这个地区虽然发现过一些与共产党有关的进步活动，由于唐的关系，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长的电话，说司令官自己开车带两名卫士到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是要做什么？我立即赶去。只见他军服整齐地站在停车检查的栏杆前的公路上，朝从长沙来车的方向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他只向我摇摇手，要我去检查站休息，不要站在他身边。我便转身去和检查所长谈话。不一会儿，从长沙方向开来一辆小车，他上前去看了一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唐看到汽车向沅陵公路上驶去，自己也跳上车尾随而去。我立即通知桃源汽车检查站作好准备，司令官陪送客人的汽车一到，立即举绿旗放行，不准阻拦，更不要办理一切登记手续。打完电话，我亲自在检查所等候。过了两个小时后唐才开车回来。他邀我上车一起到他的家，坐下来之后，我才问：“刚才是送谁走？”他先不答复我，而是狠狠地吸了几口烟才反问我：“你猜是准？”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存不住话的人，怎么今天居然能把这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猜不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周恩来。”我立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副主席？”他连连点头。我真感到惊异，一位共产党的副主席打从我这里经过，我事前毫无所知，怎么向军统局作交代？他见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长沙来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自护送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他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党在平江、浏阳活动时没有枪弹，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批枪也被拖上了井冈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只是挨了一顿骂。他说他什么样的朋友都交，他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我从他家出来，立即用加急电向戴笠和军统局报告：唐生明护送周恩来过境，事前不告诉我，以及他和共产党人交朋友等。戴笠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局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用人方法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当时一般爱抓权的主官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办；有的则批交主管人员拟具体办法呈阅后再决定；有的对部下信任的便只批：某某单位办。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大多是只批两个字，如交参谋处办的则批“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稽办”。他也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如何？有时部下找他去汇报，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吃亏。而最使他头疼的是常德警备司令部刚扩大为常桃警备司令部的时候，准备去桃源设一办事处，代行司令部职权。原任桃源县县长刘某，因任意鱼肉百姓，被人告发而免职。他一听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能把这个办事处主任弄到手，不但可以狠狠地报复一下过去告发他的人，还可以驾轻就熟，大捞一把。他不惜花本钱去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我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去见唐，力主不可再让刘某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去第二行政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认为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一定会谨慎小心，决不敢再乱来。

不久，他发表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这个主任有许多地方比县长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法去惩罚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展到借口乱杀人。有一次他竟先斩后奏一口气枪决了6个人。6条人命毕竟不是小事，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把此人扣押交军法审讯，以免唐代人背过。唐还在犹豫时，刘某连夜弃职携眷潜逃。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唐生明，便带了两个特务跟踪追去。我估计此人一定是逃往云南，因当时云南还在龙云统治下，逃往云南的一些政治、刑事等犯，不能随便去逮捕，而且可以逃往国外去。我害怕他逃走了，一切责任都归到唐的身上。我赶到贵阳的第二天，刘某携带家眷才到贵阳，一下车就被我抓到了。唐生明把此人解押长沙去归案时，也自请处分。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明、唐生智有深交，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捕归案了。不过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陈诚系的骨干。陈诚系和戴笠系是对头，霍认为唐与戴有关，早就不满意唐，看到唐提出自请处分而竟没有人处分他，非常气愤，便向湖南省负责人建议，既有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常桃警备司令部没有存在的必要，请求撤销，只保留原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常德的治安，这样就等于是对唐的处分。霍揆彰本想把稽查处借此机会抓过去，派他的人来当处长，结果由于这些稽查处和警察局一贯是由军统的人担任，他没有能抓到手。稽查处改为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不过要受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的节制。

当我把这一切情况向戴笠和军统局汇报后，戴笠马上发来一电由我转唐，说有要事面商，传唐马上去重庆。唐接到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后，即嘱副官处长吕某等负责办理结束工作，他自己则带着徐来和张素贞先回湖南东安老家去看望他的父母亲去了。他原来兼任的第二行政区专员一职，因一年多前便已让给了他的同乡冯天柱。此人做过湖南省民政厅厅长，资格很老，唐自忖搞行政不是内行，所以向省政府推荐冯担任行政专员，他兼的第二区保安司令也在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时，交由冯天柱兼任，结束工作便很顺利完成了。他走不久，我也被调往重庆。

奉蒋之命当“汉奸”

我到重庆去见了戴笠，知道蒋介石已决定派唐生明去南京参加汪逆政府工作，专门负责搜集重要情报。戴笠决定派我去担任唐的助手，任务有两个：一是主持在沦陷区的暗杀工作；二是要设法保护唐及其家属的安全。当天晚上，戴笠邀唐去吃晚饭，也要我去作陪，我才知道唐把徐来和张素贞暂时安排去湖南老家，等他工作决定后再去接她们。戴笠边吃饭边告诉唐：他考虑再三，认为还是派我去协助他工作比较合适。唐也很高兴，说希望我能再和他合作。戴笠要我先去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在军统掌握的编练处正调训的便衣混城队队员中，挑选100到200名下级军官，施以破坏、暗杀等行动术的训练后，即由我率领分批混入上海、南京等地，配合唐在沦陷区工作。

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上海的工作任务后，很高兴。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因为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他自己也很愿意。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唐生智认为：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这置他自己于何地？所以他极力反对，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唐生明说，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便亲自拜访他，结果并不理想。戴只好请蒋介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私情还不错。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更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所以，戴笠改派了他人。当时，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

为了假戏真做，还得由唐生智出面登报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当戴笠派李肖白去见他，说明等唐生明到了南京以后，便请他出面去报上刊登一则启事，说他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唐生智余怒未消地对李肖白说：“一切都是由你们安排的，用不着找我，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李肖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戴笠连忙亲自赶去看他，说明这是为了抗日，为了党国等。据说唐生智还讽刺了戴笠几句，说：“为了抗日要派兵去抗，派人去投敌当汉奸怎么抗呢？”戴笠回来后虽然很气，但还得利用他一下才能达到假戏真做的目的。

唐生明偕徐来、张素贞从桂林经香港到达南京后，立即被汪精卫委派为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并在电台上大肆宣传唐生明已由重庆到达南京的消息。军统代替唐生智与唐生明所办的脱离兄弟关系的“启事”，也在重庆《中央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登出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也把这一启事连续播出多次，目的当然是让南京方面听到：唐生明的哥哥在骂他不肖，与他脱离了兄弟关系。当时一些不知内幕的人也在骂唐生明只图个人享受，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

国民党也明令发表“通缉令”。这一“通缉令”也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当时南京方面也大肆宣扬，汪精卫亲自接见等。两边都闹了一阵。唐按照戴笠面授机宜：“开始不要多活动，生活上越腐化越好”来行动。这一点，迎合了唐的要求。而敌人开始也没有发觉他与重庆的关系，不到一年，戴笠就让他逐渐进行活动了。他在这几年中的情况，我曾替他写过一篇《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上，这里就不重述。

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原因很简单，因为奉命主持在沦陷地区指挥拘捕汉奸的军统头子戴笠一到上海，便住在唐的家中，如果不早早取消对唐的“通缉令”，一个负责拘捕汉奸的军统头子，公然住在被通缉过的汉奸家中，怎么向沦陷区人民作交代?国民党办事虽拖拉，但这次在刚胜利可说百端待举中却能提前发布这个命令，主要是这个原因。

我于抗战胜利后去上海，第一个便是去看唐生明。他非常高兴，全家热情欢迎我。唐把我领着从前面到后面，从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说明他这几年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不过他也受过不少惊吓，差一点被日本人杀掉；后来还是日本人从诱和蒋介石问题上考虑，虽发觉他与重庆有很深的关系，不但不杀害他，还派便衣保护他，以便有朝一日，可派他到重庆作为与蒋介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所以有些军统的潜伏特务被日本宪兵队捕获时，他还可以去作为担保人保释出来。而徐来却说几次把她吓得差点昏过去。有次她以为日本宪兵队是来抓他们，因为军统大特务毛森被捕，唐托人去讲情，日本方面认为唐与毛森关系很深，想从唐口中了解到毛森关系，派一个宪兵小队长气势汹汹来找唐。幸好有人通知了周佛海，周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才没有发生意外。因为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各有一套，有的认为唐可利用，有的则希望通过唐，做一些对搜捕军统潜伏特务有帮助的事。所以徐来说，她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而唐生明却糊里糊涂只晓得享福。我却认为这正是唐的高明地方，问题虽很严重，但表面上则装成满不在乎，才能从容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张素贞则说：“这是唐生明的长处，真正是‘大智若愚’。”唐却随便我们怎么说，总是照例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烟，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我因听到不少人说唐在沦陷区几年中，保释和保护过不少军统特务，所以我便当面说他做了很多好事，许多人都感激他。而一向直率的他却出我意外地说，他为日本人和汉奸做的坏事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否则日本人和汪精卫也不会相信他的。所以他很坦白地说，骂他恨他的人比说他好话的人要多几十倍。不过当时我不好意思追问他究竟给日本人和汉奸们做过哪些坏事。

美蒋特务合流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抗战胜利后宣布结束之前，便向国民党提出：美海军部门愿意协助国民党重建海军。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从中美所方面得到不少日本海军情报。最主要的一次情报是日本在雷伊泰湾集结所有剩余军舰准备与美方决一死战，在这一最紧急时刻适逢已被唐生明收买的周佛海赴日访问，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回上海后即经唐密报军统，戴笠则转告美方后，经美海军密查证实，立即出动大批飞机、军舰，趁日军不备，突然发起猛攻，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剩余的全部主力部队，取得了美日海战的绝对优势。所以美海军为了酬报军统，决定将一批超龄军舰无偿赠送给国民党，条件是：希望仍与戴笠合作，无疑是想支持戴笠搞海军。所以蒋介石便指示戴笠拟出海军总司令部的编制、人事等送他去考虑。戴笠召集军统一些主要人员商谈海军总司令部人事的时候，他首先提出3个人：参谋长唐生明，秘书长潘其武，副官长沈醉。毛人凤一听就说：潘任秘书长很适宜，因他原为中美所主任秘书，与美方有多年关系；沈任副官长也恰当，因沈搞了几年总务，对这方面有经验；唐任参谋长是否应再考虑？戴笠一听马上把手举起，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掰着说：“我知道你们对唐先生任参谋长有意见，但我认为他任参谋长：第一，他不爱管闲事，由他担任此职，决不会和我们有矛盾，只要派一两个副参谋长去帮他主持，完全可以听我们的；第二，由他担任此职，蒋介石不会再去挑选别人，其他的人也不会来和他争这一职位；第三，他的人缘好，遇到棘手的事情请他出面周旋便可迎刃而解；第四，对外活动把他推出去，省掉许多麻烦……”他越说越起劲，似乎非唐莫属。所以大家也都认为这一安排很恰当。不过后来由于戴笠乘飞机摔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一职才落到桂永清头上。

抗战胜利后，戴笠在上海抢了几处花园洋房，但他却从不去住，总是住在唐生明家中。所以他摔死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所接收的敌伪产业中一部分珍贵文物、珠宝等物存放在唐家。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当面要我去唐家清点，因我主管清理军统在沦陷区接收的财产工作。我不得不去与唐商谈，但无任何证据。唐得知我的来意之后，便带我去戴笠在他家中住过的客房内进行清点，除几只装衣服的皮箱外，没有别的珍贵文物。我把这一情况向军统汇报时，在军统局务会议上还有人坚持戴有东西存在唐家，因戴笠在各地挑选精美物品时，从不给收条，高兴便拿走了。我后来在北平接收物品的清单上，看到戴笠在一只九龙杯和一把青锋剑下面用钢笔写了一个“笠”字，表示这两件名贵异常的古物，是他取走了。恰好他摔死时，在飞机附近居民拾到这两件宝物。我以此为例，说明戴笠没有东西存在唐家，一场纠纷才算平息。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对他的通缉令取消了，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有些人对他毕竟给敌人做过不少事多少有些不同意见。所以蒋介石与郑介民、毛人凤研究之后，才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军统后身）中将设计委员。唐对此很不高兴。因他不是军统成员，让他担任这一工作，这对他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来那么多地方，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工作，而把他安排这样一个闲职，的确出他意外。所以他这个设计委员，只到保密局去过两三次，连设计委员会办公室他都没有去过，只在毛人凤的办公室坐一下就走了。

讲私交为汉奸说情

1946年秋，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审讯汪逆政府陆军部长叶蓬时，唐生明多次从上海赶到南京，到处为叶蓬讲情。说叶蓬在敌伪时期，曾一再反对日军抽调伪军出国作战，充当炮灰。由于叶蓬等坚决不同意，日军这一阴谋才未能实现。他希望用这一点来减轻叶的罪行。当时军法局长是军统老同事徐业道，所以唐常邀我一道去徐家。我陪同前去时，总是一言不发。唐一再向徐说叶可以将功抵罪。徐虽当面说明，这样大的案子他个人作不了主，唐还是请他想想办法。有次唐走了以后，徐业道对我说：“唐这位朋友真是不知道利害，一味徇私情。”他劝我下次不要再陪唐去找他，怕别人说闲话，给这么大的汉奸讲人情，别人还以为得了多少根金条呢。我说叶的财产早就没收了，还有什么金条来活动？徐指出唐在上海住的那座大花园洋房不是叶蓬送他的吗？我说那是以前的事，徐还是认为此案无情可说，要我劝唐不要使他作难。唐听了气愤异常，说好多人比叶蓬罪还大，不也大事化小了吗！不久，叶蓬被判死刑，立即枪决了。唐闻讯大发牢骚，还要我陪他去找徐业道。我尽力劝阻他，才没有去。许多人认为他这个人只讲义气什么利害都不顾了。

1948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唐才被任命为总统府中将参军。我当时已去云南，一次有事去南京，我先到上海，去向他道贺。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我说比当保密局设计委员好听一点。他说胜利后不给他一个高于抗战初期的职位，连相等的职位也没给。他说他在汪伪政府中给蒋介石和戴笠做过不少工作，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是提着脑袋和全家人的生命在为党国尽忠，结果是过河拆桥，去时蒋介石当面说的那么好，胜利后就忘记了自己的话。我劝他少发这些牢骚，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屡遭军统暗算

1949年初，我再去上海没有见到他。毛人凤却告诉我，唐生明竟去湖南担任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而不听劝告到台湾去；还听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长周伟龙有勾结，准备去湖南搞和平运动，要我提高警惕，注意一下。我便把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早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人的关系多，而且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如果被共产党利用了，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听了感到好笑，还认为毛人凤太敏感了。我估计他去搞带兵工作，是因为是对共产党作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升官。唐过去认为没有给他实权，带兵打仗正是好机会。毛人凤很不以为然，说我是感情用事，不从政治上看问题，所以他后来派一个专搞暗杀的行动组去长沙，准备暗杀的人当中有唐生明。他曾叮嘱这个组的头头，不要让我知道是去杀什么人，因这些行动人员都是经我训练过的学生。程潜宣布湖南起义时，这个组便开始行动。毛人凤通过潜伏电台指示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便要他们杀跟随程起义的军统人员，其中特别指出杀唐生明。特务在唐居住的地方守候，唐出门时，只打了一枪没有打中。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而使其没有法下手。最后他们只杀了随同程潜起义担任了长沙市警察局局长的军统人员刘仁爵，便逃跑了。后来这些人都逃到云南派在我手下工作，他们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家中掩护了地下党一部电台，军统特务去暗杀他的时候，因距离稍远，开一枪没有打中，他就跑了。他说如果近一点，虽不死也得重伤。湖南解放后，他因不适应解放后的生活，并且希望利用过去与国民党上中层的人事关系，做一点对台工作，所以全家迁居香港。毛人凤又派人去打过他一次，也是远处开枪没有打中他。后来香港警察部门加强了对他的保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打他。

和共产党人交朋友

1957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曾去看望我们。这对在改造中的战犯们真正是一次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爽的谈话，更加强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所以， 1958年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成百的战犯们没有发生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看望所带去的鼓励有关。它使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只要努力改造好，肯定会有光明前途。唐生明当时明确地表示：他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和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让他们来看望我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将来还会重用；只要认真改造好，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强了大家的信心。所以我1960年得到特赦，第一个去看望的人便是他。他和徐来以及他的孩子们对我都十分热情。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定量，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到北京，除了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所以使我不能忘怀。

我在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和过去一样；可是我在唐家见到他和解放军将领与政府中一些领导人往来时，完全和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和陈赓大将这么要好？他说：“我们的感情可以说和兄弟一样。”他告诉我，陈赓大将抗战前去上海医病，当时共产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帮助过陈。我立刻想到，当年，我在上海工作时，军统得到陈赓去上海的消息，上海特区区长吴通尧是黄埔一期毕业与陈同一个中队，他带领我和大批特务到处去寻找陈赓。想到此，我禁不住问一声：“你在上海和陈往来我们怎么不知道？”他笑笑说：“我和陈赓往来如让你们知道，我就变成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还有一次，我看到高登榜同志在和他谈话时也是那么亲切，并且对他非常关怀。高走后，我也问他，什么时候认识这位领导人的？他说解放前就有往来。我也随口说一句：“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他说：“如果告诉你，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不深刻了解他的人，谁会相信他在紧要问题上能做到这么守口如瓶呢？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破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不要有自卑感。他说都是人么，人都要交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要我注意：国民党人朋友在他面前骂国民党的时候不但不生气，有时还附和骂上几句；而在共产党人面前骂共产党，共产党人却会坚决反驳，绝对不会附和你的。我说这是因为国民党有该骂的地方，而共产党没有应该骂的地方。他说，共产党是没有该骂的地方，而个别共产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该打屁股的地方呢。

第一次见他落泪

唐生明一生可以说是享尽人间福，除了从小就娇生惯养外，长大一直靠大哥的关系到处吃得开。他的夫人徐来，是著名的标准美人，不但能歌善舞，还和梅兰芳学了几句京戏，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不过在“文革”期间，唐也在劫难逃，吃过一段他平生没有吃过的苦头。

“文革”开始后，唐生明因多次被红卫兵抓到政协来批斗，连每月工资都不敢去领。我当时住在政协附近，有辆自行车，加上身体还好，所以每到发放工资的时候，我就代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等去领取。那时去领工资不但要挨一顿骂，还得劳动一下才能领。我一进政协的后门（大门封闭不开，都从后门出入）便在地上拣起一把扫帚，从后门一路扫到西边的男厕所，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又从厕所一路扫地扫到会计室门口。才拍拍身上的灰尘去领工资。会计室的同志如果看到没有红卫兵在的时候，总是同意我代领一些人的工资，由我分途送去。有次会计室把上月扣发了30%的工资补发给我们，并且说，从这个月起不再扣发你们工资了。我把钱送给唐生明和杜聿明等的时候，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大家都很感动也很奇怪，谁会在这个时候还来关怀我们呢?我正和宋希濂研究时，唐生明眼眶通红，噙着热泪来到宋希濂家，他说已经问明白了，是周恩来总理听说政协扣发我们的工资，他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但不准再扣，还要把已扣的全部补发。他边说边揩了一下眼泪，继续用激动的口吻说了一声：“总理待我们太好了！”说完掉头就走。我追出来，看到他还在揩眼泪。我和他往来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泪。

1967年11月4日，我最后一次把代领的工资送给唐生明后，7日便听到消息：唐生明和徐来于6日晚间被红卫兵抓走了。8日晚，我也被抓去。当时虽然同被囚禁在秦城监狱几年，却从未碰过面，也不知道彼此情况。1972年，周总理知道我又被关了起来，指示公安部门释放了我。而唐生明还多被关了两年才释放出来。两人重见，都不敢多说什么，因“四人帮”还在横行。他只很痛苦地告诉我，他被释放时，监狱的人告诉他，徐来已病死狱中了。我们相对无言，都默默地坐在那里，好久，我一语不发，紧紧和他握了握手。他却站了起来，大声叱骂：“他X的！”我怕惹事，匆匆告辞，还听到他在叫骂，我又回转身去，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声：“忍一下吧！斗不过人家，不要再吃眼前亏了！”他把桌子一拍：“老子看他们把我怎样！”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恢复了政协委员待遇，1983年又被选为六届政协常委。

生荣死哀晚节全

1987年10月24日，81岁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友好400多人。1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出的新华社的有关“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报道中，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四·一二后，“在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并说他对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忘记。

我在参加他的遗体告别时，曾写有一首七律，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就用它来作为此文的结尾吧！

悼唐生明

亦友亦师五十年，惊闻噩耗泪涟涟。

热情豪爽英雄色，报国忠诚意志坚。

大是非前真胆略，小糊涂处假痴癫。

一生享尽人间福，到老终能晚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