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套子里的人》（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是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

而最可怕的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别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瓦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这样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向瓦连卡求婚了，不过也仅仅是打算罢了：结婚以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尤其让他害怕的是瓦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他们为人师表竟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瓦连卡这样的活泼性情，说不定以后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于是他来到瓦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瓦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检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数人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因为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做斗争，因而逆来顺受地忍受着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别里科夫是众多“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代表，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套中人”别里科夫“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墨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在几乎没有涉及外貌的情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态，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条被套子套住了手脚和思想的可怜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人的形象。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

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契诃夫通过生动的“套中人”形象的塑造，讽刺和鞭挞别里科夫之流以及产生他们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时代。

科瓦连科是一个敢说敢为，富有生气的知识分子，他十分厌恶别里科夫。学校的老师、校长都有些畏惧别里科夫，但他却敢当面驳斥死守旧制度，反对新事物的别里科夫。他骂别里科夫是“蜘蛛”，是“背地里进谗言的人”。他也敢于批评当时俄国的教育：“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不干不净！……你们这地方算不得学府，只能算是教人安分守己的衙门，而且有巡警局里那股腐臭气味。”他表示宁愿到乡下去捉捉龙虾，教教小孩，不愿在这死气沉沉的环境中呆下去。显然他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热爱自由的人。

科瓦连科的姐姐，单身，30岁上下，个子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像个蜜饯水果，活泼开朗，谈笑风生，老是哈哈大笑，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校长太太想撮合她与别里科夫成亲，但由于别里科夫的因循守旧，不可能与瓦连卡结合，所以婚事告吹。她单纯、热情、富有朝气，也是新生力量和新生活的代表者。

布尔金是作为故事的叙述人出现在作品中的，他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对现实不满，渴望自由。他厌恶别里科夫，但他缺乏勇气，不敢同别里科夫作斗争，容易向旧势力妥协，安于忍气吞声地过着套子式的生活。这些体现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契诃夫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虽寄予同情，但也批评了他们的市侩哲学。“……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一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作品中兽医伊凡尼奇的这段谈话，正表现了契诃夫对布尔金这类知识分子的谴责。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只是一只芦苇，是宇宙间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宇宙间任何一件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然而人却成了万物的主宰，这正是因为人有一颗会思想的灵魂，人因为思想而高贵。然而当人的思想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而失去了飞翔的自由时，人还是“人”吗？而小说中的别里科夫与不断地嘲笑、戏弄他的中学同事以及全城居民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他们共同地恐惧、忍让，才以至“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去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去念书写字”，别里科夫其实只是一个面孔模糊的人，契诃夫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物件，比如他的套鞋、雨伞、眼镜、帽子以及房间的摆设，却恰恰没有对别里科夫进行面部描写，这自然决不是大师的忽略，而应当是匠心所在，文中几次只出现了他的“苍白的脸”，这个苍白的脸，苍白的生活，苍白的人格的别里科夫不是一个人，这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形象，正如鲁迅笔下的那个拖着一条瘦瘦的辫子的阿Q绝不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一样，是一个群体。正是这些别里科夫，才使小镇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瓦连卡的出现，使这一沟绝望的死水里顿里荡漾起了波澜，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瓦连卡身上。毫无疑问，这位敢大声唱歌、敢肆无忌惮地笑的女孩子，正是这个小城的真正的局外人，而别里科夫和瓦连卡的所谓爱情，也是别里科夫生命中唯有的一次尝试破除套子的举动，也应该是他生命中的高潮吧。当然，那千方百计地撮合他们两个的那些人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将别里科夫从套子中拯救出来，让他学会做一个人，而是想要做旁观者，在这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爱情里获得一些赏鉴的快感。正如鲁镇的那些无聊的闲人赏鉴祥林嫂的悲哀，并从那里得到满足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阴暗的背景，才使得别里科夫的爱情里没有出现亮色，爱情本来是美丽的，而在别里科夫，他从爱情的身边看到的只有嘲讽的眼神，因此一张小小的漫画，对沉醉在爱情之中的人儿，应该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一个有趣的花絮，一个幽默的插曲，可对于已经被生活挤压的心理畸形的别里科夫，一个小小的纸片便足以令他心神不定，战战兢兢。在小城的那些人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统治者，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夹心阶层的小人物，他只不过是被错误用地推到前台的小丑，这个小丑又因为鼻尖上的一撮白色而让观众看成了主角，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小丑固然张皇失措，而台下的那些观众又何尝不令人感到悲哀呢？这里没有台上和台下，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那个角色，每一个观众都以为自己是清醒的，却全然忘记了，在他们向着小丑狂笑、打着唿哨投掷垃圾的时候，他们的鼻尖上也有着那个可笑的标记。这里，只有那撮白色是最醒目的，在这里，所有的脸孔都是模糊的。而真正的主角却正隐藏在幕后，带着阴险的笑容看着他导演的这一幕戏剧。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期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别里科夫是在瓦连卡的笑声里走回家，并从此走上人生的不归之路的，事实上，瓦连卡的笑没有一点敌意，就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而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一样。而在别里科夫看来，那些人所久久期盼的喜剧的高潮终于出现了，很快地，他的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尴尬场面就将完全地曝露在众人的眼光里，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嘲笑中，这正是别里科夫想要逃避的一切，而他的确已无路可逃。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被异化成甲壳虫的格利高尔在生命的最后依然充满温情的回想着人间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死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他对抛弃自己的亲人仍然有着无尽的眷恋，可是别里科夫的世界的尽头弥漫的全是恐惧和绝望。以前看到的只是别里科夫作为沙皇的一名忠实的走狗，对他身边人的思想进行钳制，却忽略了身边的这些人对别里科夫的敌意和冷嘲热讽也是造成别里科夫的死因，正如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中那些短衣帮对孔乙己的一次一次的嘲笑最终将其推向死亡的悲惨境地一样。契诃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他认识到金钱、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原因，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别里科夫的最终的归宿是坟墓，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永远的“套子”了，在这里他可以逃避那些他在世间厌恶而且恐惧的一切，还可以让那些厌恶他，以为是他主宰了他们的快乐的人群暂时轻松一下，事实上，当他们在一种终于摆脱了禁锢的那种虚幻的欣喜中转身离开坟墓的时候，又一个他们中的别里科夫已经被推到前台，戏剧，又开始了。

小说通过这个“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刻画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别里科夫并不是达官贵人，他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他在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怎能“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苦他辖制呢……”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接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文中还谈道，别里科夫的死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可一个礼拜过后生活又恢复旧貌，因为“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也许还有很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在作者的笔下，别里科夫已不再是作为单个的人，而是“这类人”，是作为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一种典型，是旧制度、旧程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人们害怕他，其实是被那黑暗污浊的政治空气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俄国，亚力山大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在俄罗斯大地上密探密布，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在社会上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别里科夫式的人物。作品通过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密探机构沙皇专制制度。通过别里科夫，作者描绘出一幅当时丑陋的社会生活画卷。

小说《套中人》在结构上，作者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主要故事情节是以作品中人物回忆的方式叙述的。契诃夫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别里科夫的行为及内容，轮廓清晰、秩序井然。小说是从一个月夜两位打猎朋友的聊天开始的，他们本是海阔天空地聊，殊不知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感慨和深思。开始的轻松宁静和别里科夫的故事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种反差，接着又引出了一段皎洁恬静的月色的描绘。这又和别里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种反差：大自然是宁静美好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黑暗污浊。于是在那个月夜里，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两个人浮想联翩，想到生活中的种种套子。作品因而写到伊凡·伊凡内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来，坐到门外，点上了烟斗。也许他想到：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小说的这个结尾也耐人寻味。整篇小说结构自然、巧妙。

契诃夫的创作基本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他善于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多采用幽默这一艺术手法来嘲讽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他创作上的一种风格：幽默讽刺。小说《套中人》，这篇小说自始至终采取了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小说开头对别里科夫的肖像和生活习惯是这样写的：“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连削铅笔的小折刀也是装在套子里”。写别里科夫的丑态，说别里科夫的“那张小脸像黄鼠狼的脸。”还“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等。这些描写近乎夸张，然而契诃夫就是用这种幽默的笔调刻写了这样一个为扼杀一切新事物，不惜使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的小人形象，呼吁人们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装在套子里的人》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品中别里科夫这一形象成为因循守旧、害怕新生事物的典型。该小说节选后收入高中语文人教版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市。1879年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他的主要作品有：《胜利者》（1883）、《变色龙》（1884）、《草原》（1888）、《没意思的故事》（1889）、《库页岛》（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后来，他由开始创作戏剧，如《结婚》（1890）、《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伊凡诺夫》（1887-1889）、《樱桃园》（1903-190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