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女，生于1968年12月8日，大专学历，现就读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先后担任过出纳、文秘、办公室主任等职，现为自由撰稿人。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钟山》《花城》《大家》《山花》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作品多数被选刊及各种年度选本选载，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黑眼睛》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名家推荐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曾获湖北省第五届“屈原”文艺创作奖。

《比天还要高》《死刑》《黑色》《忽然中年》《黑键白键》《穿铠甲的人》《大约在冬季》。

给文学青年穿上铠甲

姚鄂梅的《穿铠甲的人》写的是一个痴迷文学的“文学青年”郁郁不得志的一生。杨青春虽生长在乡村，却因为读过一些书而在心中怀有了梦想。他想通过“业余创作”成为作家，但在现有的文学体制下，这条路其实已经根本不可能，于是成为被左邻右舍嘲笑的“文疯子”。他痴得可笑，迂得可怜，但在这份“痴”“迂”之外，却有着不为世人理解的“情”：对于文学和真理的满腔热情，对于孤苦伶仃的继子“我”的怜爱之情，尤其动人的是对去城里打工自甘堕落的“我”妈的不离不弃，一往深情。这样的情让杨青春的人生境界远远超出村人，或者说，正是由于他心中有梦，他的感情才能超出世俗偏见，接近于纯真、人道和博爱的境界。这份情，这份梦想，这重境界，构成了这个人物的“铠甲”，在这副破烂不堪却又不屈不挠地抵挡着世俗风沙的铠甲之下，一个略有文化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困顿不堪而绝不委琐的形象呼之欲出。

小说以继子“我”的眼光敷衍成文，视角照例带了某种含而不露的隔阂感，造成欲扬先抑的效果。小说甫一开头，“我”先和村民们站在一起，以嘲笑的口吻描写杨青春的痴、迂：爱书成痴，连地上的破纸头也不放过；一直痴恋“我”妈，却送她出嫁两次，直到“我”妈第三次当上寡妇才娶了回家；有点话痨，时不时还说些傻话，比如让“我”和他做朋友……如是种种，在村民和“我”的眼中皆是疯魔情状。但随着情节的深入，“我”被杨青春的情所感动，于是，他“痴”“迂”背后的情感世界被逐层打开。在温情的目光中，杨青春的“铠甲”被一点点剥离击碎的过程就让人备感心酸：念叨了一辈子的要写书，最终也只是在捡破烂糊口的空余，编了本没人看的方言谚语集；一直想要送继子继续上学，最后“我”仍然只在一家餐馆里当上了跑堂的伙计；“我”妈一直看不上他，宁愿留在城里当妓女也不回家……杨青春最后的那一声慨叹“垮了，全都垮了”，容纳了一个人一生持续不断的幻灭，读来令人唏嘘。

杨青春这个人物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的际遇颇像孔乙己的命运在当下的延续。当然从小说艺术上说，姚鄂梅的创作缺乏的恰恰就是鲁迅小说中那种言简意赅的韵味和力度，故事说得虽然情感真切，但比较浅露直白。她的小说都纠结于同一个主题：平凡人的梦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跨，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齑粉的。

长篇《像天一样高》

在《像天一样高》之前，我已经读过姚鄂梅的《死刑》《黑色》《忽然中年》《黑键白键》等一批作品。这是一些有些残酷的文字，写作这样的文字是需要勇气、力量与人生的大阅历的。知人论世，我想，姚鄂梅应该是一个对自己，对人生与生命有过真正思考的人，并且在她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些人和事，因了这些机缘她才可以参悟得如此透彻

当然，对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多年的人来说，还不至于混淆了生活与艺术，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那种情感与思想仅仅靠想象是绝对到不了那个程度的。我曾将《黑色》看成是作者对人生、对一份美好与温情的最后的扑杀。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知识女性，少年的经历和不堪回首的情感生活使她早已心如枯井，波澜不惊。所以，对一出场就显出情场老手样自信的纠缠，她未免觉得可笑，但是令她吃惊的是，死灰也有复燃的时候，只是由于覆盖过深，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温度的感知，对此如何安排对她确实是一桩困难的事，她选择了赌博，指望这一次与她生命中的无数都不一样，是命运的垂青，上帝的恩赐，是她前此所有苦难的回报。因此，她押上了情感的所有资本。所以，当她发现这只不过是人生中大同小异的又一次失败，而且挽救无望时，她明白她将一无所有。当一个人连以后的生命激情都作为筹码预支以后，她的报复也就变得毫无顾忌的疯狂。

我想，有了《黑色》这样的作品，姚鄂梅的创作可能会出现震荡后的平静，出现喧哗后的沉思。果然，不久我就读到了《忽然中年》这样的作品，主人公虽然年轻，却已然呈现出中年心态，生命的意义在作品中被反复检视，一种超然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已若隐若现。

之所以将姚鄂梅的创作作一简单的梳理，是为了表达我在阅读《像天一样高》之前的接受状态，以及我对作品的期待视野。虽然我以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过早地在文字中演绎如此的残酷与冷静，过早地去翻看生命的底牌可能会使她的写作牺牲许多的美丽、温暖和感性的色彩，但说到底，这不见得是件坏事。因此，当我看到《像天一样高》时，我确实很惊讶，有一种梦幻的、不真实的、时光倒流的感觉。这是一部成长小说，游历小说，不管是从主题，抑或是从体式上讲，它好像都不属于如今的姚鄂梅。这使我去思考一个问题，如同社会、自然与个体的生命一样，是不是有些事是省略不得必须要做的？从姚鄂梅的创作历程来看，《像天一样高》实际上是一个仪式，一个成人的仪式，这个仪式虽然姗姗来迟，但对她来说似乎是一定要举行的。

像许多成长小说一样，《像天一样高》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年轻人，小西、康赛、阿原、晏子，是诗歌、高原、反现代的朴素的生活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随着生活的次第展开，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在这群年轻人当中，阿原似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走进诗性世界，或者说，他是一个企图在精神与物质层面都得到圆满的人，在残酷的肮脏的生意场之外，他希望有一个灵魂的驿站，有花的点缀与诗的装饰。当然不能说阿原的人性完全泯灭，但当这两者出现不可调和的分裂时，他是宁愿牺牲精神的。在作品中，阿原有着极强的社会适应性与生存能力，是第一个“清醒者”。

在作品中，康赛是一个灵魂一样的人物，阿原、小西、晏子，这些人的聚散离合都因他而起。在作品的绝大部分故事时间中，康赛是对诗、对理想表现得最为决绝的一个，他最大的苦恼就是人的肉身，人的世俗的烦恼。他甚至认为，人在这个世界，只要能保存诗之思就可以了，衣不必蔽体，食也不必果腹，相应地，他鄙视一切谋生的手段。在作品的大部分时间中，这是一个长不大的、童稚的、透明的、神经质的、沉湎于自我的诗歌世界的男孩子，所以，可能有些读者对康赛的转变不太能接受，这个连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看轻的人却经不住母亲的一次哀求，就回到了家乡，并且出人意料地接受世俗的安排做了一名整天与公文交道打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小小公务员。他未能经受住传统伦理的压力？反正，康赛变了，这是小说最大的悲凉，这是一次真正的诗人之死。

当康赛作为诗人死了之后，读者的目光才回到叙事人兼人物的小西身上，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之中我们发现，真正在不经意当中成了理想与诗的守护者的竟是小西！她可以不在乎母亲的絮叨，她同情伙伴们的遭际，原谅并接受伙伴们的一切选择。我们读过太多的成长小说，至少在新时期的大量成长小说中，人物的所谓成长实际上是理想的放弃，是精神的消褪，是世俗与物质的胜利，是务实、理性、妥协与和解。阿原、康赛、晏子就是这些成长小说中成长者的不同类型，我曾称它们是反成长小说。姚鄂梅也写了他们，但她保存了小西，这个外表现代，骨子里却具有浓得化不开的古典精神。这个一开始天真无邪、充满好奇、漫不经心却常有惊人之举的女孩子，因为不能忍受大学的枯燥学习生活，她便听从康赛的召唤到了大西北。她没有写过一首诗，但却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懂得将诗意付于生活和实践的人，她的理想和执著的行动就是在高原拥有一个瓦尔登湖式的地方和梭罗式的生活。但是一切是那么的不顺利，她经受了太多的挫折，身心遭受了太多的打击。她终于知道了生活的严酷，知道了什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她没有重复同伴的路，送走了伙伴，她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选择，她知道如何在现实的挤压与砍削中腾挪以避免精神的伤害，她更在现实的磨砺中渐渐拥有了一个阔大、坚强而柔软的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因为这样的成长并且终成正果，多少年过去了，虽然芳华不再，但这个世界仍能随处遇到诗的馨香。

小说有一个副标题“谨以此篇献给80年代”，80年代是多少人的花样年华，姚鄂梅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难道8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给这个当时十几岁的青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且，这个记忆竟如宿命一样缠绕着她，在望见中年之时仍不得不中止话语的行程完成一个祭奠仪式？80年代是青年的时代，青春的时代，解放的时代，是情感的放纵、思想的激情与艺术飞扬的时代，也许，这样的年代真的不会过去？她只不过是埋藏在人们的心底，终将成为几代人梦回神牵的所在？如果这样，就不难理解姚鄂梅的创作，也不难理解她何以在今天出人意料地写出了这样的作品。

卸下铠甲

还没来得及从杨青春的搏击中苏醒过来时，却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杨青春。虽然我的铠甲不足以护卫我的精神不受伤害，我的生活、我的身体，也远比杨青春的要好，但我仍然时刻感受到物质社会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曾一度使我抬不起头来。再环顾四周，这样的杨青春还不只我一人。

鲁迅用孔乙己讨伐了科举制度并鞭挞了国民劣根性，那么姚鄂梅笔中的杨青春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穿铠甲的人》中描述的是杨青春这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在现实中的尴尬和悲凉的境遇。如果我们将杨青春仅仅看作一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铠甲仅仅是他痴情的文学的话，这也许不是作者的本意。当我们单凭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而不是物质的、功利的动机，执著地去专某一行或做某件事，而不被旁人所接受时，是否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杨青春呢？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原因使得杨青春们需要铠甲保护自己的心灵——也仅仅能保护自己的心灵呢？因为他们在进行一场以功利社会为假想敌人的战争，这就注定了战争的性质只能是防御性的。其实他们本质上是不喜欢战争的，用杨青春的自己话说就是“打架是不光彩的，但是你为了……，这就另当别论了”。他们需要的是像狗一样通灵气的“虎子”们，包容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让我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宽松的、和谐的社会，让不喜欢战争的杨青春们卸下铠甲，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

姚鄂梅：在写作中觉悟

我一直这样认为，我的个性让我变成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而写作又把我变成一个渐渐觉悟的人。这种收获甚至太过作品带给我的愉悦。

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觉悟，这是人从出生到死亡要跨越的三个阶段，我不知道一个不写作的人在用什么方法觉悟，就我自一己而言，我在我的作品中渐渐觉悟，当我写到一个男人，写到一个孩子，写到一个在我出生前就已死去的人，写到某种超出我经验的生活，我感到我和我的人物一起，在虚构出来的经历中浮沉，在想象当中收获现实给予不了的体会，一句话。我以我的写作为杖，执著于向人性深处的东西靠拢。

我至今还十分喜欢许多年前读过的《金蔷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不知不觉地收集起来，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者长诗。”我觉得锻制金蔷薇的过程，正是一个写作者修行的过程，用心收集，仔细甄别，大胆取舍，千锤百炼，最后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朵金蔷薇。虽说是修行，却又不是苦行僧似的刻意修炼，作家在属于他的生活中生活着，痛苦着，思索着，快乐着，参与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天都在他的记忆里留下痕迹，或者什么痕迹也留不下。然而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当作家有需要时，某一个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事件，或者某一件琐事，会突然生动地浮现在脑际，这种情形，有时是作家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

永远存在这样一种比例，写作者的内心厚度达十分，作品的高度才二三分。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比例，但它确实存在着，而且很难逾越。

幸好作家不必在一部作品里全方位展示他内心的丰厚和广袤，这正是作家们为什么会接二连三不停地推出新作的原因，他必须依靠不同的作品，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视角，来表达他内心纵横交错的复杂体会。

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很多我所喜欢的作家都曾经是我的引导者，有一种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当我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巨大的激动与喜悦让我一次又一次中断阅读，我不得不将它放在一边，心潮澎湃地拿起笔，动手写起自己的作品来。那时候，写作对象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原生态森林，我不假思索，大刀阔斧，乱砍滥伐。我有过一些好的收获，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现在，我所面对的还是这片被砍伐过的森林，我的写作对象还是我曾经打量过的，曾经咀嚼过的，我相信不独是我，人人都是这样，生活大同小异，此地跟彼地大同小异，今天跟明天大同小异，但人的内心不一样了。修行过的眼光不一样了，昨天看大街心生烦乱，今天看大街犹如清明上河图，昨天看孩子纯粹如天使，今天看孩子天使后面站着魔鬼……后天会如何呢?大后天又会如何呢?不知道，犹如不知道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但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这是一个勇敢的修行者的呓语，也是一盏虚弱的灯光，闪闪烁烁地出现在又深又长的隧道里。

有点像《金蔷薇》里老沙梅脑子里的信念。每天每天把首饰作坊里的垃圾带回家，放进筛机里簸来簸去，试图滤出一点微乎其微的金沙，收集起来，锻成金锭，刻成那朵能带给苏珊娜幸福的金蔷薇。他并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找到苏珊娜，但他相信，那朵金蔷薇一定能带给她幸福，而她幸福了。他也就幸福了。

两条轨道

2005-10-17 0:10:47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　按照原型论的观点，小说里的故事最终可以简约为十来个原型或模型，但我们在读小说时却不似理论家所断言的那么单调那么如出一辙，我想天底下的故事如果真的只有十来个原型，而我们读小说从来也不会感到腻味，这应该得益于小说家讲述故事的能力，同样的故事原型在小说家的笔下千变万化。所以衡量一个小说的好坏，不仅要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还要看它以什么方式讲故事的。我注意到，当前小说的叙述正沿着美学和历史两条轨道向着精神层面滑行。

在美学的这条轨道上，也许可以谈谈姚鄂梅的小说。倒不是说她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如何出类拔萃，恰恰相反，这正是她应该刻意追求的方向。她处在创作旺盛期，今年我就读到她的一个长篇、四五个中短篇，有时候我觉得她总是在讲故事阶段停滞不前，缺少那么一点神灵的点化；但她在小说中不时表达的一个关于美学至上的主题吸引了我。比方说她的长篇小说《比天还要高》（载《当代》第4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当代物欲社会中的乌托邦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位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诗歌带给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甚至为了逃避世俗的烦恼，跑到新疆边地，在一个叫陶乐的荒野建造起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她描述三位年轻人如何怀揣着诗歌而有滋有味地餐风露宿，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困，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又是多么富有。当然可想而知，年轻人设想的世外桃源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陶乐最终成为了一片荒地，康赛则被找上门来的母亲押回了老家，成了一名循规蹈矩的职员。姚鄂梅以相似的故事原型编出了另外一个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载《钟山》第4期），但这篇小说没有了《比天还要高》中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完全回到现实世界，揭示了文学在现实中的尴尬和悲凉的境遇。但杨青春这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文学就像是一身铠甲，护卫杨青春的精神不受伤害，但这身无形的铠甲却无法护卫他的身体，无法阻止他的生活日益困顿、身体日益衰弱。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文学爱好者在现实中碰壁的故事，但作者始终是以一种对文学抱有神圣感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就像小说标题所表示的那样，作者姚鄂梅的心气确实比天还要高，尽管按故事逻辑的发展，她不得不安排作品的主人公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但文学在她内心里有着神圣般的地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把她看作是行进在美学至上的轨道的。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在世俗力量无比强大的今天绝对是很需要的，因为文学的软弱无力也与我们自己作践文学有关，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几乎就成了一种泄欲的工具，毫无美学可言，更不要说美学至上了。姚鄂梅在小说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没有贫瘠的年代，只有贫瘠的诗人。”因此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学辉煌，也是对文学堕落的批判。

在历史的这条轨道上，我愿意以韩少功近期的中篇小说《报告政府》（载《当代》第4期）为例。这篇小说实际上就解答了历史轨道的含义。所谓历史轨道，是指小说家对客观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描绘遵循着历史的理性逻辑，一般来说，这类小说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过去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得越真实就越是现实主义，所以导致小说的写实性越来越形而下，越来越低俗无聊，越来越缺乏精神的烛照。这类小说其实算不上合格的现实主义，合格的现实主义应该体现着理性精神和理想精神两大原则，也只有体现了这两大原则，小说才能沿着历史轨道向着精神层面滑行。《报告政府》把我们带到了监狱里面，主人公因为卷入一桩诈骗案中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带出了一连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狱警以及狱警与狱警之间的故事。监狱里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欲望等聚集的场所，借此能痛快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恶。韩少功在小说中不仅是揭露和展示，从他对情节和人物的精神组织安排中可以体会到他的理性分析和对社会理想的呼唤。向本贵的《赌局》（载《中国作家》第9期）也是一篇充满严肃理性思考的写实性作品。小说写的是芭茅乡的领导们想方设法通过抓赌博弄一笔去打点县委张书记的钱，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闻所未闻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间赌博、禁赌成为乡镇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层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漫画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诞、嘲弄的细节时也处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哪怕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会以亵渎的心情一笑带过。我们会认同作者在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的沉重。这种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作者洞见到现实社会是由一环套一环的赌局构成，也许可怕的不是乡村明着“带彩”的赌局，而是藏在背后的隐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赌局。这样的小说是在历史轨道上滑行，因为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真实的生活，而是要把历史现实放在理性的尺度下丈量。

作家不管从哪条轨道出发讲述故事，都应该把读者导引到精神层面，只有这样，小说才真正成为了文学。

“十年坐冷凳”的修炼

姚鄂梅，湖北宜昌人，生于1968年。先后担任过出纳、文秘、办公室主任等职，现居南京，为自由撰稿人。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作品多数被选刊及各种年度选本选载。中篇小说《马吉》获湖北省第五届“屈原文艺创作奖”，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黑眼睛》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名家推荐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现就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

“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个耽于内心生活的平常人，若无其事地隐没在人群中，悄悄进行自我修炼。”视创作如修行，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神圣与虔诚，而姚鄂梅经历的却是“十年坐冷凳”的修炼。她说，“漫长无边的修行，得之不易的小小领悟，这就是一个写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因此，有评论称，她“写作这样的文字是需要勇气、力量与人生的大阅历的”。

“我的魂魄掉在了路上”

姚鄂梅的文学之旅从她的“蹉跎岁月”开始。从1986年中专毕业到2003年之间很长时间里，她悄无声息地生活在湖北宜昌的一个小县城。在那个狭小的、“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世界里，她的生活是很多人羡慕的：做过出纳、文秘等办公室职员之后，又以出色的能力成为当地中国银行办公室主任。然而，对她来说，这样的世界与这种生活是干涸的，修行者需要的是心灵的甘泉。她说：“虽然生活安定、收入不低，可总觉得心灵荒芜，想得到滋润。”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姚鄂梅有一种近乎狂热的“逃跑”情结，常常一个人想方设法、不计后果地到处游历。她说，那些年“我的魂魄掉在了路上”。家乡有座公路桥，这是她以及小城里的人们走向外界的必经之途。对她来说，这座桥似乎是神奇的，就像此岸与彼岸的中介，它通往遥远和未知的远方，通往神秘和神奇的世界。一踏上这座桥，她就感受到一种来自远方的召唤。至今，她还能清晰地听到留在桥上的那些怦怦的心跳。

然而，生活永远不是随心所欲的。最后的一次游历，她来到新疆，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她很偶然地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而哥哥的电报也接踵而至：单位欲除名，回否请权衡。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快乐，原来是建立在家人的巨大容忍和牵挂上的，应该“改邪归正”了。于是，她结束了漫游，乖乖地回家，回到现实。

那些年，她虽不着一字，但却完成了对文学的心灵回归。“我在嘈杂和喧嚣中行走，内心却在黑暗和孤独中日益靠近文学这颗种子，这就是那些游历带给我的收获。”这种游历，也是她文学心灵的成长历程，被融入后来的《脱逃》《马吉》《像天一样高》等小说中，那些主人公们通过远游，在现实的挤压与砍削中腾挪，终渐渐有了阔大、坚强而柔软的心灵，这亦如姚鄂梅。

写作是一种马拉松

在小城生活的日子里，让姚鄂梅犹如秋天枯叶一般的心灵有了湿润经脉的，不仅是远游，还有当地那个小小的邮局，为她的心灵世界提供汩汩源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姚鄂梅在当地邮局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那里有《作家》《收获》《星星诗刊》《绿风》等文学期刊，这太让她惊喜，“我那时只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她沉醉在邮局的书香世界里。当然，那时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她将来会学着写点东西，而这小小邮局，对她的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很多我所喜欢的作家都曾经是我的引导者，有一种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当我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巨大的激动与喜悦让我一次又一次中断阅读，我不得不将它放在一边，心潮澎湃地拿起笔，动手写起自己的作品来。”

1996年，姚鄂梅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脱逃》。2003年开始，她进入创作的繁盛期。至今，她已发表长篇小说2部，中短篇小说20余篇，共一百余万字。也就是在这一年，她结了婚，随丈夫来到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生活并非意味修行圆满。在姚鄂梅看来，写作是一种马拉松运动。她对文学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学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甚至在所谓精神食粮中，文学也不是第一需要。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不过是青春期留下的后遗症。而“其实，文学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这些人偏安一隅，忘情其中，无意哗众取宠，却偶出惊世之作”。青春期过了，文学才开始了漫长的马拉松。

一边生活，一边写作

在姚鄂梅的笔下，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主题：平凡人的梦想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的。她说，这跟她的生活观相同。在她看来，活着是不容易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征服和体悟的过程，“无论男女，都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苦包围着，不是梦想被击垮，就是困顿不堪。”“而一个写作者与一个普通人，他们的区别就是，写作者总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容易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伤害。”

她说，小说虽然源自生活，而它却像飞翔的鸟一样，总是想飞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虚构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才能”。通过虚构的生活表达自己独特的思考与发现，既要有浓郁而独特的日常细节，又要像藏于肉中的骨头一样，有坚固而柔韧的力量，“这正是小说艺术的困难所在吧”。

但对写作，姚鄂梅有着修行者般的虔诚与谨慎。她十分喜欢许多年前读过的《金蔷薇》，她说：“我觉得锻制金蔷薇的过程，正是一个写作者修行的过程，用心收集，仔细甄别，大胆取舍，千锤百炼，最后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朵金蔷薇。”这种过程是痛苦的，姚鄂梅意识到：“永远存在这样一种比例，写作者的内心厚度达十分，作品的高度才二三分。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比例，但它确实存在着，而且很难逾越。”然而，这也是苦苦默修的动力，“幸好作家不必在一部作品里全方位展示他内心的丰厚和广袤，这正是作家们为什么会接二连三不停地推出新作的原因”。

所以，她说，自己不会停留在某部作品上，写作永远是不断前行的。“目前和以后，唯一的打算，还是一边生活，一边写作。”

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12月13日在上海发布，姚鄂梅《外婆要来了》摘得中篇小说榜第十。

2019年12月29日，《旧姑娘》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