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春夏之间,
福建省惠安北部(今属
泉港区)农民因不堪
军阀陈国辉部的横征暴敛,在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
巡视员蔡协民和惠安县委
李文端、
唐言福、
朱汉膺等直接领导下,联合惠北一些
宗族、
帮会成立由
共产党领导的具有
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捐大同盟”作为领导机构,于是年3月14日全面爆发了以惠北三朱周边“十八乡”及
山腰、
坝头、
郭厝为中心的武装
抗捐斗争。史称“惠北武装抗捐”。
1930年(
民国十九年)9月,“
惠安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
惠安大地。1931年(民国二十年)1月,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
陈国辉(
旅长)部派遣军队前往坝头乡弹压
抗捐民众。3月16日,大吴、张坑、型厝、涂寨一带乡民亦因驻军逼征“烟苗捐”而发生冲突,陈国辉派补充团第一营戴同山部前往“剿办”。17日,二区(涂寨)召开民众大会,“誓与陈部死抗”。3月,
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在厦门
鼓浪屿遭敌破坏。5月中旬,中共
福建省委驻厦办事处调陈鹏(即
唐言福)返回惠安发展地下党团组织。5月27日,中央根据福建方面的提议,决定暂不恢复福建省委,改建
厦门、
福州2个中心市委,分别指挥
闽南泉、漳、厦和福州、
莆田、闽东等地党的工作。6月初,中共福建省委驻厦门办事处调
沈玉泉(化名马路杨)到惠安组建党团县委,沈玉泉任中共惠安县委书记,并组建
游击队,开辟以三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7月7日,惠安商人因反对契税局的压迫,相率罢市。是夏,陈国辉部
陈育才团进驻惠安,横征暴敛,仅坝头区便被勒索50万元白银的“烟苗捐”。7月17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厦门正式成立,于是
泉州各地的党组织隶属于厦门中心市委领导。厦门中心市委后又指派李文端等同志到惠安县恢复、组建党团组织。9月,全县相继建立了4个党支部。是月,沈玉泉奉命返回厦门,李文端接任县委书记。至11月,三朱、
前黄、瓦厝、
山腰等36个乡村均建立了党的组织,全县拥有
共产党员100多人。同时相继成立了
农会、
工会和妇女会,其中农会会员有300多人。同年12月16日,中共惠安县委发动下九乡农民自卫军武装围攻下乡征收“油园捐”的
陈育才部征捐队伍,缴获20多人的枪械,点燃了惠北武装抗捐运动的烈火。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初,中共惠安县委向厦门中心市委报告了惠安的斗争形势以及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抗捐的愿望,请求派人加强对武装抗捐的领导。1月21日,上海拒毒会致电
国民政府,呈请惩办土著军阀陈国辉在惠北迫种烟苗(
罂粟)案。2月,厦门中心市委即派
蔡协民带着市委的指示信抵惠安巡视,参加组织指导惠安的抗捐运动;接着又指派
漳州工农红军游击队参谋长庄毓英回惠安工作。在上级的指导下,惠安县委确定武装抗捐斗争以三朱为中心,先后在三朱和普安、
曾炉寺等地召开了8次党内会议,研究决定抗捐斗争的目的、任务和步骤,准备建立
红军、
农民自卫军、成立农代会,先打败驻扎惠安的陈国辉部队,然后进攻县城,最终武装夺取县城,建立
苏维埃政权,逐步进行
土地革命。关于抗捐办法,惠北采取“硬抗”,即武装抗捐;惠南(
洛阳、东园、
张坂三镇和
百崎回族乡)采取“软抗”,即拖缓不交。同时决定把原有不定编不脱产的工农武装,组编为“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游击支队”,计有主力40多人枪,群众武装400人,庄毓英为支队长,唐言福为政委。尔后,又按照县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在三朱的昆山寺(今
虎岩寺)成立了由
唐言福为负责人的“惠北抗捐大同盟”,把游击队、农民、开明乡绅和“四八”、“五三”帮会都容纳在抗捐大同盟内,形成抗捐统一战线,增强抗捐武装力量。随后,县委领导又在岩山
祥云寺召开“抗捐大同盟”工作会议,对抗捐行动的时间、地点、分工、宣传工作等具体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
3月4日,
国民党惠安驻军陈国辉部200多人为强迫群众“认捐”进驻三朱乡,分驻于溪朝村、后木村,一进乡村就劈门破户,肆意抢掠群众财物,掠钱财计2000多元。为避免兵灾,乡民公开推举开明乡绅与之洽谈,并于6日夜设宴招待。陈国辉的爪牙以酒中有毒为借口,将前往洽谈的
朱丁元、朱振先、陈大泽、
朱明春4人作为人质,扣留关押在坝头馆仔(今属泉港区
前黄镇),要挟该乡认捐1200亩的税款,并须按期如数缴清后才允放人,是为“三朱事件”。中共惠安县委获悉后,及时确定以三朱乡
后宅村朱汉膺家作为抗捐运动指挥部,由蔡协民任总指挥,并分头派人联络各方力量,准备举事,围歼国民党驻军。3月14日午前,惠北党组织直接指挥的武装骨干队伍30余人和抗捐群众1000余人,在三朱都巡村召开抗捐誓师大会。下午1时,惠安县委直接指挥的武装骨干队伍、帮会会员及“十八乡”(今属
涂岭镇)、山腰抗捐群众3000多人,在
李文端、
唐言福、詹双喜、郭杨柑的率领下,分三路围攻驻守在坝头馆仔、朝林(今属前黄镇
凤安村)的敌军。激战三、四小时,毙敌3人,俘敌2人,缴获枪械20多支,并捣毁丈量处,攻占敌“田亩捐办事处”,救出朱丁元等4人。15日晨,敌军施德诚营部分兵力再次攻占坝头。于是,山腰等地抗捐队伍旋即给予迎头痛击,战至下午4时,把其击退,俘敌1人。缴枪10多支;16日9时,抗捐队伍分别集结于虎遇山、前埔岭等敌驻地附近的小山头,采取“车轮”战术,轮番对敌发起攻击,敌被迫退守朝林村,敌死伤10多人,抗捐武装牺牲1人,伤3人。入夜,敌军乘武装队伍连续作战疲劳之机,组织“
敢死队”分三路突围,逃回县城。在三天激战中,抗捐武装深得群众支持,广大群众主动送水送饭到火线,有的自带粮食为战士们做饭,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还有成千上万村民在山头上敲锣击鼓,喊杀助威。涂岭党支部在
吴国珍带领下,发动群众砍电杆、散传单、烧桥毁路,阻击敌人。惠东、惠南广大群众也积极配合惠北抗捐斗争。各地群众团体、爱乡人士及海外华侨控告陈国辉所部在惠安的罪行。
声势浩大的惠北武装抗捐斗争持续了近三个月,基本上打掉了陈国辉在惠安所部妄图苛征的50万银元“鸦片捐”,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福建省农民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后由于封建帮会的妥协及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李文端、蔡协民相继离开惠安回厦门,削弱了领导力量,致使抗捐斗争在坚持两个多月并取得初步胜利后最终被迫停息。
5月中旬,
十九路军进驻惠安,陈国辉部遁出惠安。福建军政当局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为稳定民心,诱调陈国辉到福州,收审后枪决,所部被缴械。
惠北武装抗捐是继“
惠安暴动”之后福建省内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给予陈国辉所部及当地
土豪以沉重打击,锻炼了群众,推动了惠安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并由此产生一支拥有数十名
游击队员的武装队伍,后由庄毓英率领部分队员参加闽南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