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登贡培（1905年－1963年12月22日）人称“坚塞·土登贡培”，简称“坚塞·贡培”，原名德庆曲珍，藏族，西藏尼木宗雪地区人，西藏噶厦官员、西藏政治人物，曾在十三世达赖执政后期成为掌握西藏实权者。

土登贡培（又称土丹贡培、贡培拉、公被拉、宫比喇），原名德庆曲珍，外号坚赛·贡培。他于1905年生于尼木宗雪地区—个较富裕的农民家里。12岁那年，被送到拉萨寺庙服役。

初到拉萨的几年，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一次，在罗布林卡专为达赖喇嘛取水的院子里，有几个奴仆正在掷骰子，土登贡培和其他几个孩子在那里看得起劲。不料达赖喇嘛突然到来，严厉责骂并用手上的佛珠串打了他们，并说：“明天还要用鞭子抽你们！”这使他感到恐惧，于是他便逃回家去。途中因被人追赶而投河自尽。被人救出后送回了罗布林卡。他吓得病例了，没有想到达赖喇嘛亲自给他治病，并指定专人照顾他。达赖喇嘛也常来看望，这一切都使他深受感动。从此，他开始无限崇拜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见他学习很勤勉，对他伺候得很殷勤，常夸奖他，并亲自给他取了喇嘛的名字——土登贡培，意思是“佛经，全体，增益”，即“四面八方弘扬佛法的人”。

从此，土登贡培比别的侍从更有机会亲近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宠爱，且参与政事。到1930年，他已成了西藏仅次于达赖喇嘛最有权势的人物。他既握有俗权，又握有军权，达赖喇嘛的一切命令均通过他付诸实施，达赖喇嘛的每一个行动，他都了如指掌，从而成为众人誉为的“古甲”（圣侍）土登贡培和“坚赛”（红人）土登贡培。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williamson）在记述他1933年出席一次官方欢迎会的一份材料中，也描述了土登贡培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亲密关系：“达赖喇嘛坐在法座上，贡培拉先生在给他侍奉茶水，贡培是一位高挑而英俊的28岁的年轻人。他在西藏无疑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权势显赫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官阶，但总是随侍在达赖喇嘛的左右，并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他对达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非常聪明能干、他的本领和才干会使他前途无量。”

土登贡培在抓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直接负责了布达拉宫东面建筑的维修、罗布林卡坚赛宫的维修及夺底电站的兴建工程。1931年达赖喇嘛任命土登贡培为查希电力机械厂的厂长，查希电力机械厂是由罗布林卡以南的金币铸造厂、多底等地的银币铸造厂及机械厂等合并成立的，这是围绕扩充藏军而设立的军事和物资机构，主要造金币及纸币，生产武器及其他金属、羊毛制品，提供地方政府所需的货币。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龙厦·多吉次杰和土登贡培是他最重要的亲信和宠臣。但二人“深怕对方超过自己，因此互相嫉妒，彼此排斥，时常出现不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不久，不满土登贡培的人便想借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逝世将土登贡培剪除掉，龙厦更是欲借此疑案掀起大狱，推翻土登贡培。他一面暗向藏军及三大寺喇嘛活动，反对土登贡培，另组政权，并使新军千人联名呈控土登贡培私组军队，借端舞弊；一面由三大寺代表在西藏僧俗民众大会中提出达赖病逝怀疑案，呈请司伦、噶厦核办。噶厦立即批准土登贡培辞职，并派员监视之。指令孜本二人（其一为龙厦）讯究此案。初判土登贡培为死刑，后免除死刑，于藏历12月29日将他终生流放到工布则岗宗（今林芝县境内）地区。其他涉及此事的人也同样受到了判决，甚至土登贡培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邦达昌也遭拘捕。

土登贡培与后来参与龙厦改革而被流放的江乐金·索朗杰布二人在工布则岗宗地区相遇，这次已不再是以以前的政敌角色出现，而是同作为政府的服刑官员。在这里，二人尽释前嫌，“彼此探望，很快便结下了友谊。”后来，同他们在一起过流放生活的服刑官员们回到拉萨后，上书请求恢复官职，获得恩准。他二人也希望再能得一官半职，便援例也写了请求书。结果适得其反，噶厦政府接到他俩的呈书后，不但未准所请，反而发出一道禁令：饬工布则岗宗对他俩严加管束。失望、打击、隐痛导致他们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打算。于是他们便以“做卖买”为由，向则拉宗（县政府）申请。经核准后，1937年经锡金逃到了印度。1939年，邦达饶嘎同江乐金·索朗杰布和土登贡培一道在噶伦堡建立了西藏革命党。

1945年，英国入侵并占了西藏边境的达旺地区。在印度居留的邦达饶嘎和土登贡培，在探听到英国入侵占了西藏边境的门达旺地区的情况后，便私约更敦群培、江乐金等人秘密商讨，决定由更敦群培化装成乞丐，以朝佛为名．去到已经被英国人侵占了的达旺地区侦察敌情，绘制地图。1946年6月17日，土登贡培的住处遭到了英印警方的搜查。他被宣布为不法分子，限其7天离开印度。陈质平在其报告中说：“据宫必拉报告，噶警局人员，曾告本人及江祝建，谓饶干将出境，不久将及彼等。询欲何往，（宫必拉）本人当答以如果当局不欲彼等居留，则赴上海去”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的帮助下，土登贡培亦飞往上海，后转到南京。英国人知道土登贡培到中国去了，立即向中国政府驻印度领事馆声称：“土登贡培是个罪犯，他的行动必须得到我方的应允，你们没有得到我方同意，就把他送往南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国领事馆的答复是：“中国人要求到中国去，是完全合法的，至于他是否罪犯我们不知道，你方也未通知本馆。”就这样把对方的无理提议顶回去了。1946年，土登贡培回到南京，后经噶厦政府允许返藏。

新中国立后，1951年12月，土登贡培与拉萨各界人士在洽泽林卡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拉萨。此后，经西藏军区统战部部长乐于泓以及平措汪杰等人关心，土登贡培参加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噶厦组织的扶贫粮食机构的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收购军粮工作做了贡献。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土登贡培被任命为地质局副局长。1957年9月，土登贡培参加了西藏赴内地参观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还出席了国庆大典。1959年3月，土登贡培全家搬到工商局大院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在他影响下，他大多数亲友均未参与叛乱。平叛工作结束后，土登贡培被调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办公厅行政处任副处长。

1963年12月22日，土登贡培因患重感冒引发脑溢血而在拉萨逝世，享年58岁。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办公厅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孔庆宗对达赖喇嘛政治态度的转变过程进行调查和分析后说，“西藏的爱国力量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对达赖喇嘛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坚塞·土登贡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