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息灾生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是中印度惹烂驮罗国密林寺僧，施护则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他们原系同母兄弟，在太平兴国五年（980）一同携带梵本来京，也受到优待。那时法天等已游历归来，太宗叫他们审查宫廷收藏的各种梵本。因为他们兼通华语，能够翻译，太宗动了重兴译经的念头，遣内侍郑守钧计划在京中太平兴国寺的西边建筑译经院。过了两年，院屋建成，天息灾等便受命住入开始翻译。

（？～1000）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原住中印度惹烂陀国密林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二月，偕施护来汴京。帝召见，赐紫衣，敕同阅梵夹。时帝方锐意翻传，乃命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偏营建译经院。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居之，与施护、法天等共同从事译经，赐号‘明教大师’。七月，天息灾上新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翌年，译《大乘庄严宝王经》四卷，并奏请令两街选童子五十人教习梵学。此后译经不辍。雍熙二年（985），帝授‘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次年赐御制《三藏圣教序》。据《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六载，雍熙四年奉诏改名法贤。

自太平兴国七年七月至雍熙四年十月，天息灾所译之经共有十八部五十七卷，入藏开板，施行天下。端拱以后，复陆续译出《众许摩诃帝经》十三卷、《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经》三卷、《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刚陪啰缚轮观想成就仪轨经》一卷、《频婆娑罗王经》一卷等。后于咸平三年八月示寂，年寿不详。谥号‘慧辩’。[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卷四十四、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六、补续高僧传卷一]

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与施护一同携梵本至汴京。太宗召见，并赐紫衣。其时，太宗有意重兴译经事业，乃敕令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建译经院；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与施护、法天等人居之，从事译经。赐天息灾为明教大师，此后译经不辍。翌年，天息灾奏请选拔童行，选修梵学，以储译才。当时选出惟净等五十人，送入译经院学习。雍熙二年（985），天息灾任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翌年受赐‘御制三藏圣教序’，三年蒙诏改名法贤。真宗咸平三年八月示寂，年寿不详，谥号‘慧辩法师’。

自太平兴国七年七月以后，天息灾所译出的经典，有《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二十卷、《分别善恶报应经》二卷、《圣佛母小字般若经》一卷、《观想佛母般若经》一卷、《大乘庄严宝王经》四卷、《菩提行经》四卷等，计有十八部五十七卷。

◎附︰《中国佛教人物与制度》〈天息灾、法天、施护〉条（吕澄撰）

中国佛教典籍的汉译，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译成《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之后就中断了，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才复兴，当时主持翻译工作的即是天息灾、法天、施护三人。

法天是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僧，原出刹帝利族，通达三藏。宋初，印度内地的佛教徒因回教的侵入受到逼迫，外出的很多，法天和兄法护也携带梵本经典来到了中国的鄜州。他们在那里遇着河中府梵学僧法进，共同翻译了《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最胜佛顶陀罗尼经》和《七佛赞呗伽陀》。由于法进熟习教典，所以译文委婉简约，具备传统的风格。开宝七年（974）鄜州守吏王龟从将这些译本送到汴京，宋太祖很喜欢，召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去朝礼五台山，游历江浙、岭表、巴蜀各地（那三部译典，后来在太宗端拱元年，即西元988年，经过校订，都编入大藏经）。

天息灾生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是中印度惹烂驮罗国密林寺僧，施护则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官寺僧。他们原系同母兄弟，在太平兴国五年（980）一同携带梵本来京，也受到优待。那时法天等已游历归来，太宗叫他们审查宫廷收藏的各种梵本。因为他们兼通华语，能够翻译，太宗动了重兴译经的念头，遣内侍郑守钧计划在京中太平兴国寺的西边建筑译经院。过了两年，院屋建成，天息灾等便受命住入开始翻译。

天息灾等参酌密教仪轨，布置了译场。场内设一金刚界的种子圆坛，分布诸尊的种子梵字，称为‘大法曼拏罗’。每天用香华灯水果品等二时供养，礼拜旋绕，做着祈祷。坛外安排了译场各种职事的坐位。其职事有以下几种︰第一，译主，是通达梵本的三藏，正坐在坛的北面。第二，证梵义，评较梵本的解释；第三，证梵文，审定梵本的读法；他们都坐在译主的左边。第四，笔受；第五，缀文；第六，证义；第七，参详；这些是跟着读文译义记录下来并改定为译本的，都坐在译主的右边（其中‘参详’一职不常设，后来更改设‘校勘华字’一职）。第八，润文，对译本为最后的笔削刊定；第九，监译，维持译场的秩序；他们分坐在东南、西南两面。

这样的译场制度很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时主译的虽为印度人，但通达华语，自不必再设传译。还有参加译事的印度三藏不止一人，所以又设了证梵义、证梵文两职，以便合作。在宋初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天息灾等便是在这种组织下进行翻译的。

天息灾、法天和施护最初于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分别试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尼经》、《无能胜幡王如来庄严陀罗尼经》各一卷。当时集合了京城义学沙门一百人共同审查，左街僧录神曜等以为译事久废，新译不见得会合式，经过对勘证明，才肯定它的价值，继续编入大藏。从此便充实了译场各职（证义的扩充到十人）经常翻译，译成即随时附表进上；特别是在每年十月间太宗生日的一天，必定准备新经献祝，以为点缀（后来帝诞献经，即成为定例，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不改）。

译事进行不久，天息灾等就注意到翻译人才的培养。他们以为，历代译经都依赖印度僧人，但道路远隔，假使没有人来（这当然是由于那时印度佛教的衰势而引起的远虑），译事岂不又要停顿？因此，他们建议选拔童行，选修梵学，以储译才。当时从京城童行五百人中选出惟净等五十人，送入译经院（随后改名传法院）学习。后来惟净、澄珠、文一等数人均学有成就而参加了译事。

天息灾等新译的经典在雍熙元年（984）九月刻版流通，太宗还做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加在各经的前面。二年（985），他们因为翻译有成绩，加给了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官衔（以后历有升迁）。四年（987），天息灾奉诏改名法贤。他们从此一直工作不辍；到了真宗咸平三年（1000），法贤病死；后一年，法天也死了。剩了施护一人主译，由惟净协助（证梵文），景德三年（1006）才有北印度僧人法护（梵名‘达理摩波罗’，和法天之兄同名，其实是两个人）参加证梵义。祥符二年（1009），惟净、法护便协同施护主译。五年（1012），施护等建议将宋代译出的新经，接着《开元》、《贞元》两种经录之后，编辑新录。后来即由译场润文大臣赵安仁、杨亿和惟净等编成《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施护的翻译一直继续到天禧元年（1017）病死时为止（和法天之兄同来的法护，最初也曾参加译事，在太平兴国八年译出《大力明王经》二卷后便回印去了）。

天息灾等所译典籍的种类、名目、卷数，都详细记载在《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佑新修法宝录》里。

太平兴国七年天息灾等试译新经成功以后，译经院的东西两边更扩建了殿堂，分别安置佛像和经藏；宋代宫廷所藏梵本都取了出来，供给翻译之用。当时太宗诏令用新刻的大藏经目录（大体同于《开元录》）对勘，拣未有的经翻译，避免重覆；因此，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经典译出最多。在天息灾等译籍总数二五二部四八一卷里，大乘秘密部经就有一二六部二四0卷，整整占了一半。再就它的内容说，像大部《金刚顶经》十八会的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施护译）、六会（《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法贤译）、十五会（《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施护译），都有了新译。另外像观音六字明咒信仰的根本经典《大乘庄严宝王经》也翻译了过来（天息灾译）。但在密典的翻译里面也夹杂一些不纯的作品，像淳化五年（994）法贤译的《频那夜迦成就仪轨经》说到种种成就法，而荤血之祀甚渎于真乘，厌诅之辞尤乖于妙理，这些都违反佛教根本精神。天禧元年（1017）发现了它的错误，便禁止入藏；但以后各版藏经仍旧将它保存下来，只是密典的翻译从此无形中受到了限制。

天息灾等译本在显教方面，也有几种是中观、瑜伽学派的重要论著，如龙树的《六十颂如理论》、《大乘二十颂论》，陈那的《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三宝尊的同论《释论》（以上都是施护所译），寂天的《菩提行经》（天息灾译）等。不过译文晦涩，且多错误，这大概是由于当时的翻译流于形式不求甚解所致；因此译出之后，对于当时佛教义学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另外，天息灾等译本为了正确地念诵陀罗尼和讽咏赞呗，在音译方面却有它相当的发展，特别是译出了好多梵赞。

这当法天初到中国鄜州时译了《七佛赞呗伽陀》，就已开端。此译现存本虽已经过改订，但仍可看出它是怎样地着重对音的正确，以致七佛名称都没有沿用旧译（如迦叶波改译为迦引舍钵，释迦牟尼改译为设枳也二合母■等）。其后这类译本，更有法天译的《文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圣观自在菩萨梵赞》，法贤译的《三身梵赞》、《八大灵塔梵赞》、《犍椎梵赞》、《圣金刚手菩萨一百八名梵赞》、《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施护译的《圣多罗菩萨梵赞》。有了这些华梵对翻的经验，后来法护、惟净更加以总结，依着悉昙章十二番字母编成《景佑天竺字源》一书，即作为一代音译的典范。这和旧译对照看来，是有其特色的。

《大中祥符法宝录》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卷四十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祥符法宝录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