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决定论是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中的一种重要观点。媒介决定论认为作为技术的媒介形态决定了文化的形态，因此也被称为技术决定论。不同于以
结构功能主义为方法论的传播学经验学派（代表人物：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克拉帕、施拉姆），经验学派的观点实际上是媒介技术工具论，作为媒介形态的技术只是一种中立性的工具，媒介本身没有意义，如何使用媒介才是真正重要的。而媒介决定论认为当媒介技术处于社会的主流形态时，它就不再是一种中立的工具，而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决定人类如何行动，甚至决定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需要传播进行维系，而这种传播必定在某种传播媒介中进行，因此成为社会主流的媒介技术将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地影响社会中的个体，从而决定个体如何理解世界并产生行为。
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年-1952年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年-1980年
英尼斯早期研究经济史，晚期研究经济与传播关系，在事实上开创了媒介生态学，他从宏观的视角研究媒介形态对文明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影响。他提出了媒介偏向理论，由于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传播的特征，从而评估传播在文化背景中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将传播媒介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时间偏向的媒介如雕像，石刻文字，泥刻文字，青铜铭文，这些媒介耐久并且易于从环境中获得，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但是它们不易于运输，生产和使用，这就使得它们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所以时间偏向的媒介往往带来的是稳定、传统、等级等理念。比如罗马帝国
十二铜表法，显示帝国统治的权威。空间偏向的媒介如莎草纸和纸张，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传播较远的距离，但是它们传播的信息难以长期保存，因此这种媒介更适合非集权化的发展方向，代表的是世俗，平等，扩张等理念。比如中国近代各种现代报刊的创立与发展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一个社会的发展形态和社会心理由当时社会的主要媒介的偏向决定。比如喇叭与广播属于空间偏向的媒介，因此希特勒可以借助喇叭与广播，以口语的形式诉求于人数较少的群体和民族，同时口语可以成功的消除知识水平带来的信息接收门槛，从而更好地传播，利用民族主义。
麦克卢汉，继承了英尼斯的媒介决定论观点，并将其继续发展壮大。不同的是他的关注点从社会转移到了个人。他认为他在《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并不仅仅是电视，广播，报刊等形式，凡是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东西，都可称作媒介。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但是人对于这种由媒介带来的延伸却总是陷入创造性麻木（the nemesis of creativity）——因为人无时不刻受媒介形态的影响，以至于无法体验到没有这些媒介的影响的时候，也就难以感知到这种媒介的影响。并且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尺度，确确实实地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当社会主要的媒介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的尺度的引入会引起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正如机器的产生，科学化管理，流水线生产改变了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机器生产了什么东西反而并不重要。飞机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联系了不同文化的人与社会，人们能够朝发夕至，极大地促进了跨文化的交往，人们的思考方式在不知不觉中突破原先较为封闭的状态，变得更加开放包容，把远方的事不知不觉当作了自己的事，行为方式也变得更加规则化。当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无时不刻受媒介形态影响，并被其决定的时候，媒介技术就不是一种中立的工具，而是在其之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
波兹曼以个体为出发点，研究媒介隐喻对社会结构的带来的影响。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形式决定了媒介的内容，也决定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印第安人的烟雾决定了内容不能传达哲学理论，电视的形式给社会带来了娱乐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形态，这就决定了严肃的公共讨论与政治哲学无法在电视中传播。延续着麦克卢汉的泛媒介化，波兹曼也认为媒介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中介，他在代表作《娱乐至死》中提到钟表作为人与外界时间感知的中介，钟表的诞生将传统观念中粗略的时间精确划分为每分每秒，这种媒介就决定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必定是精确到分秒的，从此人类成为了被拘役于时间的人。波兹曼还完善了媒介的决定作用，他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发展为“媒介即隐喻”，强调了媒介在对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的时候具有隐蔽性，普遍性与建构性。隐蔽性体现于人总是会限于创造性麻木，对自己身处媒介影响而不自知。普遍性体现于泛化后的媒介普遍性地中介了人类与外界的感知与理解，因此人对外界的理解都难以还原到外界的本来面目，而由媒介决定了人类对世界所有的理解。建构性体现于人类在普遍使用某种媒介的时候，通过媒介中介后对世界的感知会产生一种新的，超越自身意义的，不同于文化内容本来面目的理解方式，比如眼镜的出现实际告诉了人类不必把身体的缺陷当作最终的命运，人可以通过外部的改造优化自己。
梅罗维茨作为波兹曼的学生，他在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理论基础上引入了戈夫曼的场景主义，将媒介对人的行为的决定作用引入到具体的日常社会交流的结构之中进行动态分析。并且他改变了场景主义理论只将物理场所当场景，而将场景拓展为信息系统，当媒介变化的时候，信息系统也会随之而改变。从而梅罗维茨完成了媒介到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信息系统）到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嫁接，补充和完善了前人的研究。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认为社会的主要媒介的偏向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形态和社会心理。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尺度，潜移默化的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纽约学派的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形式决定了媒介的内容，也决定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梅罗维茨认为媒介决定了信息系统，而信息系统又会具体影响人的行为。他们的观点给了人们一个新的视角去研究媒介效果，将媒介本身的形态作为研究的因变量，跳出了传统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只关注媒介内容而忽视了媒介形态本身。媒介身处社会顶层，无时不刻影响着人的认知与行为，其作用并非只是
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一个中立的工具角色。但是媒介决定论始终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媒介自身从何而来？在技术决定论中，学者的研究将媒介从社会中抽离出来，认为媒介形态决定了社会形态，这就导致了媒介成为了一个自因，它不在社会的推动中发展，而是自己促进自己发展，自己与自己产生因果关系。技术决定论的问题就在于只讨论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而忽略了媒介是在社会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技术决定论中，人成为了自己创造的媒介技术的工具与载体，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符合人自己创造历史的现实。从一个抽象的，自因的逻辑原点出发，缺少对理论起点的讨论，使得技术决定论没有成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它的价值更多是体现在提供一种新视角看待媒介，这也是技术决定论一直不被学界主流所认可的重要原因。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媒介的不断发展，学界也开始逐渐反思媒介决定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