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音乐理事会，以下简称“国际音理会”，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正式协作关系的音乐领域非政府国际组织，由七十一个国家音乐理事会和五十多个专业音乐组织组成。中国音乐家协会于一九七九年正式加入国际音理会。大会除了将要讨论会员事务以外，还将讨论很多重要问题，如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创新、维护知识产权、发展音乐教育及音乐产业等。这些都是中国音乐领域的重要问题。

国际音乐理事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机构。1949年1月成立，总部设在巴黎。

理事会每2年召开一次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包括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秘书长，下设6个地区秘书处。

出版刊物有《国际音乐理事会报》，《音乐世界》（季刊）。 中国于1979年参加该组织。

1970年起，编辑《音乐与交流》等丛书数种。1971年成立音乐家互助基金会。另主持编辑出版《国际音乐资料线索总目》、《国际音乐文献总目》、《国际音乐图像总目》、《世界音乐史》等。

世界音乐论坛的宗旨是搭建一个独一无二的舞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各音乐领域内、植根于各色各样音乐文化中的艺术家、学者、决策者和其他举足轻重的活动家齐聚一堂，交流经验，探讨关乎音乐未来与未来音乐的各种挑战。世界音乐论坛是代表世界各地从事音乐制作、音乐传播和音乐推广等事业的国际音理会会员的最高讲坛，他们在此相聚，与那些工作在与音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的同仁交流互动。所有文化艺术领域的从业者都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仰仗与各界人士的合作——例如政界、科技界、法律界、教育界、尤其是商业界。世界音乐论坛为纯粹的音乐世界与包括音乐界在内的更广阔的世界之间试探性的接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

国际音理会的使命是基于《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强调的人人享有自由表达权利这一精神。国际音理会认为，音乐是人们表达思想和进行交流的最得力的手段之一，而大家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音乐表达的无限自由。国际音理会确定了五项权利，大家认为这些权利是实现上述自由的前提条件。在此历史性时刻，国际音乐理事会重点关注音乐与发展的关系—亦即关注作为开放、可持续和民主的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元素的音乐，以及音乐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音乐文化的拥有者可以从事并弘扬这一事业）。根据大家的考察、研究和会员的报告，认为世界上很少有社会能充分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的潜在价值，如何利用其音乐文化，以及如何满足其音乐文化的发展需求。

全球化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在于各民族音乐的相互借鉴与交流。与会演讲人、网络音乐先锋代表达格芬·巴赫的观点表现的就是对全球化趋势的一种鼓励和欢迎。他把发展中国家的音乐产业在全球化趋势下面临的机遇形象地称为“蛙跳机遇”。这种“蛙跳”来自于对发达国家音乐产业的借鉴和新技术的采用。其中发达国家在音乐产业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基本是与会代表大都赞成的，但这一观点背后潜伏的危机也同样得到了积极的反思。国际音乐理事会主席理查德·莱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就其丰富性而言，并不亚于发达国家，然而发达国家的音乐产业明显走在前列，发达国家介入发展中国家音乐产业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种介入能否让发展中国家音乐家的创造性得到发挥而不是抑制。人们有理由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到头来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音乐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积极的创造者。

理查德·莱茨的担心代表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另外一种影响。音乐产业的逐渐形成或许会瓦解全球音乐的多样性。音乐产业所带来的统一标准会让不同的音乐形态削足适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传统创新、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遗产司司长温德·温德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把方的东西放进圆的洞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就是官方对音乐多样性遭到破坏的积极应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项目专家比阿特丽斯·卡尔顿介绍，该公约制定的目的是给予各国一定的空间，允许其制定和实施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和促进他们领域内多样性的艺术表达，并推动文化发展。文化多样性国际组织执行董事加利·内尔表示，这一公约更多强调成员国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因为这一公约致力于成为成员国艺术家的文化护照，让每个成员国艺术家的艺术得到尊重和交流。而遍布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也在为维护音乐多样性做出各种尝试。亨利克·麦刘斯是瑞典Spiritus Mundi文化协会的发起人，这一协会为非政府组织，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工具减少西方媒体对阿拉伯音乐的负面影响，维护音乐的多样性。著名词作家陈哲介绍的“土风计划”旨在运用“活化传承”的方式保护多样性的文化，他们的理念是：强调传承行为的主体应为文化的持有者，而非外界、文化人或保护者。而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王耀华介绍的南音研究团体，对南音的保护同样在维护音乐多样性中做出努力。

论坛从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是数字化。数字化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它为音乐带来好处的同时又带来危害。国际音乐家联合会执委亚提·万提南表示，数字化网络是公众接触音乐最好的媒体，它消除了地理、经济的限制，使每个人都能分享音乐。但在人们越来越容易接触音乐的同时，音乐家的权益日益需要得到保护，两者的平衡正是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知识产权逐渐受到重视，而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维护更多地依赖于网络技术的提高。正如电子前沿基金会国际协调官员丹尼·奥布莱恩所说，大家没有办法让互联网停下来进行再造，这种由技术提升所带来的麻烦或许只能依靠技术再一次提升去解决，这一技术可以保证每一次复制都能得到相应的报偿。而这种付费方式，或许并不会如人们所想的得到消费者一概的抵制，这一技术还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如何保持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数字化发行和新媒体专家斯科特·科恩认为，这一技术应首先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不能成为消费的障碍，否则与音乐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这次论坛所讨论的问题或许只触及了问题的冰山一角，但论坛的目的也并不是在于完成一个成熟的方案，然后一劳永逸，而在于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来临的时候，让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音乐管理者相互了解，平等对话，提出问题，得到反思，然后逐步解决问题，从而维护音乐的多样性，保障音乐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音乐的健康发展。

国际音乐理事会第32届大会暨第2届世界音乐论坛2007年在北京开幕。这是国际音乐理事会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国际音乐理事会成员国代表、国际音乐组织代表、音乐界著名人士、专家以及国际音乐理事会全体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将选举执行理事会和国际音乐理事会主席，举办由中外知名专家参与的世界音乐论坛，还安排了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音乐演出，以使世界各国的音乐家有机会了解中国优秀的音乐。这次会议由国际音乐理事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举办。 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此间宣布，国际音乐理事会第三十二届大会暨第二届世界音乐论坛将于2007年月11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国际音乐理事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徐沛东说，中国音乐界德高望众的前辈，诸如吕骥、贺绿汀、刘光亚、李焕之和吴祖强等人都曾先后在国际音理会担任荣誉会员、副主席和理事等职，中国音乐家协会一直与国际音理会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他表示，此次大会除了将要讨论会员事务以外，还将讨论很多重要问题，如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创新、维护知识产权、发展音乐教育及音乐产业等。这些都是中国音乐领域的重要问题。国际音理会主席理查德·莱茨表示知道中国有着许多与少数民族有关的音乐，其中有些已是濒危品种。“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采取行动来抢救和振兴这些音乐”，此次中国的东道主亦安排丰富的文艺演出来招待与会者。

国际音理会正在启动一个音乐产业开发项目。该项目将积累有关音乐发展的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传授给世界各国的音乐产业。预计至少在开始阶段，音乐开发项目将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们可以预料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音乐文化都是高度发达的，但是他们在音乐经济上的发达程度却往往与这种艺术上的发达程度并不相称。在发达国家中，正规的音乐教育往往并不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以及社群特征和凝聚力的音乐传统有可能面临全球化、城市化和新技术所带来的威胁。规范音乐产业的法律法规可能已不合时宜或者未付诸实施。音乐产业机构极有可能处于欠发达状态并且资金短缺。

第二届世界音乐论坛将在接下来的三天内探讨这些问题。但是第一次会议将只讨论如何在经济层面上发展作为“创造性产业”之一的音乐，使之能够支撑其自身及其音乐家和音乐工作者的发展并且成为对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鉴于音乐已经如此深刻地融入到了数字王国的发展之中，它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的平台，而后再将这些技术转化到其它的经济领域。这一创造性产业模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在发达世界中开展活动的思路。很显然，发达世界中的音乐经济已经非常先进，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结构和程序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却是沉重的包袱。由于业已形成的各种阻碍，发展中世界可以更加轻松地登堂入室，进而成为发达世界的楷模。音乐产业开发项目研究团队将追踪这一进程并将有关信息提供给其它项目。要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发展问题的最出色的专家之一。泽里卡·科祖尔-莱特博士在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就职。她曾参与过该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对于加勒比地区音乐产业的全面研究。她撰写过大量的相关论文，并且在最近与他人共同创作了一部非常精彩的著作：《创造性产业与发展中国家：观点、选择与经济增长》。

2010年11月，第三届世界音乐论坛在突尼斯举办，中国音协派代表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