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生卒年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战国时期魏国、安陵国的谋士。《新唐书》记载：唐雎是唐尧后裔，唐雎后裔有唐蒙和“唐氏三祖”等。

《战国策·魏策四》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想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国，安陵君一定要答应我啊！”安陵君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片的土地交换小的土地，很好；即使如此，我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终守卫它，实在不敢交换啊！”秦王不高兴。于是安陵君派遣唐雎出使到秦国。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听我，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秦国已经灭了韩国亡了魏国，而安陵君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把安陵君当作忠厚的长者，所以才不打他的主意。现在我用十倍于安陵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轻视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并且保卫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何况仅仅是五百里呢？”

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您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倒下的尸体有百万具，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说：“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把头往地上撞罢了。”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加上我就要成为四个人了。如果有才能和胆识的人一定要发怒的话，就要使两具尸体倒下，血流五步远，天下百姓都是要穿孝服，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于是拔出宝剑起身想要(与秦王)同归于尽。

秦王变了脸色，直身而跪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怎么到这种（地步）！我明白了：韩国、魏国灭亡，然而安陵却凭借五十里的土地生存下来的原因，只是因为有先生啊！”

1.秦王：指嬴政，及后来的秦始皇。

2.易：交换

3.怫然：愤怒的样子

[鲍本]文尾注：雎自釐十一年请救，至是五十余年矣。彪谓：诸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荆轲，皆不闻道，惟若唐雎者可也。为其激而发，不专志于此也。

正曰：唐且之名，见于策者不一。秦策，应侯遣唐且载金之武安，散天下士。魏安釐王十一年，唐且说秦，是时应侯始相，雎老于魏，不应复为秦用，又一唐且也。且为魏说秦时九十余，至与信陵君语，相去十年，已百岁。为安陵君使秦，有灭韩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十二年，上去说秦凡四十二年，决不存矣，又一唐且也。楚策，唐且见春申君，又一唐且也。新序，秦攻魏，司马唐且谏曰段干木云云，当文侯时，又一唐且也。愚谓，此策文甚明，而事多难言。以始皇之兵威，何惮于安陵而易以五百里地？是特为之辞而使之纳地耳！唐且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荆轲之见也，匿匕首于图。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剑而起”，何也？其辞固多夸矣！

《战国策·魏策四》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信陵君杀了晋鄙，救下邯郸，打败了秦兵，保存了赵国。赵孝成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这时，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说，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掉的，有不可以不忘掉的。”信陵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唐雎回答说：“别人憎恨我，我不能不知道；我憎恶别人，是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别人对我有恩，我是不可以忘记的；我对别人有恩，是可以忘记的。如今，你杀了晋鄙，救下邯郸，打败秦兵，保存了赵国，这对赵国是大恩德。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你。你在匆忙之间见到赵王了，希望你能把救赵的事忘掉吧!”信陵君说：“无忌我一定牢记你的话。”

1.破秦人，存赵国 存：保存

3.长跪而谢之曰 谢：道歉

4.无忌谨受教 谨：表示慎重地

《史记·魏世家》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盖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馀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雎到，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彊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魏氏复定。

《史记·魏世家》和《战国策·魏策四》中记载了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唐雎出使秦国，成功说服秦昭王出兵救魏的事件。然而这件事是否存在却有问题，首先，总览战国大事记的《史记·六国年表》中并无此事记录在表中，而后，记载除魏国外另外与此事件相关的三个国家的部分，《秦本纪》、《田敬仲完世家》、《楚世家》中也都无此事的记载。而更让人起疑的则是，齐、楚攻魏，秦兵救魏，这是一件全国性的大事，但各国史官竟都没有记下此事的发生年代，而导致司马迁只能在魏安釐王十一年（前266年）至二十年（前257年）之间插入记载此事，并没有记载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魏安釐王哪一年。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件涉及四国的战争是不可能当时没有人记录下具体发生于哪一年的，因此这次事件应当不可信。传说唐雎见秦王时已经九十六岁了，因为与秦王的一番对话，兴奋异常，睡了一晚就过世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他便是战国末年的弱国臣子唐雎，他的凛然正气千百年来仍然令人震撼。 可唐雎的剑是从哪里来的？ 文章对此没有任何交代。

唐雎是否带剑而入呢？根据当时的法律，使臣上殿禁止携带武器，因此还演绎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把匕首藏在地图当中，专诸刺王僚更是巧妙，把匕首藏在鱼肚子里。唐雎长长的剑自是匿之不住。难道是秦王狂傲到了极点，任由使者携剑以示气度？这种侥幸之说恐怕难以站住脚。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5—公元前221年间，秦王早已有过前车之鉴：蔺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史记·刺客列传》）。虽然说堂堂秦王，蛮横骄纵，但绝对不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断不会有如此举动。

那唐雎“挺剑而起”时该不会是使秦王之剑吧？秦法虽然规定“群臣、使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但秦王本人不在此列。秦王倒是有剑的，可诸位不要忘了，唐雎前来乃是“秦王不悦”之后，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亡国危机的。秦王会把一区区小国使者放在眼里吗？即便接见，也只能殿下侍候。当然也不排除秦王想羞辱唐雎，故跟他对立而坐，从《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中的长跪而起应该是对立而坐的。但是，无论唐雎有没有接近秦王之机会，拔出秦王之剑也无异于痴人说梦。

既然如此，唐雎的剑到底从何而来呢？

该文出自《战国策》。《战国策》是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古书，主要记录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外交辞令和政治主张，同时也有一些历史事实。其中历史记载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引寓言故事。评论家吴小如在《古文精读举隅》中谈到，《战国策》并非全部实录。蔡守湘于《先秦文学史》中所持也是“记言记事具有艺术虚构”之论。马积高、黄钧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则明示，《战国策》是史家之笔兼策士之辞，“为了耸人听闻，游士的言词有夸张渲染和虚构的特点”。《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课文节选于此）是一篇游士说客的文字，唐雎也作唐且。秦王称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则称布衣之怒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秦王只好“长跪而谢”。《战国策》就是用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敷张扬厉的语言，来突出唐雎作为布衣之士的英雄气概——这类夸张和近乎虚构的笔墨，使文章自身失去了信史的作用，增加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

唐雎胁迫秦王之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史料记录（《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历史上的安陵国是一个方圆五十里的附庸小国，正史对它的灭亡几乎没有记载。《资治通鉴·秦记二》则说，“二十二年，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安陵国能够暂存与唐雎似乎没什么关系。

《战国策·魏策四》之《秦魏为与国》记曰：“齐、楚约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劳臣请出西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而同样节选自《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的《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雎不但年轻了，还神功盖世，能够与年富力强的秦王相抗衡，把秦王吓得直起身子表示尊重求饶。两者前后矛盾，必有一记载有虚构成分。

正如古文学家游国恩所说，“《战国策》最长于说事，但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唐雎劫秦王极有可能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夸张，也可能是子虚乌有。

根据民国三十六年《池阳唐氏重修总谱》（池阳，今安徽省池州市）记载，唐雎的儿子叫佐，秦惠王时为中大夫，孙子叫厉讳全，以左司马从沛公。池阳唐氏这部家谱，最早成型于宋致和三年，进士唐氏德润公撰序，真实记载了唐雎的后代分布情况。

如此说来，故事似乎没有流传下来的理由。黄岳洲、茅宗祥在《中华文学鉴赏宝库》中告诉我们，文章内容未必尽合历史事实，但所表达的思想有积极意义。作为小国之臣，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折服秦王，不辱使命，唐雎堪称一个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他从“道义”上暗刺了秦王的不义，是一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这种无畏品格为时人和后人所赞赏。同时，唐雎的不易”显示了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守”住的是正义，是尊严。秦人企图用欺骗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料却为他人所屈，又平衡了许多亡国者和将亡者的心。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倒是次要问题了。

所以，唐雎的这把“剑”不是藏匿而来，也不是操持而入，更不是取之于人，乃是人们同情弱小的心灵之剑，是从天而降的一把正义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