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1884年6月5日－1955年11月23日），现代医家。原名繁棣，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其祖父为当地名医，孔氏深受其影响；幼年时攻读经书，并随父宦游各地；后以母病，遂立志学医。16岁时，移居河北易州行医，于当地与名医狄虎堂等人交善。后又于25岁时在北京外城官医院任职，与当时名医张菊人、陈伯雅等共事，砌磋学问。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名不龟手庐主人，曲阜城内棋盘街人，孔子74代孙。著名医学家。

孔伯华的祖父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擅长医术。孔伯华6岁时在私塾就读，受家庭熏陶，便对中医发生兴趣。14岁开始专攻医学，因母病医药无效，决心专攻医学，志以医术济人。16岁时，移居河北易州，从学于名医蔡秋堂、梁纯仁，研讨《黄帝内经》等医书。1908年在易州行医，与当地名医狄虎堂等人交善。

1910年，26岁的孔伯华应清廷太医院之聘来京，在外城官医院任医官职务。外城官医院和内城官医院是尚书善耆奏请清朝廷批准，于1906年9月建立。筹建这两所医院是为推行新政，讲究卫生。两所医院均设有中医、西医两部。除诊治病人外，还负责卫生防疫。外城官医院的旧址现为北京宣武中医医院。1917至1918年，孔伯华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曹巽轩等原清廷御医一道，两次在晋绥及廊坊一带参加防治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工作。医家们全力以赴，沿户访问，救治了众多病人。防疫工作结束后，由孔伯华主持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10卷，刊行于世。

后来，孔伯华辞去医官公职，在京悬壶应诊，因医术高明而誉满京城，与萧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并称为北京四大名医。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为抵制日货，孔伯华创制了一种“避瘟宝丹”，其效力高于日本“避瘟散”，深受欢迎。

1929年，汪精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当时最反对中医的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了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发表“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言论。该项提案被通过，当局随即作出决议“取缔中医”。这立即激起了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于3月1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当时为华北中医代表，被推选为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激昂慷慨，要求政府取消这项决议。由于中医中药有其深厚而又广博的根源，在数千年中确有保障人民健康、昌盛民族繁衍的伟大贡献，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全力支持，因而获得社会上公正舆论的极大支持。当局鉴于此种形势，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从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祖国医学。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孔伯华深深感到，当务之急，必须培养中医人才，壮大中医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真能把病治好，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为董事长，孔伯华为院长。遴聘当时第一流国手，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师。如瞿文楼担任儿科教师，姚季英担任诊断和妇科教师，周吉人担任内经和难经教师（后由张斡卿担任难经教师），李卓如担任伤寒教师，宗馨吾担任金匮教师，孟庆三担任药物教师，张菊人担任内科和温病教师（后由王子衡担任温病教师）等。当时因办学经费拮据，孔伯华常从门诊收入中挪补开支，真正体现了医者仁术的大家风范。对待学生，孔伯华则不辞辛苦，亲自与萧龙友带领学生轮流实习，有时还要管理学生的吃住。孔伯华发扬民主精神，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孔伯华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该院先后共培养学生七百余人。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为抵制日伪当局的强行接管，毅然将学院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伯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1952年，上书毛泽东主席，阐述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必先从教育人才开始等见解。是年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有理论但不尚空谈的实干家”，并于1954年接见了他。后来，周总理多次接见过孔伯华先生。

孔伯华主张熟悟经旨，不泥于古。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避“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

孔伯华1955年11月23日病逝于北京。周恩来总理担任其治丧委员会主任，彭真担任主祭。

孔伯华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担任了了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中央卫生部更予以人力财力的大力相助，中医司的领导郭子化、吕炳奎等同志，一连数日，亲临先生住所，主持襄理丧葬事宜。

孔伯华生前好友、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深为哀恸，并挥泪亲题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1985年，为缅怀孔伯华对中医学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全国政协、市政府、卫生部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孔伯华诞辰100周年活动。

学术上，孔伯华主张病必求其本，临证注重湿与热，以善治温病著名。

孔伯华认为中医在临床上不仅是单纯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应该照顾到病人的整体，特别强调“元气”。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寒、热、虚、实。“两纲六要”，不能平列。在治学方面，首先应熟读《内经》，参悟经旨，不泥于古，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诊断方面，脉贵于神，意在匀和。在病机方面，在正气受伤的原因中，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与肝的关系，尤其重视肝脾关系，主张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临证注意脾湿和肝热。在外感温热病方面，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久郁之热和潜伏之气）是感受温热病的主因。

孔伯华先生用药的特点，可以总结为“虎啸龙腾”。他遣方用药必先辨证精详，对证用药，并无门派的偏倾。他认为不论是祛邪还是扶正，都是为达到恢复和补养元气的目的。扶正即为祛邪，祛邪亦可扶正，孰前孰后，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决，不可先有主见。他认为只要辨证准确，则“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俱可回生”。要对证下药，不可执于成方。若固执于某方以治某病，则是犯了“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的错误。他的药方，亦如虎啸龙腾一般气势恢宏。孔伯华擅用石膏，是从躁、渴、喘、呕四处着眼，在他的著作《时斋医话》中讲述很详：“诸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胃火，其气轻能解表肌（解表清热），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皮肤上出的小红点成片就叫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并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孔道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疗疡之溃烂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民间因他善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称誉。

孔伯华的主要著作有《脏象发挥》《时斋医话》《诊断经验》《中风说》《肺病防治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