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是指反映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的指标。1970年不丹国王首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它是针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不能测度国民的幸福程度，不能反映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GNH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大方面。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由四级指标体系构成：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指标体系中都由若干个指标构成，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对于转变发展的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它不能完全表征和度量经济发展状况。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理人某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起源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20世纪70年代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对游客征收每人每天200美元的旅游费，同时禁止某些区域开展旅游业，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此外，不丹不仅禁止使用塑料袋，而且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禁止吸烟的国家。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

类似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映出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心理参照系

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成就动机程度

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本体安全感

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近10年来，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判断。而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近年来，“幸福指数”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如果幸福指数将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幸福指数寻求一种充分的理解，并且避免各种误读，无疑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简单化

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因此，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典型表现之一是，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绝对化

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在这里，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

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决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关于幸福指数又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产生“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许多量表仍处在不断改进之中。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从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会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若要研制出一套既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尤其是获得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进行高水准、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

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今后我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这是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他表示，推出这些指数，用以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国家统计内容的系列新面孔表明，经济指标，逐步扩展到环保指标、制造业指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上。人们对幸福的关注度逐年增强，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中国社科院的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对于幸福指数，每位专家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大都体现在追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以人为本等词汇上。

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就曾公开表示，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他指出，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也曾表示，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这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

美国国民幸福指数可信度遭质疑

《华尔街日报》发表James Bovard题为《“幸福指数”比GDP增长率重要吗？》的评论，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并认为创设国民幸福指数的政策意图在于“反对一切试图限制财政支出的努力”。

近年来美国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用于衡量公民是否真正幸福是存在缺陷的。比如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就警告说，对GDP增长和企业利润的追求，实际上恶化了千百万人的生活。鉴于这种日益强烈的担忧，奥巴马政府正在资助制定新型幸福指标的研究工作。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专门小组正在分析调查美国人“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建议，调查结果被认为可以指导联邦政府的决策。

James Bovard指出了此前诸多国民幸福指数的支持者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即构造一个联邦幸福指数将是一件棘手的任务。

其一，调查是否准确。他1980年曾在伊利诺伊州南部为人口普查局工作，该局连人头都没有数好，何况衡量情绪远比数人头困难。

其二，调查是否会被人操控。他问到，联邦人员会不会像他们对待失业率那样操纵幸福统计数据？如果有人没在之前六个月主动寻找快乐，那么他们会不会被正式排除在官方统计之外？政府官员会不会炮制出“季节性调整”来忽视掉绝望感的月度波动？

其三，幸福指数的调查结果是否可信。比如，官方情绪调查会不会忽略掉中年男人因脱发而产生的任何不幸福感，就像消费价格指数常常忽略居住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样？

他批评美国劳工统计局通过据称与消费产品质量提升相关的“用户体验调整”来压低官方通胀率。由此他认为，联邦人员或许可以通过加入额外的满足感来提高幸福率（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确实意识到政府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美好事情，这种额外的满足感就会存在）。因而他质疑，有理由指望联邦幸福指数比通胀率更可信吗？

这些质疑都是有道理的，的确是国民幸福指数要增强可信度必须回应的难题。但James Bovard批判国民幸福指数的要害，在于幸福指数的推动，内在包含了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的方式提升幸福感的政策逻辑，而他基于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立场，从根本上否定幸福指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James Bovard分析了幸福指数运用于政策的路径，认为其基本思路在于，通过增加公共投入的经济刺激方案产生“幸福乘数”。他将之与凯恩斯学派的“乘数效应”相类比。

他抱怨道，几年前美国联邦统计数据曾阐述过去几年的“乘数作用”，美国2009年经济刺激方案所花掉的每一美元都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1.57美元（每一美元的食品券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1.84美元，每一美元的失业救济会产生2美元），而如果根据这些公式，美国经济两年前便可实现强劲复苏。而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由此他嘲弄，如果用“主观幸福感”调查来指导联邦政府的决策，也会有同样结果，那种“入不敷出的花钱方式会自动产生一个2.4的‘幸福乘数’”的预测是完全无法兑现的。

因而，James Bovard对幸福指数最核心的批判是，政客们将利用幸福感调查作为杀手锏，以反对一切试图限制财政支出的努力。比如，如果一位监察长发表报告称政府的一个支出计划不合理，那么美国国会议员们便可援引幸福感调查结果进行回应。因为调查显示，对该计划高尚意图的华丽渲染让民众涌起一股巨大的满足感。到那时，像美国志愿队这种只是为了创造就业而设立的可有可无机构，可能会摇身一变，成为“创造幸福”的功臣。

由此看来，凯恩斯学派与自由放任学派之间的争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围绕是否应该扩大公共支出、增加民众福利的争论，已经扩展到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新兴领域。可以预期，这一争论在政治上的进展，也将对幸福指数在美国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