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奔流》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剧情电影，由谢铁骊、陈怀皑执导，张瑞芳主演，于1978年上映。

1938年，黄河岸边铁牛村。由于蒋匪军扒开了黄河花园口，地主的女长工李麦一家和村民们流离失所，栖息在破旧的龙王庙。地主海骡子前来替日本鬼子招募矿工，李麦揭露了他的汉奸嘴脸。这时，抗日宣传队的队员宋敏带着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找到了李麦，组织难民偷渡。李麦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洛阳金谷酒家的宴席前，当着外国记者的面，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扒开花园口的罪行，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在难民中抓壮丁，并给难民分发救济粮。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麦在西安组织难民卧轨，迫使国民党用火车把他们送回家乡。李麦当上了区长，正当她领导乡亲们进行土改，重建家园的时候，地主海骡子带还乡团前来血洗铁牛村。李麦英勇作战，亲自打死了海骡子，但副区长宋敏不幸中弹牺牲。李麦和村民们牢记烈士遗言，努力支前，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

解入后，李麦到青岛探望儿子时，在码头上看到南粮北调的情况，心情沉重，觉得革命还没有完，决定立即回乡，为改变南粮北调做贡献。李麦在县里提出修渠、引黄、治黄的建议，遭到以徐怀中为首的县领导的反对。为彻底改变家乡的面貌，她要求回基层做不脱产干部。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毛席亲自视察黄河，接见并鼓励李麦带领群众向黄河要水。李麦牢记领袖的嘱托，回到村里，带领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和淤灌土地的工程，并与县长徐怀中、社长海长松的错误思想和以王跑为首的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8年，在黄河的一次特大洪峰来临时，党中央和毛席派周总理前来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黄河沿岸人民深受鼓舞。铁牛村的群众在李麦带领下，众志成城，“水高一寸，堤高一尺”，战胜了特大洪峰。铁牛村迎来了一次特大丰收，为改变南粮北调做出了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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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李凖曾长期生活中河南农村，为一百多户农民写家史，他用从中得到的素材编写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试图通过波澜壮阔的艺术画卷，展示黄河和她的子孙们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1974年，北影已经决定改编李凖的剧本《大河奔流》。该片本应于1975年继《海霞》之后就投拍，但由于“四人帮”围攻《海霞》，剥夺了创作人员继续拍片的权利，《大河奔流》就被搁置起来。1977年，影片筹拍工作才得以开始。

导演谢铁骊认为该片外景多、转场多，拍摄时间长，所以没有像惯常一样让编剧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修改文学剧本，而是决定搞一个导演实用本，也不写分镜头本。他认为与其先搞出必然在拍摄中反复修改的分镜头本，不如按拍摄顺序先具体地、反复地察看外景地，并据以作出内景的设计图样，然后结合场地特点、布景设计进行分镜头。

外景选择

李凖的剧本中，主人公的家乡叫“赤杨岗”，但是剧组在外景地没有找到合适地点，同时，赤杨在银幕上不好表现。他们在开封看外景时，偶然发现一个叫“铁牛村”的地方，村口屹立着一座明代留下的几千斤的“镇河犀”（铁牛）。主创人员意识到这座“铁牛”正适于作为岁月变迁、时代变化的标志。于是，在影片中采用了这一标志，并将主人公的家乡改名为“铁牛村”。

艺术处理

为了消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导致的艺术创作中的虚假倾向，该片的主创人员从一开始就着重强调真实性的问题。在创作中，编导和演员们一起解决人物行为的可能性问题，防止出现所谓“高大全”。例如“李麦在西安寻找梁晴”一场戏，李麦看到宪兵追捕梁晴，梁晴躲进难民缝衣的行列中，宪兵向小贩打听她的去向。文学剧本中写小贩故意指错路保护梁晴。主创人员们考虑，以李麦有谋略的性格，如果存在宪兵去而复返的可能，她不会贸然与梁晴相认。所以，他们把这场戏改为：小贩说没看见梁晴，宪兵悻悻地原路返回，这样李麦就可放心地认亲了。

该片的故事时代跨度有二十年，空间涉及铁牛村、寻母镇、花园口、洛阳、西安、青岛、开封、江淮平原等，为了不使观众产生混乱感，编导在处理时空转化时主要依据事件的发展和人物内在情绪变化，应用旁白、景物、对话、音乐等手段。

该片从艺术构思、人物刻划到细节处理都十分注意艺术的真实性，给中国的电影节术创作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编导善于运用电影艺术特有的、丰富的表现手段，集中描绘人物的独特命运，通过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某种凝聚和衍变，体现出人物命运变化和发展的独特轨迹，进而揭示时代、社会的典型风貌，刻划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这就表成了影片了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在影片中，以李麦为代表的黄河儿女被塑造得质朴、感人，有血有肉有情，显示出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塑造领袖形象方面，编导周总理冒雨向群众发表进话的大场面中插入总理两次拒绝打伞的细节，生动地刻划出人民的总理爱人民、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崇高品质，赋予形象以平易近人的亲切感。影片将总理形象的塑造与黄河人民的安危及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密切闻系，由此深化了影片的主题。该片在艺术上的瑕疵在于，李麦的性格演残留着“三突出”的痕迹。另外，影片对于艺术真实性的追求上下集之间并未做到一以贯之，呈现出参差不齐、瑕瑜互见的状况，造成影片结构松散、风格不统一。（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黄式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