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四五运动源于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

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9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

197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4月7日，毛泽东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76年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1978年5月，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天安门事件进行调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其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文革结束两年后，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予以正式平反，并指出此次天安门事件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和株连的所有人予以平反。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万岁！》，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检讨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反动宣传。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人民心中这种爱憎情感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

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