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是晚清近代文学品评家王永彬著作的儒家通俗读物。《围炉夜话》书于桥西馆的“一经堂”，成书于清咸丰甲寅二月。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超俗，亦或痛苦、压抑，现已难以说得清楚。哪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的。

关于编撰本书的宗旨，王永彬在开篇之前有一个简短的序言：“围炉夜话，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顾簧灯坐对，或默默然无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无所谓乐，不将虚此良夜乎？余识字农人也。岁晚务闲，家人聚处，相与烧。煨山芋，心有所得，辑述诸口，命儿辈给写存之，题曰围炉夜话。但其中皆随得随录，语无伦次且意浅辞芜，多非信心之论，特以课家人消永夜耳，不足为外人道也。侦蒙有道君子惠而正之，则幸甚。”

王永彬身处风雨飘摇的晚清，面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局，他对现实洞若观火，疾呼政治改良与道德重建，探求修补世道人心的途径，力求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映出一条走出精神困境的道路。

忠孝两全的孝义之道

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特点，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和对国家的忠诚。因此，王永彬特别看重“忠孝”二字，在他看来，“孝子忠臣，是天地正气所钟，鬼神亦为之呵护”。他提出“人须从孝悌立根基”，将“孝”提高到立身处世之根本的高度。王永彬还借用舜帝的事例，解释舜能称“大孝”的原因在于他“盖能为其难也”，即舜能在危难中仍然不改孝心孝行，做常人不能做之事。在这里，王永彬所提倡的“忠孝”，不是指愚忠或者愚孝，或是做作之举，而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状态和远大抱负，即《围炉夜话》中所说的“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可知‘忠孝’二字，不是伶俐人做得来”[5]，“古人忠孝，不离心头，今人忠孝，不离口头，此是何等志量”。王永彬对忠孝“度”的把握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勤惕自省的教育之道

王永彬在《围炉夜话》第一则中就对子弟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教子弟于幼时，便当有正大光明气象。”他认为幼年的教育首先要注意培养子弟言行坦荡、胸怀开阔的举止气概，从小便应养成良好的行为品性。这与孔子“少成则若性也，习惯成自然”(《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的观点是一致的，都强调良好的习惯和性格作为成功的基础是需要从小培养的。针对父兄对后辈子弟的教导方式，《围炉夜话》指出，儿童的天性本就是贪玩的，在教育中，长辈如果肆意放纵这种天性，而不加以约束，只会使儿童养成躁动之气，最终使得“姑息者多有败行”[8]。因而他主张“教小儿宜严，严气足以平躁气”。在这里，严格的教育并不意味着就是施行打骂惩罚，更多的是指对小辈们的严格要求，让他们能够时刻记得“检身心于平日”，善于自省，有警惕之心，学会克制。另一方面，书中还强调父兄长辈在教导子弟时，需要以身作则，不然就会导致“父兄有善行，子弟学之或不肖；父兄有恶行，子弟学之则无不肖……无庸徒事言词也”。

有耻且格的立德之道

中国作为礼义之邦，历来讲究“礼义廉耻”。王永彬充分肯定了知廉耻、讲良心的重要性，《围炉夜话》指出：“人不忘廉耻，立身自不卑污。”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是能时刻保持廉洁方正的品行和羞耻之心，人格就不会败坏，“天地生人，都有一个良心；苟丧此良心，则其去禽兽不远矣”。失去了良心，丧失了做人的底线，就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王永彬还从侧面指出了“立德”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第一百八十五则说：“文、行、忠、信，孔子立教之目也，今惟教以文而已；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孔门为学之序也，今但学其艺而已。”显然，在这里他批评了当时重视文教现状之下隐藏着缺乏道德教育的弊端，他认为长此以往，不利于子弟品德的培养，因而需要重视立德，守住道德的底线。

诚恕友善的交往之道

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办法不与外界发生联系，没有办法脱离群体而存在。因此，处于社会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人进行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出于爱与被爱的需要，人们或多或少会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就如何选择朋友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与人交往须慎重，应结交有助于自己身心的朋友。他对“益友”和“小人”作了具体区分，指出“益友”即为“凡是肯规我之过者是也”，益友难得，若有幸得到，在与之交往过程中，“须将他好处留心学来，方能受益”。他强调“人得一知己，须对知己而无惭”，互相尊重、彼此珍惜是朋友间交往的前提。而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宽容忍让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一个‘恕’字是接物之要”，应该做到为他人着想，为他人留有余地，“以诚心待人，人或不谅，而历久自明，不必急于求白也”，自己问心无愧便好了。

平情应物的修身之道

儒家文化以修身之道作为立命之本，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永彬同样也将修身之道贯穿于整个《围炉夜话》中。他提出：“和气迎人，平情应物；抗心希古，藏器待时。”认为待人接物要用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古代贤者为榜样，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修身还需要严于律己，淡泊处世，宠辱不惊，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气节。即所谓“守身必谨严，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养心须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为也”。王永彬提出，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常通过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反思反省，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改正自己的不足，“闻人誉言，加意奋勉；闻人谤语，加意警惕，此君子修己之功也”。除了经常自我反省之外，诚信就是修身之道的另一重要内容。他说，在外行事，“一‘信’字是立身之本”。用诚信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王永彬认为谦敬也是待人必须遵守的重要准则，与人相处，处处尊重他人，明白“敬他人，即是敬自己”、尊重是相互的道理。“见人善行，多方赞成；见人过举，多方提醒，此长者待人之道也”，即要学习品德高尚的人的行事作风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涵养，对他人取得的成绩给予真诚的赞美，而对他人的过失则要给予善意的提醒，帮助别人改过。

守分低调的持家之道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之一。在王永彬看来，家境贫寒和资质驽钝虽是缺憾，但通过治家之勤和持家之俭可以弥补这些缺憾。同时他还认为，财富太多也不是好事情，并以富豪石崇的例子说明旺盛的贪欲一旦超过了限度，就会因此引发祸端，招来杀身之祸，即“名利之不宜得者竟得之，福终为祸”。富贵之人想要不招惹祸患，就必须保持忠厚谦恭的态度，踏实为人，低调行事。他指出：“日用必须简省，杜奢端，即以昭俭德。”衣食俸禄原本就有定数，要想长久可用，就必须节俭缩减用度，不可肆意浪费。“俭可养廉，觉茅舍竹篱，自饶清趣”[32]。勤俭可以让人变得自足和廉洁，居住的即便是竹篱茅舍，也会觉得别有一番清趣。在这里，勤俭节约既是与奢侈浪费相对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文人骚客追求“守分安贫，何等清闲”[33]生活的一种选择。

恒久俭约的立业之道

《围炉夜话》指出：“人生不可安闲，有恒业，才足收放心。”人生活在世上必须有产业作为生活之源，故要“立业”，有持续经营的、稳定的产业就可以防止过于清闲安逸而败家，也可以收住放纵邪僻之心。这一段既突出表明了立业的重要性，也对当时社会奢靡风气中的富庶之家提出了劝诫，告诫他们不要因为已有的成就而沉迷于现状，不思进取。《孟子·离娄章句下》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在告诫人们，立业容易恒业难守。王永彬与孟子的观点相同，都是在于说明善于谋生的，不一定是带领家族走上致富道路、为后辈积累很多财富的人，而是善于教化子弟的人。“与其为子孙谋产业，不如教子孙习恒业”，谋生者真正应该做的是激励、带动家人兴业守业，辛勤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将恒业真正传承下去。

《围炉夜话》共有二百二十一则小品，其中比喻词或较为明显的隐喻表达有三十八则，比喻句式有“比……为……”，例如：“古人比父子为桥梓，比兄弟为花萼，比朋友为芝兰”；“……如……”“……若……”，例如：“有才必韬藏，如浑金璞玉”“一行足以玷终身，故古人饬躬若璧，惟恐有瑕疵也”；较为明显的句式有“……是……”“……为……”，例如：“人心统耳目官骸，而于百体为君”“本分人，即是快活人”等。书中与人体器官有关的隐喻有七十多个，如：“看书须放开眼孔，做人要立定脚跟”，“孔子何以恶乡愿，只为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与“气”有关的隐喻有十九个，如“和为祥气，骄为衰气，相人者不难以一望而知”。

这些隐喻主要用来阐释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持身立业、读书立志、安贫乐道、济世助人、持家教子等主题，以期将比较晦涩枯燥的哲理融入生动平实的隐喻表达中，使人容易为其所感染而产生共鸣。

王永彬，字宜山，王氏后人称其宜山公，世称宜山先生，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朝代。王永彬生于乾隆壬子年正月，卒于同治己巳年正月，享年七十八岁，荆州府枝江县人。厌弃科举仕途，晚年获恩贡生，授修职郎，参与编修同治版本《枝江县志》，后候选教谕。在著述授业之余，遍阅经史诸子、书法、医学，尤好吟咏，与柳溪高安周、夷陵罗梦生结诗社，号“吟坛三友”。一生勤于著述，有《历代帝统年表》、《先正格言集句》、《朱子治家格言》、《六书辨略》、《音义辨略》、《禊帖集字楹联》、《孝经衬解》、《围炉夜话》（合称《桥西山馆杂著八种》）及《讲学录》、《说古韵言》、《桥西馆诗文杂著》、《独柱山房诗文襟著》、《脏腹病药夫》传世。《枝江县志》收录其《秋暮自城归石门村途中偶成》、《花溪即景》等诗三首，《远安县志》收录其《同友人游青溪》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