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秤星座》是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所著的长篇小说，该小说有三个层面的故事：一个是肯尼迪遇刺的真实历史事件；第二个是叙述者本人虚构的故事；第三个层面，是该作品中的人物讲的故事。这三层故事相互消解，元虚构和滑稽模仿——《天秤星座》对历史的模仿、对以往作品的模仿以及对其自身的模仿——将真实人物推入了想象的时空，并在那个空间里演绎出一场荡气回肠的时代悲剧。

奥斯瓦尔德命运多舛，早年随母亲在新奥尔良、达拉斯这两个南部城市和纽约之间来回迁徙，17岁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但因私藏枪支受军事法庭处罚。后来只身去了苏联，向美国大使馆官员宣称要放弃美国国籍，以此求得了苏联政府的信任，在明斯克舒服地工作了3年，娶了一个苏联女子为妻，共同返回美国。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被刺杀当天，他被人看到出现在总统车队穿过广场旁的一幢大楼内，12点30分，他从6楼射出了3枚子弹，可能打到了总统，也可能没有。警方很快确定他为嫌犯，下令通缉他，奥斯瓦尔德在逃逸中打死了一名警官，但最终被捕。在押解去他处途中被一名脱衣舞酒吧老板枪击身亡。

（参考资料）

1963年11月22日正午，约翰·肯尼迪在美国德州达拉斯遇刺身亡。

《天秤星座》取材于1963年震惊美国历史的约翰·肯尼迪遇刺案。尽管官方出台的26卷本的《沃伦报告》对肯尼迪刺杀事件进行了详细记录、调查与分析，但其得出的“唯一子弹论”与“阴谋无关论”却受到广泛质疑。此后围绕肯尼迪遇刺之谜出版的各种叙事作品层出不穷，不断地探讨该事件的真相与意义。据统计，截至1992年，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著作达到了2000多部。

美国社会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的理想和信念，为美国民众树立积极乐观的精神信仰，然而，德里罗的问题是：这个只有短短二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究竟是为美国民众兑现了现实承诺。

在德里罗看来，约翰·肯尼迪遇刺案让人们对美国例外论的伦理基础产生了深刻质疑，同样也动摇了这个年轻国家的信仰基础。

奥斯瓦尔德

小说主人公奥斯瓦尔德早年随母亲在新奥尔良、达拉斯这两个南部城市和纽约之间来回迁徙。母亲为了维持生计，不能给他更多的培养和关心。在学校里，他也经常受到欺负，不被同学和老师所理解。而这一切，使他形成了偏执而孤僻的性格，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为了将现实的束缚摆脱，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3岁时，他就对有关前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进行了阅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逐渐看清，并无限向往苏联社会主义，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走向历史的舞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同时，他又对《海军陆战队员手册》进行了阅读，更加渴望社会的认同和别人的喝彩，希望能够保家卫国。但这种极端的能力感和归属感，使他所加入的特殊人群中的行为方式、思想意识与他个人所怀抱的理想格格不入。

18岁那年，他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但因私藏枪支受军事法庭处罚。后来只身去了苏联，向美国大使馆官员宣称要放弃美国国籍，以此求得了苏联政府的信任，在明斯克舒服地工作了3年，娶了一个苏联女子为妻，共同返回美国，并从此成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背上了“奸细”和“叛徒”的罪名。

因为长期受到监视，找不到赖以糊口的工作，他更加增长了反叛的情绪及对社会的不满。作为前者的奥斯瓦尔德，对政治并不是真正了解，他自然被政治家和阴谋家所利用，并最终被戴维·费里利用。

冷战偏执症

《天秤星座》关注美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和个体命运，矛头直指美国新教伦理社会赖以确立的基本原则，揭示社会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作者通过“肯尼迪遇刺事件”，描写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所普遍存在的扭曲压抑的社会环境，以及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对普通民众所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从而勾勒出美国后现代社会对公众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精神伤害。

《天秤星座》利用星相学，将现实中无法解释的历史联系纳入一套表面理性的理论系统中。这种通过魅化来实现美国社会中个人与整体间无法企及的和谐的形式，恰是理性表达缺失的真实注解，深刻揭露了美国社会的极权性。

“偏执症”：是指对他者的异化或从他者中异化的行为。它创造了敌人，是一种将内心的紧张、对羞辱的恐惧、对弱点的耻辱感以及被压抑的自我怀疑具化为一个危险的他者的过程。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对立和大国利益博弈使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社会范围内的紧张、猜疑心理在迅速蔓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在《天秤星座》中，德里罗细致刻画了冷战期间，以偏执症为主要特点的美国社会从个体到社会机制的状态。

《天秤星座》小说中，政府官员CIA特工埃弗雷特是美国偏执政治的典型代表。他为了未竟的古巴“自由事业”，开始策划一个刺杀总统的阴谋，这个阴谋能引发“第二次入侵，这次将是计划周详的，没有任何限制阻碍的。CIA必须马上动手，CIA需要一个挑动、震惊古巴流亡分子及整个国家的触发事件”。

达拉斯的自由电台主持人“怪胡子”不断地宣传“怀疑真相”的理念——“世界上只有两种事物，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则更真实”，推动着偏执文化的蔓延。埃弗雷特的小女儿苏珊娜在父亲与社会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个偏执狂，她将朋友送给自己的两个小陶人作为父母的替身，藏在“安全的近处以备需要，以防某天这两个称自己为爸爸妈妈的人其实并不是自己的父母”。

作为美国文化下生长起来的普通一员，奥斯瓦尔德是无法逃离这一充满偏执的文化环境的。奥斯瓦尔德的童年是在贫民区中度过的，生活的窘迫与语言能力障碍让他逐渐走向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书的世界，照管他的社工评价他“似乎觉得自己与他人之间隔着一层薄膜，这使别人无法接近他，但他希望这层薄膜保存下去”。

美国社会的这种偏执情怀与冷战政治不可分离，它给个人和集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首先，对奥斯瓦尔德个人而言，冷战政治为偏执症提供了一套理论术语与阐释系统，无形中肯定并强化了他的偏执心理。孤独的奥斯瓦尔德把大量精力放在了阅读上，而其中马克思、列宁等的理论无疑给了他最大的慰藉，因为马列等书：本身就是秘密，是难懂的禁书，但他们改变了整个房间，让它充满了意义。奥斯瓦尔德生存环境的单调、他的衣衫褴褛都在其中得到了解释和转化。

奥斯瓦尔德看到自己成为了某种巨大而无法阻挡的东西的一部分。他是无法阻挡的历史的产物，奥斯瓦尔德和他的母亲被束缚于一个过程中，一个金钱与财产构成的系统中，并且因此日渐减损了作为人的价值，这就像被某种科学定律控制一样。

从奥斯瓦尔德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识中不难发现，他选择“社会主义”的最直接动因却是这些书的禁书性质。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话语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共产主义成为一个神秘而充满诱惑的“他者”，吸引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缺乏社会认同感的个人。虽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与批判是科学的，但作为读者的奥斯瓦尔德将书本中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个人化，用无限放大的政治经济因素解释自己的窘况和孤独，使得他肯定了自己是美国社会中被压抑的“他者”，找到了社会身份归属的替代物。

因此，奥斯瓦尔德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光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选择，也是他对自身身份的界定与塑造，是他的偏执情结与冷战政治的结合物。其次，冷战政治合法化，掩盖了极权政治对整个民主社会与自由个人的伤害，助长了美国社会的偏执行为。自冷战以来，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恐慌迅速扩大，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浪潮下走向高潮，而此间兴起的关于“洗脑”、“外星人入侵”、“生物异化”的科幻电影则是对这种恐慌最生动的标注。这种恐惧却恰恰为政府机构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砝码，成为其无视民主与自由的借口。

从一开始，埃弗雷特等人就在寻找一个替死鬼，为其政治阴谋替罪并将祸水引向古巴，同时他又在冷战政治的庇护下为自己的政治偏执开脱，因为“局里会原谅的。那四个高层主管都懂得秘密行动的危险性。他们会为他的合作而高兴。这个计划体现了责任心和道德感，这是他们满怀愧疚的内心希望的写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偏执的作用下，本应作为限制政府权力的责任心与道德感反而成为了政治机构权力膨胀的依据，成为其破坏民主法治的帮凶。另一方面，从CIA和FBI等各种秘密势力对奥斯瓦尔德生活的介入中，又可以窥见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的个人在政治偏执中艰难生存的事实。埃弗雷特等人凭借其无所不在的秘密人员和政治影响力扼杀了奥斯瓦尔德挣脱阴谋控制、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他们将奥斯瓦尔德纳入一个特工机构进行监视，又运用政治手段让奥斯瓦尔德逃入古巴的梦想破灭，逼着他一步步走向了为他设计的刺杀之路。与此同时，FBI始终监视、骚扰着奥斯瓦尔德及其家人，既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又希望通过他打探苏联情报。秘密警察“像瘟疫一样缠着你，一旦你被记录在案，他们将再不放手。他们像癌症一样死缠着你，直到永远”。躲无可躲的奥斯瓦尔德给FBI送了张字条，警告说“他已经厌烦了FBI对他妻子的骚扰，如果他们再不住手他就要采取行动了”。

作者细致地刻画了奥斯瓦尔德在事件期间的家庭生活。从被官方历史抹去的叙述中，看到的是一个在政治信仰与现实生活中挣扎，经历着普通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的年轻人。奥斯瓦尔德最终在偏执狂似的美国秘密机构逼迫下草木皆兵，觉得“苏联和美国的秘密照相机都在拍摄他自己，它们被藏在街对面的楼里，在停靠在路边的车里或者天上的卫星里”。

绝望的奥斯瓦尔德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片空白中。他希望有一个纳入他的体系，一个能解释他属于何处的标签，他在这个体系中是一个零”。最终满心怨恨的他只期望“另一次与权威的较量”。至此，被阻绝了逃路的奥斯瓦尔德将所有的怒气直接指向了体系中的权威。而人们已经可预见到奥斯瓦尔德的悲剧，一个被偏执症控制的阴谋下的个人悲剧。

当鉴定书似的《沃伦报告》宣判了奥斯瓦尔德是一个被窘迫童年、心理问题和偏激的政治信仰所扭曲的杀人凶手时，德里罗以虚构的想象重构了肯尼迪刺杀事件背后的故事，给了读者重新认识奥斯瓦尔德的可能。可以说，作者重构了奥斯瓦尔德的身份，将奥斯瓦尔德从《沃伦报告》中的“官方历史”中拯救了出来。但不仅如此，作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冷战期间一个真实的社会图景——在偏执症中挣扎的个人与集体的悲剧。

《天秤星座》讲述了一个比“历史”更真实的故事。一方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调出的“历史知识”无可避免地与《天秤星座》小说中所呈现的历史产生了矛盾，迫使读者不断地去思考、质疑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作者展现出的在冷战偏执下变异的美国社会是对肯尼迪刺杀迷案的深刻剖析，探讨了这一历史悲剧所隐藏的社会文化症状，远比建立在众多模糊而矛盾的证据上的“凶手定论”更引人深思。

《天秤星座》所展现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病态社会理应批判。作者通过结合史料与想象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对某个凶手的宣判与定罪，而是一个在冷战偏执症中挣扎的真实的美国社会。该小说不再将罪责简单地推给奥斯瓦尔德个人，而是将肯尼迪遇刺事件作为美国集体的创伤袒露并剖析，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批判与思考，并为治疗偏执症、避免悲剧重演做出努力。

作为一位严肃的小说家与社会批评家，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对1963年震惊美国历史的肯尼迪刺杀事件进行了书写。也正是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此前八部小说中的种种趋势都是在为这次刺杀做铺垫，不断涌向这个黑暗的中心”。

在《天秤星座》小说中，德里罗既借用了真实的历史细节和人物，也发挥想象虚构了故事情节。该小说由两个叙述层面构成，主要展现三个故事线索：

1、凶手奥斯瓦尔德的自传式生活经历；

2、包括美国政府右翼势力、古巴流亡者和黑帮势力在内的企图谋害肯尼迪总统的阴谋；

3、处于另一叙述层面的故事，讲述了CIA退休官员布兰奇（Branch）重新调查刺杀事件、撰写秘史却最终失败的故事。

编元史小说

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被认为是当代文学中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天秤星座》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事件为背景，并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次历史记录材料的质疑。《天秤星座》被称为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它把现实的虚构与虚构的虚假展现在读者面前，进行自我揭示。《天秤星座》小说承认自己进行了建构、梳理和种种选择，但这些都是执着的历史行为。在采取这类行动的同时，将过去认为是真实的历史知识的理由置于可疑的位置。《天秤星座》这类后现代也被称为“编元史小说”。

编元史小说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其本质特征就是利用历史素材，通过重访历史的创作形式来质疑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并对历史叙事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新考量以及再创作。《天秤星座》就是以主人公奥斯瓦尔德的生活经历为历史素材，联合历史材料和想象来叙述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遇刺身亡事件的原因。该小说并没有把奥斯瓦尔德描写成杀害肯尼迪的凶手，而是构思了两个对现状不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们实际上才是元凶。作者借助历史素材及当时社会语境，重访历史的同时并质疑了这一事件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及真实性。

《天秤星座》中奥斯瓦尔德是一个有着自己追求及理想的人物，他的追求就是融入主流社会，使自己的生活不再平淡无奇，他想要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他不甘于默默无闻地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希望摆脱边缘人的身份，并扮演一个“社会人”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追求，他也因此作出了许多努力。他少年时期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受其影响，幻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著作使他自己感到成了某个团体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书，他感到自己是某个博大深远的事物的一部分。”

《天秤星座》还表明了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美国社会各种处于矛盾之中的意识形态如何实际存在着。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不表明真实的生存关系，而是为社会成员制造“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美国社会宣称的人人都可追求的“美国梦”的思想，其实不过是甜蜜的意识形态策略的例子。作为自主、特殊的个体和文化决定的主体地位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两种主体同时存在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中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美国的意识形态却利用神秘的力量来试图掩盖它的矛盾。

其次，编元史小说有两种处理历史细节的方式：一是对历史记录的真实和谬误的游戏式处理；二是很少完全吸收历史资料，读者往往能够清楚地看到收集资料的过程以及将这些资料组织到叙事中去的努力。

作者通过虚构中央情报局一名退休的高级分析员尼古拉斯·布兰奇，表现出他自我指涉性地质疑对历史的认识—历史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言而喻的事件，而是人类语言建构的结果。布兰奇是一位迷失在后现代迷宫式写作中“历史真实”的追求者，但他却未能在大量的历史档案及资料中发现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他的挫败感来源之一就是他意识到历史真实以某种方式被历史信息无止境地取代，而且这是“没有尽头”的。从布兰奇撰写秘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个剧中人物与作者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在小屋子执行着历史写作的任务；他们都试图从浩大的历史资料中建构一种历史叙事。

双重叙事

《天秤星座》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奥斯瓦尔德的成长经历透视美国冷战神话和立国基础，以历史事件的重构暴露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宣扬的新世界在本质上与现实状况的极大反差，以一种剥茧抽丝的后现代笔法消解美国例外这样一种宏大的叙事话语。

《天秤星座》首先从整体结构中凸显了它的双重叙事结构。作者德里罗为了建构和重构奥斯瓦尔德这个人物，在整篇小说中他组建了两条平行的故事情节：一是（每章的题目以地理名字来命名）德里罗精心刻画的貌似真实的奥斯瓦尔德的传记，描绘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统一体奥斯瓦尔德：他既投入于左翼却又奉献于右翼；他既投身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却逃叛到苏联等等。德里罗运用它巧妙地写作技巧把这些看似明显的矛盾平衡成一种令人信服的心理叙事。与之平行的另一种叙事也即平行的故事情节之二：德里罗建构了一种虚构的阴谋叙事（每章的题目以1963年的日期来命名），这一阴谋是由名叫温·埃弗雷特的一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策划的。

温·埃弗雷特的行为就像一位作家在精心策划着自己作品的情节主线，他要使自己的策划本身就成为一种历史，他的行为必然造成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家的误导，从而不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只能让历史成为一种可能。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天秤星座》采用了多元开放的叙事结构来展示语言与历史事件之间的矛盾。该小说中的一条叙事线索是奥斯瓦尔德这样一个社会底层人物逐渐成为对社会极度不满的激进人士。另一条线索则是中央情报局一名退休的高级分析员尼古拉斯 · 布兰奇调查总统遇刺的过程，他受雇于政府，撰写全过程只有6.9秒的刺杀事件。布兰奇所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资料研究越是深入，他越是无法看清事实真相。这一全过程只有6.9秒的刺杀事件，他却调查了15年的时间，然而他所取得的成绩，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正在脱离自己的皮囊” 。

非线形叙述模式

在《天秤星座》中，作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述结构，采用非线形叙述结构对小说进行书写，将不同时空的场景跳跃性地进行穿插。德里罗将主人公奥斯瓦尔德的经历、其母亲玛格丽特的回忆和调查员布兰奇的叙述碎片式地交织在一起，在赋予文章更多语言魅力的同时，也给读者以更多的想象空间。

在《天秤星座》小说的结尾，德里罗并没有采用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段进行总结性的书写，而是从奥斯瓦尔德母亲玛格丽特的视角，对其心理进行意识流式的描写：“李以前有一本集邮册，他还去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池游泳。‘我’常在尤英街头见他头发湿漉漉的，他曾经带回家一只鸟笼，笼子里还有一个带小花盆的底座。小花盆里种着长春藤，上面是鸟笼，里面有一个鹦鹉，还有鹦鹉吃的一套鸟食。这孩子从前也是给母亲买礼物的。他感到寂寞，所以总爱看书。”

作者并不是想通过这些叙述给文章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结局，而是给予了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通过这一开放式的结局，读者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后现代人的无奈和迷茫，以及后现代社会所具有的荒诞与异化的特征。

叙事视角

在《天秤星座》中还隐藏着两个叙事视角：

其一，就是作者虚构的历史编纂家布兰奇，作为一个受雇编纂秘史的历史学家，他必须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找到一个突破口，从而形成他自己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叙事。当他发现那些历史模式只是人类对随机事件的编排而已，他的信念也就被消灭了，他自己也怀疑“这个谋害总统的阴谋并非天衣无缝，只是出于偶然，它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施成功”。历史编纂者如果真像布兰奇这样，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一样不能编纂出历史。编纂出来的历史一定存在着一种历史叙事。

其二，作者本身也形成了一种叙事视角。不像挫败的历史编纂家布兰奇，作者作为小说家却可以自由编排他自己对历史的了解以及看法。从《天秤星座》小说中，作者既表述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阴谋性又成功地显现出历史的种种可能性，展现给读者的是多种可能性的遐想或是存在，这能让读者对历史有更多的认识，这也正是作者叙事的目的所在。

直接引语

在《天秤星座》中，作者大量采用直接引语的表现手法，不露痕迹亦不加修饰地描述人物的具体活动及语言特色。例如：作者借主人公奥斯瓦尔德之口来表现后现代人的无所适从感和后现代社会的某种荒诞性。

“因为我是美国人？真滑稽。‘我’离开‘我’的祖国是为了抗议那的糟糕情况，而如今在大家的眼里‘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子，‘我’是一个美国人。她说，迟早有一天‘我’会被当做间谍给抓起来的。”

这一段直接引语的使用，在整部小说的叙述中显得相当突出，充分凸显了主人公的无归属感，他既不是苏联公民也不是美国人的另类身份给他所造成的困惑和心理上的伤害变得尤为明显，同时也表明了文章的主旨。同时，这段充满义愤的表述，也较为细腻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困惑，对文章情节的推进起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词语隐喻

“天秤星座”

《天秤星座》以美苏冷战为背景，以天秤座青年奥斯瓦尔德的成长经历为线索，讲述奥斯瓦尔德由一个社会“弃民”转变为政治“刺客”的过程为主要故事情节，回顾20世纪60年代震惊世界的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探讨历史转折时期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阶级冲突、派系斗争和政治倾轧，揭示美国冷战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理想与差距，折射出美国新教伦理社会赖以确立的例外逻辑的虚伪与荒谬。

奥斯瓦尔德的个人命运问题，不仅构成了小说故事情节的主线，还成为具有多重指涉性的政治隐喻，为作者切入美国社会历史文化逻辑提供了一条极富象征意味的路径，连接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各个重要历史事件，显示出作者本人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

错综复杂的人物图谱、神秘莫测的阴谋事件以及纵横交错的情节线索构成了巨大的迷宫，展现出主人公在这片神秘国土上，对新世界理想产生的困惑和迷茫，由此引出关于美国神话立国基础及其意义的思考。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讲，“天秤星座”主要指处于紧张对峙的美苏两极。

二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逐步抛弃孤立主义，实施与苏联全面对抗的遏制战略。

在政治方面，美国以挽救希腊、土耳其政府危机为由推行“杜鲁门主义”，镇压世界各地的进步运动；在经济方面，推行各种援助计划，扶持西欧和日本，从经济上控制西欧和日本的主导权；在军事方面，建立由美国领导和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里，确立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

不过，即使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当时总统杜鲁门也是从捍卫自由的角度来界定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各种援助计划，他用极具意识形态的话语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在国内营造非此即彼的反共气氛，从此冷战开始渐入高潮。

在《天秤星座》中，作者并没有直接阐释冷战的前因后果，也没有过多着墨于美苏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明争暗斗，而是将视角聚焦于对美国历史走向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直接切入发生在约翰·肯尼迪这位代表着美国信仰和未来希望的总统身上的悲剧。

从微观的叙事角度讲，“天秤星座”主要指两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拆解的叙事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奥斯瓦尔德个人的成长经历，记录了他如何从社会的“弃民”最终变成密谋刺杀肯尼迪总统凶手的替罪羊；

第二条线索是奥斯瓦尔德的母亲玛格丽特女士对以《沃伦报告》为代表的官方说辞的控诉，指出儿子作为凶手的种种漏洞和不合逻辑之处；

第三条线索是中央情报局前特工埃弗雷特策划刺杀事件，企图按照刺杀卡斯特罗的方法行刺肯尼迪，将罪责嫁祸于亲卡斯特罗分子和古巴安全局，达到再次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人民政权的目的，揭露肯尼迪在猪湾入侵事件中的虚伪，夺回因遭政府解雇而损失的巨额利益；

第四条线索是中情局前雇员布兰奇受命撰写官方历史，思考如何让奥斯瓦尔德的个人成长史与刺杀总统的阴谋史这两条毫无联系的平行线产生交集，掩盖事实真相。

“天秤星座”，除了具体指十二星座中没有生命特征的第七风象星座、天秤座青年奥斯瓦尔德由“选民”到“弃民”的人生轨迹、美苏超级大国间的相互关系、该小说的情节以及众多人物之间神秘莫测的关系，还指正义与邪恶、自由与极权、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秩序与非秩序之间的微妙差别。

作为该小说的主要隐喻，天秤星座预示着主人公最终走向人生的岔路口，打破表面看似完美的恐怖平衡，标志着美国例外神话注定破灭的时刻。

奥斯瓦尔德所发现的美利坚远非伊甸园式的理想国，到处充满着阴谋诡计、利益纷争和权力角逐。

一方面，天秤星座昭示在两极格局中的正义与邪恶、自由与极权的简单划分以及极度体制化、极权化的政治。另一方面，它还彰显了美国长久以来确立的例外神话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奥斯瓦尔德在大国之间的百般挣扎预言了后来的人生悲剧，而肯尼迪在冷战中将美国神话推向高潮和随后的突然被杀也宣告了美国例外神话的破产。

在奥斯瓦尔德24年短暂的人生经历中，职业政客、幕后财团、黑帮头目、反共分子和古巴流亡者、情报机构雇员、军火交易商、掮客买办、夜总会老板等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幕密谋暗杀、权色交易、颠覆合法政权、粗暴干 涉他国内政的荒诞闹剧，这些芸芸众生及其生活百态与奥斯瓦尔德理想中的新世界大相径庭。无意间，奥斯瓦尔德成了冷战历史的见证者。

《天秤星座》是小说中的奇葩，其开挖之深与表意之切令人叹为观止，其惊心动魄同样令人难以释卷。

——《今日美国》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天秤星座》对美国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批判。

——范小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年出生于纽约市意大利移民聚集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之后，他到福特汉姆大学学习文学、哲学、神学和历史学，为写作积 累了广博的知识，也使他的小说呈现出开阔的视野。1958年，唐·德里罗开始文学写作。

代表作品有：《名字》（1982）、《白噪音》（1985）、《天秤星座》（1988）、《地下世界》（1997）、《大都会》（2003）、《欧米伽点》（2010）、《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