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化名陈鹏，今泉港区山腰镇新宅村人。1927年在惠安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时，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7月，在中共惠安县委书记朱思指导下，惠安县中地下党、团组织成员发起成立惠安县学生联合会，唐言福任主席。随即联合八所学校掀起以清算“包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学潮，有力地推动全县“五抗”（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斗争的发展。

曾化名陈鹏，今泉港区山腰镇新宅村人。1927年在惠安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时，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7月，在中共惠安县委书记朱思指导下，惠安县中地下党、团组织成员发起成立惠安县学生联合会，唐言福任主席。随即联合八所学校掀起以清算“包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学潮，有力地推动全县“五抗”（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斗争的发展。

1929年9月14日，福建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惠安县委员会的同时，又批准正式成立共青团惠安县委员会，唐言福是共青团县委委员之一。1929年冬，学联会被破坏，唐言福身份暴露，奉命转移他方。1930年春，唐言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接受任务任中共惠安县委会惠北特派员，到农村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同年9月参加惠安武装暴动。1931年春，因暴动失利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继续就读于省立龙溪职业中学。在校因组建团组织，闹学潮被通缉，辗转至晋江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经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批准，调他（化名陈鹏）到惠安开展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1931年6月，中共惠安县委迁址于山腰瓦厝村（荷池村）。唐言福任县委委员兼任共青团惠安县委书记，一直到1932年5月。

1932年2月，唐言福参与组织领导惠北武装抗捐斗争。是时，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来惠安领导抗捐的蔡协民指导下，成立“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游击队”，作为惠北抗捐斗争的基本武装力量。由唐言福任政委，庄毓英任支队长。稍后，在三朱昆山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部署抗捐，决定建立以广大贫苦群众为基础，并争取开明乡绅及“四八父母会”（初成立时四十八人，故称）、“五三扁担会”（由五十三人首先组成，故称。两会均为山腰、坝头、三朱一带的帮会组织）参加的抗捐统一战线——“惠北抗捐大同盟”，唐言福任总指挥（后编为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游击支队，改任政委）。不久，在昆山寺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唐言福主持，新任中共惠安县委书记李文端作抗捐动员报告。参加大会的有游击队员、十八乡、山腰、坝头等地农民代表，以上三地的开明乡绅，“四八”、“五三”的会首和会众四十多人全副武装出席。旋即，县委领导人又在岩山祥云寺召开“惠北抗捐大同盟”工作会议，对抗捐时间、主攻点，以及宣传工作等具体问题作细致的研究和分工。会后分头行动，深入荷池、郭厝、峥嵘、前陈、峰尾、施厝、外厝、涂坑一带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宣传发动群众，发展扩大武装队伍。

1932年3月4日，一支共二百多人的匪军借“认捐”之名，进驻溪墘、后林，连部设在后林祠堂。匪兵头目蓄意挑起事端，诬说酒菜中下毒，“有意毒害”匪官，立即逮捕开明乡坤、朱、丁、元等四人，拘禁于坝头馆仔，制造了“三朱事件”。为营救被捕的乡绅，8日夜，唐言福根据县委决定，派人分头联络“四八”、“五三”帮会会首及三朱邻近村庄的房族长许万兴等开会，部署当夜围歼陈匪军。后因准备不周未举。9日，匪军退驻坝头，调整部署。12日夜，李文端、唐言福亲率侦察人员，抵陈匪军重新布防的驻地，侦察敌情。

1932年3月14日，在中共惠安县委直接领导指挥下，游击队员、十八乡、山腰、坝头、郭厝及“四八”、“五三”会众上千人携带各种武器，集结于三朱都巡村，召开抗捐誓师大会。李、唐率领四百多名武装人员，分兵两路向坝头馆仔敌军驻地进发，解救被捕乡绅多人。经过十五、十六日的激战，抗捐初获胜利。4月25日，敌南辋（辋川）区施德诚营五个匪兵，由收捐员吴晚生带路到十八乡下后郭村收捐。李文端、唐言福、李昭秀、庄毓英等闻讯率领二名游击队员埋伏于尖峰山、许桥溪伏击，处决收捐员，五名匪兵经教育后释放。

5月间，厦门中心市委调回李文端，改组县委。唐言福继任代理县委书记。6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调唐言福回厦门，批判他在惠安工作期间的所谓“路线”错误。1933年秋，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委派唐言福、李德在南安岭兜内寮田芷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晋南县委。

1934年夏，唐言福任青年团厦门市委、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在此期间，唐言福又到中共闽越边区特委协助工作，也曾受厦门中心市委委派到安溪巡视。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在佛仔格召开会议，唐言福传达了中共厦门市委关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史称“闽变”）的性质和党的斗争策略及工作方针等，决定利用“阅变”的有利时机，加紧发展革命力量，组织群众，扩大武装，实行土地革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1934年夏天，中央曾调唐言福前往中央解放区（瑞金）工作，因交通问题，未成行。

1935年间，唐言福在厦门闽南反帝大同盟和市、省委工作。年冬，回惠安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在三朱、洪厝坑等地隐蔽，与出福元等共同开辟新区。此期间，惠安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加上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群众怕连累，给隐蔽带来一定的困难。1936年初，唐言福去越南西贡，5月任越共华侨特委书记，组织越南华侨救国团体。1939年秋至1940年7月，担任越南华侨救国总会理事、越南华侨归国服务团团长。同年7月至1941年7月，担任越南西贡民先小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在此期间，他曾被捕入狱，饱尝异国他乡牢狱之苦，后得救。1941年7月，辗转回国在广西桂林、适江合山煤矿公司做小买卖，后担任合山公司子弟学校主任。1944年11月至1949年4月间，他先在广西宣山，后奔波于柳州、香港、厦门、海澄、晋江、越南，一面当难民当挑夫当小贩，当小学教师，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寻找组织，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共华南局。其困难艰苦的生活，令人难以想象。有一度唐言福在厦门海口近码头处经营“柴行”，请家乡的侄儿唐友枝等为“伙计”，自当“老板”作为掩护，寻找组织。为避敌人的缉捕，夜间常在柴垛上搭铺，过着“卧薪尝胆”的艰苦生活。1949年初，他从越南回国，北上北平。一年半时间，曾寄寓于中央统战部招待所，进入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学习。在这里结识了同校学习的王家琨女士。1949年10月1日，他俩参加了国庆典礼，同日举行婚礼，从此唐言福既回到了革命大家，又建立了革命小家。1950年3月以后，他先后被分配到天津政治学校研究室、天津第五区公所人民代表会议、第三区公所办公室当干事。1951年3月，回福建在福建省革大校部教育科当干事。此后直至1957年，曾担任福建中教暑期学委会第五分会办公室指导员，又曾在福州区高校学委会、福州大学工作，兼“打虎队”队长及省教具厂经理、福州工业学校教员兼文史地研究室主任、福州第三中学教员兼政治教研组组长、福州第六中学教员兼高三班主任。1957年，升任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62年10月，唐言福病故于福州，享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