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民，指打工者、农民工。即“流动工人”——意思是家在农村，自己跑到城市里打工，在城市里无法安家的那些人。

无论在哪个国家，所谓的都市贫民都是新移民，也就是今天讲的“打工者”，不过“打工者”这个词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中国有所谓身份制的问题。 有人说“打工者”这个词有 启歧视性，要换了一个名字“流动工人”。

“三种人”被称为城市贫民

一：进城农民工

若按8%的比例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是5000万人。

乡村为城市“贡献”了大量贫困人口。“城市每年消化1000万农村人口，这部分人里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贫困人口。”宋迎昌认为，农民工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事实上，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

二：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

离开原岗位之后，他们因为文化程度、年龄等原因很难找到工作。

三：一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相当突出，导致了所谓“蚁族”。“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约50%，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因此，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要经过30年时间。”这位城市问题专家认为，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也要延续30年。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政府扮演了“保底”角色。其代表就是发轫于1993年并于1997年开始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不过和所有社会保障制度一样，它从面世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各种质疑。不同的人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视角。官员与学者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经常出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

全国低保制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是一个有效的制度，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对于这一问题也非常为难：“贫困救助其实是无底洞，给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随着城市发展，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需要越来越多公共资源的投入。对这部分人，不帮助确实很困难，要帮助，政府会面临很大压力，决策起来很困难。而扶助人群的扩大在所难免。这就不得不牵扯到资金的问题。

扶贫的一处空白: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各大扶贫机构都遗憾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没有城市扶贫的项目.“没有进入视野，现在国内的基金会，关于城市救助的项目非常少。”一家扶贫机构的副处长告诉本刊记者。

不论有政府背景的救助组织，还是民间NGO‘非政府组织’，都在不断启动主要针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救助项目，针对城市贫民的救助项目凤毛麟角。

“农村贫困是中国社会贫困的主体，对基金会和NGO来说，农村扶贫、地区性扶贫的目标更明确、更典型，更容易集中资源产生效果。”一直为制度设计提供咨询的关信平说。

一个原因可能是，城市企业下岗问题最突出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人群也发生了很大改变。10多年前，国企改革曾经带来一批贫困人口。不过专家们认为，当时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而言还是强势群体：他们有一定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现在这部分人大多数再就业了，或者已经退休。

与之相比，现在的城市穷人更为弱势，特别是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主力，其社会关注度就更小了。

其实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对这一人群关注最多的还是街道、社区。它们作为政府的代表，是从事社会工作的基础性平台，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要把这一人群纳入到工作范畴之内。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缺乏社会参与的低保制度无法更有效整合社会救助信息。虽然各项优惠减免政策陆续出台，但是行政部门关注的还局限在救助政策的落实上。像从事低保管理工作的民政部门和从事其他救助的政府部门，甚至实施水、电、燃气等减免的公用事业部门，都会关注与之有关的救助政策的实施，但还做不到站在贫困家庭的立场，为其思考综合性的脱贫思路。

企业界

“中国首富”宗庆后为“新城市贫民”代言

正在进行的2013全国两会上，宗庆后的多项建议都聚焦80、90后的生存与发展，用他的话说：现在特别关注“新城市贫民”。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这两代人，但80后生活压力太大，90后学习压力又太大。”

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80、90后，但80后生活压力太大，被一套房子就压跨了；90后学习压力又太大，包括各种学杂费、生活费和教育压力。”

宗庆后建议城镇居民均应享有一套经济适用房权利，并且免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

谈住房：建议阶梯式供房

农民再穷都还有土地，城市贫民有什么呢？宗庆后称，“城市贫民，特别是80后的新生代城市贫民，一旦结婚生孩子，父母还要来带孩子。一个家庭至少5个人，给三四十个平方够不够用？因此,要买大一点的房子，但能买得起商品房的人只有少数。”

对此，宗庆后认为城镇居民均应享有一套经济适用房权利。“对于工作一定年限之后、收入已逐步提高并且成家的工薪阶层，提供一套经济适用房，而且经济适用房的面积应该在90平方左右。价格应以家庭月收入的20%、15年能还清本息的价格为好。”

给90后谋划

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提到90后，宗庆后直呼这些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指出学费飞涨、教育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

宗庆后对此建议遏制学校盲目扩张升级，严格重估学校级别,是什么级别的学校就回归到什么级别，合理配备教育资源，完善人才培养结构。

同时，他认为要把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待遇提升到与大学毕业生同样的水平，在薪资水平、社会保障、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大学毕业生处于平等的地位，改变“考不上大学才读职业教育”的旧观念。

“当然，还要改革大学教师与学生考评机制，降低大学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