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县历史上是唐代时期湖南新晃，夜郎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后，曾封夜郎君长为王，赐给王印。西汉末年，夜郎国灭，夜郎民族和夜郎文化不在见于史籍。

司马迁是介绍夜郎国的第一人。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唐蒙为解决征讨越的问题寻访夜郎先到滇，在滇国滇王问汉使：汉与滇谁大？汉使归途经夜郎，夜郎君也提出相同问题。而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绛妃》中写道：“驾炮车之狂云，逐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本是一个不经意的误解，后世文人却引以为典，使夜郎不明不白地成为这一具有讥讽义成语的主角。

不过，一个带贬义的成语，却带来了一个古国的后世扬名，带来民众对一段历史的记忆，这无论对夜郎国先民还是成语制造者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或许，这也算所谓“不经意成就历史”的一个实例吧。西汉末年，夜郎王国在云贵高原上悄然消失。

古夜郎国只有一个。它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该书写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司马迁所说的西南夷，指战国时期巴蜀西边，南边的少数民族。地域大致包括今天四川的西部、南部、云南部分和贵州。这片地区有众多方国，其中夜郎最大。

汉以后，先后有几朝中央政府曾以“夜郎”做郡县地方命名。据《辞源》说，先是晋永嘉五年（311年）在北盘江上游设夜郎郡，辖境多属古夜郎国范围。南朝梁大宝年后废，存在了200多年。后来唐朝天宝元年（742年）改珍州为夜郎，辖境在今贵州桐桎及正安一带，已非晋夜郎郡位置。

用于县名，不算汉朝所设，有三次以上。先是晋夜郎郡治所。后来唐朝武德四年（621年）设于今贵州石阡县西南，6年后废。唐朝贞观五年（631年）设于今湖南新晃县一带，五代时废。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重设，10余年后又废。其中，唐朝贞观年于今新晃所设夜郎县的废止时间可能有误，因为贞观后天宝年改珍州为夜郎时，作为治所的夜郎县在今正安一带。按常理，不能同时在今新晃还保留另一个夜郎县。故新晃所设夜郎县，在天宝年之前应已废止。 .

显然，汉代以后的夜郎，与古夜郎国和夜郎文化已经无关。不过是一个地名符号而已。且不说夜郎国灭后，夜郎民族的迁徙、融合以及夜郎文化的衰变趋势，只看看后来所设郡县的一再立废和地点的不断转换，便知其名称符号是否还有实际意义了。

战国至西汉，中国南方至西南最主要的几种文化，包括楚、南越、巴蜀、三星堆、滇及夜郎，还有西边的藏文化。现在，除夜郎以外，其它几种文化都有重大考古发现，基本弄清了文化面貌和大致范围。有意思的是，这几种文化正好形成对一块空缺地带的包围圈，这块地带包括今贵州全境，以及四川南部的部分地区、云南东部的部分地区和广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其实，这已经在提示我们，夜郎文化就分布在这个地带内。 这块地带至今最主要的考古发现集中在贵州，更准确地说，在贵州西部。

近年考古学在贵州发现了大量的夜郎文化文物，细心的人常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把这些考古遗存认作夜郎文化，而不是其他文化？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考古学通常以发掘出土的物质文化来划分文化体系，多以遗存的出土地点来作命名，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但也有以某民族来命名的，这时就必须拿出该民族可靠的实物证据。比如滇文化，就是因为在发掘的大墓中出土了滇王金印才予确认的。

夜郎文化的确认将找出什么样的民族证据呢？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史记》里称，西南夷的那些方国里，惟独夜郎和滇国被汉朝授以了王印。夜郎在滇之前被汉王朝封王，如今滇王印已经在云南被找到，但夜郎国这尊王印至今仍下落不明。因而，很多人都指望着能找到夜郎王印，就象当年找到滇王印一样。然而，这个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同样未知。世界上曾多次发生过寻找并揭示古人宝藏的奇迹，但是更多的宝藏却掩埋在历史厚厚的尘埃中，也许，它们注定永远不会出现。 可是，对古夜郎的探寻将会不停顿地进行下去，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责任。

唐代设置的夜郎县，在今贵州省桐梓县境内。《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六年（公元624年）开山洞、置珍州、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元和郡县志》（公元813年成书）载：“珍州管县三：夜郎、丽皋、乐源。”据史籍分析，夜郎县辖地为今凉风垭梁子以北至松坎南，东临正安、绥阳县境，西邻习水县境；丽皋县在夜郎县西北与习水县接壤处；乐源县在夜郎县西北与綦江县西南部一带。州治、县治同置今夜郎坝。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废夜郎县，隶于南平军。夜郎县历唐、五代、北宋、存在478年。夜郎县治所在地夜郎坝地名沿用至今。今为夜郎镇政府所在地。明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县治迁到夜郎坝东20里地的桐梓坡，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县治再次搬迁到虎峰山麓的冬青坪，即今日的桐梓县城——娄山关镇。建置千多年的史实，证明了今桐梓与古夜郎有极为深厚的不解之缘。清代学者顾祖禹、田雯、臧励酥、蒋攸钻认为古代夜郎国在桐梓。唐、宋两代史学家见到《史记》和《汉书》均称“唐蒙从巴属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均认为汉初的夜郎国在桐梓。西汉中叶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至西汉末年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夜郎国首领多同臣服汉朝，予受封县令可世袭，传王兴，邪务110年后，王兴，邪务被汉朝诛除，夜郎国解体，不入史册。而此次历史事件670年后，唐代独选桐梓县境的夜郎县治兼珍州治，这里必有深刻内在历史原因及夜郎文明、文化的传承与继续。

夜郎王兴被诛杀，夜郎国被灭。但过了670年后，夜郎族人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颇有影响的居民群落，并在巴黔古道干线的集散点发挥作用及影响，即从经济、文化、人口及物资等各方面为其后的建置准备了较充分的条件。这使得隋以后建立的盛唐不能无视夜郎部落在该地的存在，以及汉授王侯的史实。这时唐王朝总结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流并治”的教训，调整推行“以土官治民”统治政策，因此在夜郎坝设置县治兼珍州州治，统率三个县。此时的夜郎县没有固定的治所，“随所畲种田移”。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在夜郎坝盆地临溪台地筑夜郎县城。唐代张文昌《送蛮客》诗云：“借问炎州客，天南几日程；江南恶溪路，山绕夜郎城。”说明夜郎县城周围是山，是山中一座城，反映了夜郎坝的地形特征。当时还明确了夜郎县辖地范围，约为今桐梓县城的三分之一。据史籍分析，这时夜郎县有800多夜郎人，200多土著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地广人稀。至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杨慎，公元1488～年公元1599年）被谪滇南路过桐梓驿（今新站镇）曾去夜郎坝凭吊李白。在他的著作《丹铅录》中记载：“夜郎在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碑尚在。”并作诗描述夜郎风情：“夜郎城桐梓，原来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