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mess together）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大锅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出现，同样是与大跃进加速工业积累密切相关的。

这种制度严重的压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为了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做出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的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下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于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过来。

合作社时，农民的口粮是分到一家一户的。而进入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口粮就由公社、生产队掌管。这也就是遭到非议最大的办食堂、大锅饭。当时大锅饭是相对于口粮分配到一家一户小锅做饭的，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进入60年代－70年代，大锅饭（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存在，这导致消极思想的产生，即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内耗现象严重。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锅饭一词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于是，很多人便认为，大锅饭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它的由来更为久远。人们常用大锅饭来形容在工作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人人有份的现象。大锅饭源于广东庆云寺，七星岩上建于明代的庆云寺中有一口特大的铁锅。倘若用这口铁锅煮一锅饭，足可供数百名僧人食用。然而，这口大铁锅却并非真正用来煮饭，而是用来向那些朝神拜佛的施主化缘。它安放在佛殿的一角，四周围着铁栏杆。凡进庙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在经过大铁锅旁边时，都要投进几个铜钱，一则是为了孝敬菩萨，以求降福灭灾；二则是为维持寺内僧人生计。因此，这口从未煮过饭的大锅是和尚的生活依靠，装的是地地道道的大锅饭。这便是大锅饭一词的由来。

不过，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极端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引申到国有企业，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为彻底根除这一弊病，激发个人、企业、国家的活力和效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中央在总结农村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在全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随后，又开始企业扩权试点。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企实行形式多样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内部也广泛开展以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打破大锅饭，推行经济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付酬，是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声。

打破大锅饭是前期叫得最响的改革口号，也是国企改革第一个阶段中的主要任务。打破大锅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改变分配制度，另一层是改变用人制度。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形势已经不断明朗化，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最终还是要向建立大锅饭的方向发展，只是煮饭的饭锅。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之前，由于交通不便、山地贫瘠，村民们吃饱肚子还是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均耕地少，又没有其他产业，村里年轻人陆续都走，村子进一步发展遇到瓶颈。21世纪初，中郝峪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又成贫困村。

赵东强寻思：要继续改革，不改没有出路，改革要在山水上做文章。在他的带动下，2007年37户村民入股，以公司制发展乡村旅游；2013年，全村的房屋、山林、耕地作价入股，人人持股，享受分红。

这些年，村里翻新400多间房屋，还打造出马大娘豆腐坊等特色美食和民俗体验点，建水上漂流等旅游点。一到旺季，经常一房难求。

改革前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按级别工资和资历工资进行分配。也就是说，级别越高，工资越高，资历越老，工资越高。比如，一个厂长，如果他的干部级别不及一个工程师高的话，那么，他的工资就没有工程师高。这种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是这样的：干部级别越高，说明他的责任越重，于是，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工资也就越高。当然，这种级别与责任的对应关系，是粗线条的。级别对责任的描述，并不精确，但这也是不可能达到数学般的精确的。而工龄工资，则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一个人参加工作，他创造的价值，一定是多于他的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量的，是为剩余价值。一个人工作年限越长，资历越老，说明他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此，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他就应该得到较高的工资。外资给工人加工资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因为社会通货膨胀，所以才要年年加工资。而至于各行各业同级别的工作者，都取相同的工资，其实不能说是平均主义。比如，一个在低收益的纺织厂里工作的工人，他的工资与同级别的高收入行业的石油工人的工资相同，在理论上说，就不能认为是平均主义。因为，在公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的，大家权利平等。所以，石油行业的高收入，纺织行业的工人也是有份的。而纺织行业的亏损，石油工人同样也是有份的。级别工资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差异消除，实现红利分配的权利平等。

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最初是引入奖金制度。开始的时候，这对激励员工的积极性能起到一定效果，仿佛体现多劳多得的精神。当然，这一制度本身，在理论上，有侵犯人民红利分配的嫌疑的。因为，同样劳动量的工作，石油工人得到的奖金就可能会比纺织工人多许多了。这表明纺织工人对石油生产的一份红利给侵占。不过，这种侵占，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就如同行政级别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工作责任一样。但奖金分配制度的失败，主要还是违背基本的心理学原理。奖金不可能无限制增加下去，而人接受相同的刺激源重复刺激的次数多，就会产生麻木感，奖金不再产生激励作用，变成为应得的权利，实际上成为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也只是等于普调工资，不过有些行业调得高些，有些行业调得低一些，还没有产生大的不良效应。

真正出现大问题的，是后来打破论资排辈的政策。这一缺乏远见的反传统文化的理论，最终导致产生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因为，就芸芸众生来说，人的智力、能力，其实相差不大。真正的天才人物，是少数。而人的社会实践，又是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一个来源。所以，论资排辈是建立在这一社会经验上的，资历越老，实践知识越丰富。打破论资排辈，只对少数人有意义，因此，也就只能因人而论，一旦作为普适性的制度，就与常理不合。而这一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按岗分配。岗位工资的多少与人的资历无关，也与人的学识无关，只要具有在这个岗位上从事工作的资格，就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并取得相应的报酬。但这一分配制度，基本上可认为是拍脑袋决策。这不是说在制定这一机制时，没有花脑筋，而是根本没有用。因为，一个岗与另一个岗的责任差别，是无从计量的，按岗分配就成为只为拉开差距而拉开差距的分配，与企业建设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这样的分配机制非但不能激励国企员工的积极性，反而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或只成为某些人开小灶的借口。

而打破用人机制的大锅饭的问题，社会影响就更大。打破用人机制的大锅饭，本意是迁就能力不强的领导，当他们没有能力领导职工和发展企业的时候，可以允许他们解雇职工的权力，减员增效。但是，生存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在社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的时候，使国企职工失业，无异于表示由于他没有竞争力，这个社会已经不能容纳他，他只能自生自灭。这当然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国企的大锅饭虽然打破，但社会保障的大锅饭又要建立起来，否则，是要迫使人们行使自然的权力。

国企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国企的大锅饭打破，不等于社会就可以不要大饭锅。只是把大锅饭从国企移到社会保障体系而已，两者的差别只在于那一种需要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谁被摊为这耗费的成本。而就情况看，可能被延长退休年限的女职工是最新的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