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之治，或称大德守成，是元朝第二位皇帝元成宗期间出现的治世。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停止对外征讨战争，重视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形成的一段太平盛世。

元世祖忽必烈次子真金第三子，母弘吉刺氏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至元二年（1265年）生。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立真金为皇太子，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真金死后，忽必烈一直未确定继承人。至元末，铁穆耳受命平乃颜余党合丹。至元三十年（1293年），统军镇守漠北，受皇太子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四月，蒙古诸王贵族召开选举皇帝的忽里台于上都。会上，铁穆耳与长兄晋王甘麻剌为继承皇位竞争激烈。由于其母阔阔真可敦与权臣伯颜、玉昔帖木儿等的支持，铁穆耳继帝位。建元元贞（1295~1296年），后改大德（1297~1307年）。

元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后期政府的原班人员，这就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世祖遗规实施“持盈守成”的国策国。元成宗一朝守成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对内外都强调宽宥“惟和”。即位翌月，元成宗即决定罢征安南，将年前被忽必烈拘留的安南国陪臣陶子奇释放回国，遣使持诏抚慰；同时将至元三十年（1293年）任命的安南行省平章刘国杰改授为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大德二年（1298），臣下用兵日本的建议亦被元成宗拒绝。在西城方面，元军防线到大德中叶也稍事退缩，从火州撒至哈密。以期减少西北藩王对岭北的侵扰。在此前后，广西洞寨骚乱，帅臣建言征讨，枢密院已奏准发兵，廷议后仍追回成命，遣人招谕。元贞、大德中叶以前，从江南海运漕粮入京，每年仅四十万石到七八十万石不等，当时漕运能力已达每年百万石以上。消粮减额北运的主要原因，是“京畿所储充足”。可见中原农业经济当时相对稳定。在南方，自平宋以后，一时间新政未孚，“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直到元贞、大德年间，这里的局势才逐步澄清，“世道清平，人获休息”。完泽为相，虽然尚苟且而不图进取，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凡事“处之以安静”，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时人称赞最初举荐完泽的燕公楠“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由是可见元贞大德的“守成”政治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估价。

元成宗基本上延续元世祖晚年政治的治国政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杀桑哥之后，忽必烈起用了“小心慎密”的原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以国子生出身、深受儒学熏陶的康里人不忽木为平章政事，革新桑哥的整政，蠲免中统以来积年负钱谷，谏止复立尚书省和征江南包银，采取了安民的稳妥政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元成宗即位以后，总理国务的中书省宰执官，与至元三十、三十一年相较，除个别成员外，基本保留原班人马。中书省右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等佐元成宗“恪守成宪”，“数下宽大之诏”，减免赋役，赈济灾荒，维持了政治、经济上的相对稳定局面。

元成宗即位之初，政府机构已经庞杂，当时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元成宗只是“命与中书议之”。但中书省本身的情况就不景气，完泽不忽木等当政的指导思想是恪守成宪，这对保持稳定有好的作用，但同时却导致无所事事的作风弥漫于朝中，中书省成为人怀意心、政令不行、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致使元成宗反而追念桑哥当政时“政事无不立决”的情景。元成宗本人也不如忽必烈，他甚至即位五年，尚未知六部官员其人为谁，皇帝如此，臣下办事当然可以拖拉，故“事多稽误”。

元成宗一朝，大贪污案时有发生，如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发生了两起巨大的贪污案件，当时行御史台弹劾平章教化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及行台中丞张闻受李元善钞百馆。贪官污吏换介攀拳，安得开脱自己罪责。对于如此重大的贪污案件，元成宗竟采取“俱敕不问”目的态度，最后不了了之。大德六年（1302年），朱清，张瑄案发，查明自丞相完泽以下宰执官几乎都受过他们的贿赂，元成宗一怒之下，将这些大臣全免职，但不久又都官复原职，又有回回商人中卖宝石，贿赂诸大臣，以值三十万锭之家石骗取六十万锭，被人告发，元成宗下令要将受贿诸大臣处死；这些人的家属恳请胆巴国师说情，胆巴遂以“做好事”卖释重囚，结果将他们全部释放，并恢复其官职。中朝大臣贪污变贿问题如此严重面不受惩办，可见政治的腐败程度已不轻了。

元初行省的设置和辖区分合不定，到元成宗大德年间才逐渐稳定。

忽必烈时，屡次用兵海外，尤以侵安南之役劳费最甚，至元三十年（1293年），以安南王不亲朝，又议征之。元成宗即位后，立即宣布停罢征安南之役。大德二年（1289年），江浙省臣请复用兵日本，元成宗不从。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对外战争。特别是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之间的长期战争，到元成宗时双方已打得精疲力尽，从而出现了诸蒙古兀鲁思间的约和，这对西北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等起了积极的作用，可算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元成宗前期，元朝与海都、笃哇之间的敌对状况仍未结束，双方一再发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德五年的铁坚古之战固，笃哇在这次战斗中受伤致残，海都战后不久即死去，元朝方面在这次战斗中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次年（1302年），海都子察八儿在笃哇的支持下即位。持续四十多年的蒙古贵族之间的战争，给中亚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乌马里这样描述中亚地区当日萧条的景象：

大德七年（1303年），“笃哇，察八儿、明里铁木儿等诸王相聚而谋曰：“昔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连年动兵以相残杀，是自伤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吾世祖之嫡孙也，吾与谁家争战?……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养，少者得其长，伤残疲惫者得其休息焉，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子孙者矣’”。

笃哇、察八儿等等的请和使臣是大德七年秋到达元廷的。元成宗接受了他们的请和，命置驿以通往来。大德八年，笃哇，察八儿再度向元廷遣使，元政府以币帛六百匹赐之。

大约在此前后，笃哇向察八儿建议，在和林与哈喇火州之间举行忽里勒台，以讨论和平问题。最后，和约终于达成。元成宗的使臣借同笃哇之使一同前往波斯，向新即位的伊利汗完者都（合儿班答）通告恢复和平的消息。笃吐的和平建议在求赤后王那里也未遇到异议，完者都受到很大鼓舞，在他看来这象征着蒙古帝国复归统…。1305年五月，他将这一事件郑重地通知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吉利国王爱德华一世，信中说：

完者都信中的这些话显然应与和谈达成的协议有关。《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有“拜住尝闻成宗时，先王（即笃哇）有盟，兴灭国，开关寒以安百姓”等语，也应是和约的内容。

元成宗笃信藏传佛教

元成宗诏命全国通祀三皇，当时卦台山伏羲庙主祭伏羲，配祀炎帝神农和轩辕黄帝，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太牢祭祀，并申明礼部，由官府出资，由官员主祭。明初，沿袭元制，卦台山被列为伏羲的陵墓，民间祭祀尚存。

元成宗在停止征安南和日本的同时，还把扣押的安南使臣遣送归国，并遣使“抚绥”，敦睦国交，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派普陀山僧人一山

元代赛龙舟是继承宋代龙舟竞渡习俗发展而来，元代赛龙舟表现两个层面：民间赛龙舟在广大江南地区，是上至市民，下至村民春季普遍开展的一项盛大体育赛事。宫廷龙舟竞渡开始于元成宗时期。

卜鲁罕和中书右示相哈剌哈孙分别掌握了朝廷大权。以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为一方，以哈刺哈孙为另一方，形成对立的两个集团，明争暗斗。元成宗一死，这两个售团围绕帝位继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流血斗争。

元成宗在位后期，因连年患病，这些色目官僚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官场中贪污因循的风气大盛。为了能建功后世，提高威望，又发兵征讨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使西南大扰，酿成云南，贵州各族人民起义。这些举措都导致国力空虚，政治日趋黑暗。但他在位时，元军成功地击败了海都、笃哇的侵扰，迫使察合台和窝阔台两兀鲁思的统治者息兵请和，重振大汗在西方诸汗国中的宗主地位，基本上结束了西面延续40多年的皇室内争。大德十一年（1301）正月，铁穆耳病逝。在位14年。庙号成宗。

元成宗奉行世祖成规，用旧臣完泽，不忽木，哈刺哈孙等掌政务，又罢征日本、安南之役，国家相对安定，被称为守成之君。大德八年（1304），元廷与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约和，结束了蒙古国的内争。

明朝宋濂等《元史》：“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

苏天爵所著《滋溪文稿》卷十四《张文季墓碣铭》：“当至元、大德间，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公卿大夫咸安其职，为士者或退藏于家，优游文艺，乐以终日，而世亦高仰之。此其承平人物之美，后世不可及矣。”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写道：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