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雄俊，字绿野，上海川沙人。著名保险教育家，抗战时期活跃在重庆。1933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1937年进入中国保险公司，主办陆地兵险，被分派至重庆总处工作（重庆打铁街204号）。1942年“四联分保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唐雄俊任四联分保办事处经理，1945年9月，任“中国再保险公司”协理。1946年被“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选聘为学术部部长。1949年任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保险系专任教授。1979年当选中国保险学会常委理事；1984年当选为上海市保险学会副会长。编有《十年赶上英国》、《美国金融市场新知识》、《第三世界利用外资洽谈手册》、《城市经济学》等书籍专著。

唐雄俊，字绿野，上海川沙人。青少年时期就读于上海私立民立中学，朝夕濡染该校爱国传统熏陶，接受了有别于教会学堂及官办学校的特色教育和情怀养成，品学兼优，英语尤为擅长，1933年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学号七三六七），是大同商学院最早一批财经专业高才生，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金融会计专业理论，打下了坚实的财金知识基础，尤其是受业于王志莘先生，耳濡目染其“振兴实业，职业救国”理想追求，树立了以振兴工商业来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1937年毕业伊始即通过考聘进入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华商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公司工作，从实习生起步，开始了为中国保险业不懈奋斗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跻身“保险界十三太保” 演绎陆地兵险的传奇

唐雄俊投身兵险事业，以特殊职业奉献，效命疆场做干城。

1937年时的中国虽经“十年黄金发展期”，但东北沦陷，苟安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忙于“攘外必先安内”，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日甚，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东南沿海城市、工商业重地相继失守，日寇铁蹄肆意践踏神州大地，海岸遭日舰封锁，中国工矿企业陷于覆巢累卵之危。南京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再迁重庆，为加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需要动员大批沿海工厂、机关与学校内迁，组织抢运重要的战略物资，中国的经济中心被迫向大后方转移。但由于当时日寇掌握制空权，日机到处狂轰滥炸, 许多工矿企业被炸焚毁，风险极大。虽然早在1936年11月，华商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就与外商上海火险公会签订《上海兵险公约》，约定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危害提供安全保障，但当“八一三”战事一起，外商火险公会就背信弃义做出了停保中国兵险业务的决定。故而许多沿海工矿企业主在没有确切补偿保障的情况下，不肯轻言内迁。

8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常务会议，将保护内迁工厂重要物资的运输安全提上议事日程，议定由财政部拨款1000万法币，委托中央信托局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11日，财政部公布《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办法》（８条），10月18日，中央信托局开始正式承保，以转运期间的水陆运输兵险为限，分水路、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四种。最初兴办的承保线路以途经上海之水陆交通各线为主（分战区线路和非战区线路两种），即凡途经上海或由上海起运的内迁物资，均属重要承保范围。上海沦陷后，业务重点便转向湘江及粤汉、广九铁路一线，还包括途经香港的内运物资。武汉、广州失守后，承保地区又移至港越、滇越各线。

战局进入1939年，日寇为彻底摧垮中国人的抗战信心，经济封锁变本加厉，空袭破坏丧心病狂，一些大后方的重要街区、厂房机器设备等成为固定轰炸目标，工商企业主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不敢继续内迁和开工生产，人心惶惶，到处谣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热水瓶（指炸弹）倒下”的段子。7月，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除工商业主的顾虑，支撑大后方经济，再次饬财政部增拨1000万元专款设立基金，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迅速开办“战时陆地兵险”，专门承保对抗战及民生性命攸关的大后方工厂设备及战略物资。

开办陆地兵险最大的困扰，不是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挹注来弥补亏空，而是无前例可循，缺乏国内外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大后方无专业人才储备，茫无头绪。“凡百业之策进，端赖得人”，有无高端人才成为兵险事业成败的关键，为此中央信托局特派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潜赴上海，通过中央信托局保险处驻沪办事处主任姚达人，找到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秘书长关可贵等，秘商选聘富有保险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保险干才。这项拔擢事宜得到中共地下党主导的《保联》的积极协助——通过《保联》刊发招聘消息：“某大保险公司，扩充业务，拟招聘保险从业人员若干名，派往内地工作，有志者可向本会关可贵先生面洽”，寥寥数十字，传播面却很广——半月内报名者即达一百数十人之多，经过两星期面试，择优录用。入职未久、风华正茂的唐雄俊，踊跃报名，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被项馨吾优先擢用。

唐雄俊与张仲良、程恩树、林震峰、包玉刚、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徐曾渭、赵镇圭、胡肇忠、沈尔元、童肇麟等13名上海保险界精英（这些人后来被誉为“保险界十三太保”），先后到位于上海善钟路（今常熟路）87号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上海办事处报到，组成陆地兵险团队，在该办事处3层阁楼上开始擘划各项准备事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屡经与中外保险机构接洽，寻求分保可能性的努力均告失败，大家放弃幻想，群策群力，预估会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尽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不久，项磬吾打前站先行离沪去了昆明，起草章程及计划预案等筹办事宜交由姚达人与张仲良等组织落实。

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大致的章程文案就绪，定于1939年10月17日动身南下。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及“保联”的部分同仁在新雅酒店以聚餐形式为他们饯行，胡詠骐嘱以“事业方面应有事业心胜过图利心的态度，学术上应有研究的态度，同业方面应抱合作互助的态度”相勉励。在当时大片国土都被日军侵占的情况下，远赴西南昆明并非易事。他们抱着“一切为了祖国”（for our nation）的信念，搭乘怡和轮船公司之“裕生轮”，绕过日军占领区，辗转香港、越南，跋山涉水，吃尽了千辛万苦，由滇越铁路抵昆明，经实地勘察认真研究，审慎核定条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十三太保”即被分派至成都、重庆、贵阳、桂林、衡阳、万县、西安、宝鸡等城市，负责培训当地业务经办人员（注2），兵险业务遂全面铺开（1940年兵险总部由昆明迁至重庆打铁街204号）。

唐先生初出茅庐，先在中央信托局重庆办事处保险部（1941年改为产物保险处）供职，独当一面，勇挑重担，金牌培训师，在负责经办具体业务中，对保险理论钻研日深，把握条规处理利益冲突的协调能力与日俱增，工作表现及业绩也更为出色。

荣任“四联分保”经理，试水再保险业

“七七事变”之前，中西部地区的保险业务主要是各家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或代理处完成，分保业务量小，一般通过上海保险市场即可满足。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保险机构的内迁与后方保险公司的兴办，重庆逐渐成为新的分保中心。孤岛上海游资倒流后的通货膨胀加剧导致物价高涨，许多私营保险公司法币资本金价值大幅缩水，承保额与赔款额却与日俱增，展业经营时愈感艰难。大后方的华商保险公司，除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中国、太平、宝丰等少数几家华资保险公司与外商公司签有固定分保合约可以解决自身保险溢额外，其余中小保险公司均很难联系到外商，原本有限的分保能力此时显得捉襟见肘，巨大的分保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是困扰大后方保险业的痼疾之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孤岛”亦为日军占领，英美保险公司被勒令停业关门，不久，沪港与内地间交通宣告断绝，欧美邮电通讯完全切断，以致华商与国际市场的再保险关系完全停止。

华商保险公司不愿与狼子野心的日资保险公司签订分保契约，为了摆脱困境，自发走上联合经营之路：组建分保集团，把各公司超过自留额的部分汇集起来，再按各公司的实力去分配承受份额，这样不仅增强了对巨额业务的承保能力，也使每家公司获得数倍或十多倍于自身业务所得，达到平等互惠共同受益。一些小范围的联合分保组织不断涌现，“四联分保办事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保险公司联合太平、宝丰、兴华三家公司在重庆组织起来，并正式对外开业的。

当时，兴华保险公司经理邓贤（美国费城宾州大学保险学博士）对唐雄俊十分赏识，在参与“中国、太平、宝丰、兴华４家保险公司分保联合办事处”的筹备中，让唐作为自己的助手全程参与。1942年“四联分保办事处”正式创建，唐就被委以重任，出任经理，辞去重庆总处的兵险工作，租借太平保险公司楼下的一间办公室栖身，据唐雄俊后来在《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一文中回忆，“办事处的做法是把四家公司原来所有国外的分保限额全部集中在一起，并且还同伦敦市场洽商订立了一份具有600条线的分保合约。这个合约是基本上把伦敦市场上的分保限额全部包括在内。”四联分保办事处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市场垄断。

“四联分保办事处”用自愿合作方式解决保险经营危险分散的尝试，体现了民族保险业团结互助自主经营的愿望，抵制了四行两局官僚机构垄断业务掌控保险市场的企图。但由于保险公司各自为政，在“四联分保办事处”内部也缺乏真诚合作，未能充分运用自动分保总额这一优势来扩展业务，实际上并未真正起到作用，抗战胜利前后即已名存实亡。1944年中兴、永大、亚兴、永兴、民安等私营保险公司，因反官僚保险垄断市场而联合组建了“华联产物保险公司”，也因参与的保险公司大多为中小公司，再保险业务来源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该公司在抗战胜利之后迁往上海并改组为“中国再保险公司”。

抗战胜利后，许多保险公司返沪，鉴于这四联保险公司在上海已分别参加“久联”和“太平分保”集团，所以重庆的“四联分保办事处”寿终正寝，自动解散。

重返沪上，保联讲习所里显身手

1945年9月，唐雄俊应“中国再保险公司”之聘就任协理，回到阔别的上海，他一心想把再保险理念化为可行方案并加以落实，但生不逢时，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通货膨胀使老百姓财富蒸发，百业萧条，保险业失去健康发展的社会土壤。到1948年底，唐先生辞去这一职务，莅任兆丰产物保险公司协理，还一度兼任历阳产物保险公司（址设广东路86号）经理。

1946年开始，唐雄俊被“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选聘为学术部部长，他与副部长吴越，干事陆自诚、华德芳，唐凤喧、韩精武、李家培、陶福生、章启桢等一道，陆续推出了十多场时事形势与政治经济主题演讲会，先后邀请著名人士黄炎培、马寅初、沙千里、马叙伦、郭沫若、章乃器、沈钧儒、茅盾、雷洁琼、胡子婴、吴晗等莅临会所作演讲，宣传民主革命精神。鉴于当时上海保险业出现的畸形繁荣，一大批不懂行的“新人”涌进保险业，迫切需要保险业务知识技能培训，因此1946年8月份，依据吴越的提议，先动员部分保险新职员利用工余时间到“保联”会所里来试训，唐部长分四课时主讲“火险再保险”，反响很好。于是学术部立即筹划举办系统的“保险学术讲习班”，唐先生出任班主任，副部长吴越兼副班主任。招生消息一经传开，业内欢呼踊跃。此举解决了公司新进人员的岗前培训难题，因而得到诸如中央信托局保险处、中国农业保险、太平洋保险、兆丰保险、四海保险、美亚保险等近百家保险公司的欢迎和支持，纷纷组团具函报名，报名者多达200余人。

团结互保共克时艰，经理“民联分保交换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根据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着手对保险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先由军管会金融处谢寿天、林震峰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批准了几十家保险公司复业，继而鉴于原有的分保集团大都已解体，复业后的保险公司资力薄弱，承保能力十分有限，经军管会金融处批准，并在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的协助下，发动各民营公司团结自救，于1949年7月20日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当时上海、天津复业的私营保险公司共有64家，其中47家加入了民联，约占总数的75%。推选丁雪农出任主任委员，董汉槎、毛啸岑、孙广志为副主任，聘任唐雄俊为总经理。

1950年1月23日，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唐雄俊与王效文、王伯衡、关可贵、张明昕一起被业界公推为法规委员会顾问，并兼组织委员会顾问，还被同业公会推选为运输委员会副主任、保险法规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直至1956年１月，推动保险全行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诲人不倦，桃李芬芳

唐雄俊深受母校大同大学“研究学术，明体达用”创校宗旨的熏陶，笃信“实业兴邦、教育救国、科学强国”的信仰与追求，喜欢撰写研究文章，也喜欢教书育人事业。抗战胜利返沪后不久，公司经理工作之余，即应上海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之聘，开始兼职保险学教授。1949年更是赴国立上海商学院保险系做专任教授（图12），也与母校再续前缘，到大同商学院兼授“再保险”和“海上保险”等课程。1950年8月，国立上海商学院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

1958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相关教育搁浅，唐先生到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通过刻苦自学，实现了由保险专家向国际经济权威的转型。到“文革”结束，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时，唐先生出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

做杰出的保险教育家，是唐先生的自我期许，也是几十年的不懈追求。而立之年后的三四十年教授生涯里，他积累了丰富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经验，唐先生执著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责任，凭借对金融保险行业的深刻洞察，凭借超凡的金融理论功底与实务操作能力，教书育人之余，撰文不辍，引导和影响更多的学生登堂入室，在与人类金融文明的对话中，找到打开金融保险业未来的大门钥匙。他的讲课逻辑性强，文章说理透彻，深入浅出，他知行合一，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并重，培养创新务实的保险干才，他学高为师，行为世范，他用一生的言行诠释自己的职业理想，规范职业操守，坚守职业底线，爱护职业声誉。从唐雄俊身上，让人感悟到保险业是一个有历史文化积淀和匡时济世价值观的职业，深得学生的钦佩。

除了从事高校教育外，唐雄俊还舍得在成人教育方面投入时间精力。1984年，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工商联为适应社会培育经贸管理人才之急需，联合倡办上海工商学院，年逾古稀的唐雄俊参与筹建，出任副院长兼外经贸系主任，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所可以颁发国家文凭的民办高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79年11月中国保险学会成立，唐雄俊当选为常务理事，1984年当选为上海市保险学会副会长。1985年11月5日，中国保险学会与上海市保险学会联合举办盛大集会，纪念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一百周年，唐先生时任副会长，作了题为“回顾历史，奋勇前进”和“乘大好形势，使我国保险业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生根开花”的大会发言。

1985年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每年招收保险硕士研究生，唐雄俊担当导师，并兼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及上海工商学院副院长，倾心培育保险高级人才。

1982年，步入暮年的唐教授访美期间完成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是为国内金融教育界争取到赴美进修培养尖端人才的机会。还是在费城考察，拜访北美洲保险公司（INA，后合并到信诺保险）时，公司总裁得知中国的保险教育正处恢复发展阶段，答应无偿资助两名中国教师到美国进修，充实保险教学力量。唐先生推荐了上海财经大学的年轻教师许谨良和另外一位1967届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师赴美进修，远赴位于美国费城的Temple大学保险系和北美洲保险公司（INA），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研习现代管理及保险知识，许谨良修满后回校担任了金融系副主任、保险系主任，为上海财经大学引进了美国LOMA、CPCU和英国CII等国际认可保险资格考试。

唐先生另一项对保险业产生深远影响力的贡献，就是促成美籍“保险先生”段开龄下定决心返回祖国，开启崭新的精算学研究事业，推广保险教育和风险管理。

198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任唐雄俊为参事室参事，更直接地为我国金融保险业的改革开放建言献策。唐先生第一个提出了“多家办保险，多种形式办保险，进一步繁荣我国保险事业”的建议，还经常对人说“多家办保险是必然趋势”。八十年代末，就外资保险公司的准入问题，他认为，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是时间迟早问题，大势已定了，关键是国内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989年末1990年初，唐雄俊曾专门去美国考察，回来后向上海市政府汇报要抓紧做两件事，一个是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另外一个就是保险中介公司。

1988年3月，由唐雄俊出面担纲负责筹办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应运而生——这是我国第一家独立的社会化专业资信评估机构。

1991年，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创立，董事会特聘唐雄俊为董事。唐先生还曾任《上海新闻报》副董事长。

1992年，壮心不已、还有许多未竟心愿的唐先生因疲劳过度突然中风不幸辞世。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唐雄俊与褚葆一、许心礼联合编写了《十年赶上英国》（195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唐先生的新著《美国金融市场新知识》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正式出版。1987年，唐雄俊与蒋世驹校订的《第三世界利用外资洽谈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唐先生去世前与甘士杰、傅念祖合作翻译的《城市经济学》（伊文思撰写）。在唐先生驾鹤西归十余年后，其与简贞玉、宋承先、寿进文等合作翻译的《现代经济学辞典》（原著者 David W. Pearce 主编），也由台湾五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唐雄俊是中国著名保险教育家，他执教四十年，桃李满天下。在受其教益的学生心中，唐先生永远是学富五车、为人师表、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楷模，是不尚虚华、兢兢业业干事业，默默无闻作奉献的令人敬重的师友。上海社会科学院为唐先生举办执教50周年盛大庆祝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们，欢聚一堂，敬献贺礼，高度赞颂其为发展金融保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