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变是指1931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纠集一伙民族败类，制造的两起武装暴乱事件。这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也称“天津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不仅拒不执行“国联”要求其从中国撤军的决定，反而加快了部署侵略中国的计划。在得到中国东北这块肥肉以后，日本就想把天津变成第二个沈阳，再制造出一个“九一八事变”。

9月22日，一个秘密的4人会议在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里进行。刚刚策划并执行完吞并中国东三省计划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建立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王族共和国”。

土肥原贤二策划“天津事变”一事，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挟持溥仪去东北。1931年11月初土肥原贤二由沈阳潜入天津，进行阴谋活动。

土肥原贤二做事一向缜密，不过这次事件的策划却走漏了风声。实际上，从土肥原贤二一到天津，就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当时天津有一份《益世报》，在1931年11月3日这一天的报纸上，报道了土肥原已经于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达了天津，而且连他居住在常盘旅馆都做了详细的说明。11月4日，该报记者又证实，土肥原确实已经到达天津数天，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么。

为了尽可能多地寻找帮手，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招兵买马。他们一共募集了大约2000多人，大多是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他们以日租界为巢穴，在日本特务指使下，从日租界冲出到中国地界进行骚扰。攻击的目标是当时地处金钢桥附近的河北省政府、公安局及警察署所。在这些人中，很多只是为了一天4角钱(当时的货币)，而参加到日本人组织的便衣队中。

据一名被中国保安队俘获、叫马龙亭的便衣队员供称，他们从万国公寓领取枪支，并且在日本人那里接受训练。“我的支队部设在日租界余庆里5号。分队分驻万国公寓和华中公寓，枪支是在万国公寓领的。第一分队，领手枪20把；第二分队领手枪25把；三队、四队各领手枪20把。子弹每把枪100粒。每人的饭费，一天有1元或6角、4角的不等。我总共领了5000元(当时的货币)。各分队领了枪后，分向中原公司、卫生池、老九章、芦庄子去布防，以便向华界进攻，日本人在后头拿枪督促。及至中日交界时，日本人便退回去了，拉上电网，我们进退两难，遂被捕获。”

另一个名叫张金海的便衣称：自己在塘沽太古码头大窝伙小房子里住。平常靠给船上卸货度日，一天能赚两角钱(当时的货币)。后来有人让他们给日本人充当便衣队。由日本军官每天加紧训练，每天给大洋2角。一天下午一点多钟时，他和另外7个人各带手枪，登车来天津卫，要到谦德庄8号集合，探听消息。结果从东站到东浮桥时，被保安队抓住。

日本操纵支持的便衣队暴动，共有两次：从十一月八日晚到二十日正午为第一次；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为第二次。

11月8日晚上，日本驻军司令部指使大批流混，手持各种武器，突然从日本租界内出发，汹涌进攻华界中国机关官署。因为十一月十二日，国联有开会之说。又十一月十六日，国联限定日本撤兵期限已到。故日本急于在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利用中国流氓混混儿以及青红帮分子，在天津制造骚乱，以为东北不撤兵或进一步的和北方亲日派势力谋求妥协的借口，同时更为日本关东军进攻锦西一带的声援。日本事先误认为东北军不会抵抗，暴乱一起必自溃退，天津唾手可得，华北局面将会立刻转变。

王树常（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和天津市长张学铭（兼公安局长），在事变发生前三天，从公安局特务队得知：“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要组织便衣队，实行暴动”等情。王树常据报后，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研究对策。然后分饰各保安警队严加戒备；发足枪枝弹药。同时付与重要官长锦囊，至必要时启视，分别授予机宜。王在会上严正表示：“我是军人，守土有责。如有暴动闹事，扰乱天津，遇事必须因时制宜，刚柔并济，深思熟虑，妥筹解决。但我绝不做臧式毅（按臧在日本进攻沈阳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当民族罪人，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说罢，拍案而起，宣布散会。

日本人收罗之流氓土匪中，有的和公安局特务队的人认识。据他们说：本来定于七日晚起事，因我方戒备森严，又怕不利于小皇上溥仪，所以日军营临时通知，改在十一月八日晚上袭击动手。是时，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便衣队遂一致出动。以日租界中原公司西边的大同公寓和芙蓉街之万国公寓等地为根据地，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向我方开枪射击。日租界同时也在各要路口有所布置，日本驻军、宪兵一齐出动。租界内日侨组织之义勇军千余人，当晚也发给枪械，分布要路。日本宪兵队认为所组织的便衣队，乃乌合之众，不能作战，竟在日本租界内开枪助威。枪炮之声，彻夜未息。

当便衣队开始进攻的两小时前，保安队、公安局照王主席锦囊预定策略，依次进行。为应付变乱计，先宣布临时戒严，凡和日本租界毗连之各路口，交通完全断绝。各保安队依王主席既定计划，布置防务。王主并命令十军全体官兵作好保卫天津的树常级战备，防止日军从塘沽大批登陆的侵略作战准备。

便衣队约两千余人，于十时半许，按其预定计划，首由日租界海光寺左近冲出来，由日人在后面掩护督饰，向华界开枪射击。先后将我接近日租界驻南市之公安局一区六所、驻海光寺二区六所占据，并在东马路南关下头分途骚扰。经保安第一大队长白伦壁、第三大队长李荫坡，率领保安队及警察，奋勇堵截，节节击退。至十二时许，将一区六所夺回。便衣队复继续向我方各处猛攻。今晚，俘获便衣队暴乱分子十余名和枪械多支。经查验，多系日本制造之三八式和东北沈阳兵工厂所造新枪，尚未经我方运来者两种。当晚的便衣队暴乱行动，在日本驻军指使操纵下，一个繁华的天津，一夕顿成死城。即如平日最热闹的旭街，也行人绝迹。

11月9日晨一时许，便衣队复由各路口分批冲击。一批由闸口向北夺取公安局。因公安局早有戒备，未能得逞。扰乱南市的便衣队，则包围攻击二区六所，我方警察不敌，退出。日兵将竟将该公所占领，并悬挂日旗。此外，东南城角草厂庵一带，战事相当激熟，便衣队暴徒终被击溃。我公安局马队和保安队，有少数伤亡。运晨五时，便衣队彻夜扰乱骚掠，但终未得逞。

海光寺日军部遂运用外交方式，“猪八戒倒打一粑”，向王树常提出口头警告：中国保安队打便衣队，流弹伤及日本军士一名，死一名，实已危及日本租界侨民生命之安全，限早六时以前，将中国保安队及警察撤退三百米。否则，将采取自由的行动。此种蛮横无理之要求，显然是别有企图。王见海光寺日军支持指使的便衣队并无作战能力，日军亦未直接出面，为避免事态扩大，遂下令离所封锁的日租界口后撤三百米，但仍要严密监视，不得松解。命令于九日上午五时三十分下达执行。但日军竟失所约，于六时四十分起，连开大炮三十余响。一弹落在公安局东边约百米左右一家商号的土棚上爆炸，一弹落在特二区三马路口爆炸。因秋深天冷，又家家闭户，马路寂无一人，幸未发生死伤事故。

这时，便衣队借日军大炮配合助威，又重新集结于闸口一带，大举向我方进攻。因保安队严阵以待，奋勇守卫，便衣队仍未得逞。到了中午，枪声稍息，但华界仍无一人行走。日本租界也无行人，只见少数日军日侨。下午五时，南门外万德庄一带，又有便衣队骚扰活动，枪声连续不绝，激战结果，暴徒溃退。入晚，枪声渐稀。据密探报告说：“便衣队将要在天津发动总攻。王树常和张市长曾到各处视察，嘱严加防范；一面电告北平张学良将军。但运至九日深夜，仍平静无事。

九日，拘获便衣队暴徒六十一人。就地正法枪决者十名，均系抢烧浮掠为首分子；解往北平三十七名，另有被保安队击毙三名；其余解往第二军军部，严加审讯，交军法处处理。经查明：便衣队暴动总机关，分设于日本租界的大同公寓、万国公寓、太平里等处。

十日破晓天亮前，便衣队又从日租界及海光寺等处，向中国地带冲出。一区六所及南开中学一带，接战最烈。大炮声和密集的枪弹声，交相大作。南开及南市一带，顿呈黑暗之世界。日军坦克两辆，全武装往来河沿，往返梭巡示威，更使天津市民陷于恐怖情景中。十日凌晨，我保安队冒险在作战区域搜索徒。于七时许，在南开附近获得步枪五枝，子弹五十发。七时四十五分，又在胜材村内俘获便衣队二十六人，大枪七枝，灰军衣数十件，旗帜三面。同时，又在南门一公共厕所内，搜获步枪五枝，子弹三十余粒。

其后，便衣队又多次在天津各地进攻，但均为保安队所败，至二十日方止。

自从中日双方决定如何恢复津市十一月八日以前之状态后，华界防御工事连日均已次第撤除，面一天天平静下来。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许，张市长又派代表宁向南、沈迪家、解如川、贾国辅等，会同日领后藤及三浦参谋、吉田翻译官，在东马路作撤防后之再查。该处秩序甚佳，且对日租界之防御工事，均已撤除，结果双方均甚满意。日界华洋商店，一律开市营业。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八时，突又发生枪声、并夹杂有机关枪、大炮的声音。光由西广开、白骨塔附近，突然有枪声数发，似系暗号，在此一刹那间，东南城角、日租界川崎洋行及闸口、南关下头、海光寺等地，机关枪声继之而起，同时迫击炮声隆隆可闻，全市立刻入于恐怖之状态。日本军官亲自指挥进退，向我轰击之目标：一为东浮桥公安局，二为金钢桥省政府。炮位在闸口海光寺方面。两处幸均无人，所发炮弹幸未命中。晚七时许，日人已将日租界内各电网移置原处，高堆沙袋，戒备较甚，各重要街口更增加步兵宪警，日人组织之义勇军，亦同时出动。闸口与东浮桥我公安局接近，形势尤紧要，便衣队即集闸口大街，当时日军绝对禁止行人通过。三井洋行建筑高大，面倚海河，沿河可达公安局。日人预先制有指挥旗，以便驱使便衣队，向闸口进攻。

又南关大街南头、南市中日交界处各街口，及东南城角各处，情形亦甚严重。至于日本租界内各要害，如金山药房、新明大戏院、中原公司、日本公共医院、老九章绸缎庄、泰昌当、盛德里大楼各地，戒备亦紧张。所以，这第二次的便衣队暴动，为日人配合东北形势，有计划的企图破坏津市治安，再进一步占领夺取天津。

二十七日，在日人指挥和掩护下之便衣队，在凌晨一时许，又猛烈向闸口进攻，被我方还击后始退。

二十八日起，日军大举增兵，制造紧张气氛，迫使天津当局将保安队撤回河北，工事亦概行拆除。而日军则借机加强了在天津的军事存在，但也未能控制天津。

（以上引自张芾堂：《天津便衣队暴乱实录》，天津事变时，张任河北省政府秘书，据省主席王树常之指示，在当时逐日辑录了事变发生的经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在策划天津便衣队暴乱的同时，土肥原贤二也在积极接触前清皇帝溥仪。11月3日，溥仪在天津静园园接见了土肥原。溥仪后来回忆说：

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块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仅有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就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悬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一一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以上引自溥仪：《我被挟持潜往东北的经过》，载《天津便衣队暴乱》第90-91页）

经过对溥仪的各种威逼利诱和威胁恐吓后，天津事变发生仅三天后11月10日榜晚，按照计划，溥仪被藏进一车双座散蓬汽车的后备厢里，驶出了静园。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保护下他换上日本军服，又改乘日军司令部的汽车，畅行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随后，在十余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地逃到大沽口。然后，立即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抵达营口市满铁码头。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转移到旅顺大河旅馆，严密“保护”来。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两年后，又由“执政”改称“皇帝”。至此，日本侵略者挟持溥仪建立伪满政权的目的达到了。

天津保安队不败而败

虽然中国军队镇压了便衣队暴乱，但日本却以“危及日租界侨民生命安全”为借口，要求中国保安队从日租界边界线撤退300米，否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15日，东北军当局在与日方谈判时妥协，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但是日本人仍用大炮轰击了河北省市政府和警察局。

第二次便衣队暴动被我挫败后，日本人见其企图破灭，恼羞至极，再次寻找借口，提出中国军队退出天津、天津民众不能有反日行为等无理要求，同时又向天津增兵，以武力进行恫吓。国民政府竟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于11月29日命令主要由东北军组成的保安队撤退到今河北区一带。

将士们在一片哭泣声中撤离了自己的防线，旁观的群众都是垂泪相送。12月1日起，日租界内部分街道电灯开放，日本商人悬挂日本国旗，庆祝胜利，还强迫中国居民也要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要有牢狱之苦。天津保安队的不败而败和日本侵略军的不胜而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这次抵抗侵略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几位中国军人，都被调离天津。

日本人不胜而胜

日本人虽然暴动失败，却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也成功地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天津。此后，日本人又策划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一连串的阴谋事件。直至提出“华北自治”和“七七卢沟桥事变”，一步步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