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琴，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夏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2004年11月23日上午，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她于2012年12月6日启程，到日本大阪、京都、福冈、冈山、神户、金泽、名古屋、东京参加“证言集会”，向当地民众讲述当年历史。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搀扶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85岁的夏淑琴一同走上公祭台，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夏淑琴（8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夏淑琴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夏淑琴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夏淑琴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我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将我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姐妹俩哭喊着要妈妈。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姐妹二人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姐妹俩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贫穷，从12岁开始，夏淑琴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就这样，在新路口5号，除了夏淑琴和妹妹夏淑芸，夏淑琴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夏淑琴的生活才开始改善。

1954年，夏淑琴与张鸿章结婚，有3个孩子。

2004年11月23日上午，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

2012年12月6日，夏淑琴启程赴日本，先后到日本大阪、京都、福冈、冈山、神户、金泽、名古屋、东京参加“证言集会”，历时12天，向当地民众讲述当年历史。

2014年12月13日，夏淑琴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的松村俊夫，分别通过日本展转社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和《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两本书。在书中，夏淑琴等人被描述成了“假证人”，作者更指夏淑琴是“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其证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想象出来的”，他们“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2000年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和中国人的尊严，时年71岁的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日本人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及日本展转社，分别要求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立即停止对她的侵害行为，在中日两国各主要报纸上赔礼道歉，并分别赔偿人民币80万元。

2004年面对夏淑琴的起诉，日本的两位被告并未能出现在南京玄武区的法庭上，后法院分别于2004年9月15日、16日举行了质证庭，并于同年11月23日、25日先后进行了公开审理。

2006年8月23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松村俊夫、被告东中野修道与被告展转社株式会社，立即停止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并将已出版的书籍收回和销毁。分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人民日报》，日本国内的《读卖新闻》等主要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向原告夏淑琴赔礼道歉的声明，并一次性赔偿原告夏淑琴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60万元。

“这是一场公正的判决”，77岁的夏淑琴听到判决结果后激动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告一天，不但为被日军屠杀的家人，也为身后30万的死难同胞。今天，我终于在国内打赢了这场官司，但这还不够，我还要在日本告倒他们（日本右翼）。”

夏淑琴在南京起诉日本右翼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提起的此类诉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副会长朱成山表示，这例案件意义比较重大，以往不管是南京大屠杀、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还是中国劳工受害者，起诉地大多在日本，这给受害者的维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涉及二战期间的民事起诉按照国际惯例是可以在中国进行的，夏淑琴案在国内审理为中国人就二战期间的维权开辟了新的领域。”朱成山表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险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真实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5号两家平民11口人惨遭杀害的情景，其中幸存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截至2019年11月18日，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剩80人。

夏家的悲惨经历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下来，并载入有关文献，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有关于夏家遭遇的记载。在战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夏家的事例也被作为证据采用。

与拉贝关系

夏淑琴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她还向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