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亦梁（1927年—2008年），分析化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7年4月13日，孙亦梁出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孙瑞芹，先后从事过记者、教授和翻译工作，母施德珩受过高等教育。兄弟姐妹八人，孙亦梁排行第四。10岁那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14岁那年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其母为了约束孩子的活动，让他参加了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团契。但因有同学曾将传播共产主义的书籍存放在他家，他得以较早地接触进步思想。

孙亦梁在中学期间成绩常名列前茅，因高考失利进入了第二志愿单位——沦陷区北京大学化学系。1946年联大复员后，北京大学的学习气氛趋于浓厚。大三时，因患眼疾休学一年，因而有了两届同学。大学期间他有两个学习榜样，一位是他的亲戚王瑞铣，一位是同届物理系学生于敏。他们都能主要靠自学成长。他们的学习方法成为孙亦梁学习的榜样。大一后暑假里，他与同学黄仕永一道攻读Lewis和Randell的名著《化学热力学》。他翻阅过许多书刊，Otto Hahn的名著《Radiochemistry》也是其中的一本。培根有句名言（大意）：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有些必须细嚼慢咽（to chew），有些可以狼吞虎咽（to swallow），有些则宜浅尝辄止（to taste）。此言成为他的座右铭。大学时他就注意把精读、泛读与浏览相结合，他认为养成自学习惯是他大学期间的最大收获之一。

1949年前，北大学子政治热情很高。孙亦梁对进步思想虽早有一定了解，对国民党之腐败也深恶痛绝，但未能积极参加实际革命行动。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留校任助教。解放后孙亦梁要求进步，不久入团，三年后入党。

1952年—1953年，这时正值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部分院系合并，孙亦梁担任化学系系秘书半年，协助孙承谔主任工作。

1954年—1955年，调到学校教务处工作，任北京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干部。

1955年—1966年，调到物理研究室为培养中国第一届核物理专业学生开设放射化学课。

1956年6月，赴苏联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实习放射性同位素技术半年。

1958年—1959年，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

1962年—1966年，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

1978年5月—1987年1月，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

1983年—1987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兼）。

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分析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3年—1998年，任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其中1986年—1994年任该会理事、常务理事。

1992年—199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学学科组成员。

2008年，逝世。

孙亦梁毕生从事分析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大学期间孙亦梁的兴趣在物理化学和有机化学。但毕业留校后，服从需要任分析化学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为助教确定方向时，他参与组织此事。想到有机和物化去的人已很多。自己又曾经当过在北大兼职的清华大学严仁荫教授和高崇熙教授的助教，于是把自己安排到分析教研室工作。直到1955年他终于坚定了自己的前进方向。此后40 年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分离分析：包括用于分析的分离方法本身和需要分离的分析方法两个方面的研究。他先后研究和使用过的分离方法涉及离子交换、溶剂萃取、多种色谱和毛细管电泳等手段；对象涵盖放射性同位素、有机化合物和生物化学物质；应用领域有放射化学分析、环境、香料、药物、石油、食品分析等。他的研究领域时有变化，多与客观上的原因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被调离技术物理系。主观上，为了不断跟上学科发展，他也不愿拘泥在一个狭小天地里；为了培养学生和赶超国际水平，他希望能够做到不断拓宽研究领域。

孙亦梁的工作先后涉及几个方面：

放射化学分离：孙亦梁主要使用阴离子交换剂分离无载体的天然和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络合阴离子并较早地使用一种新螯合萃取剂PMBP于裂变产物分离。

环境有机污染物分析：孙亦梁在中国较早地展开有机环保分析。孙亦梁与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协作研究了大气漂尘中致癌物，4年—苯并芘的薄层色谱分析法以及接受北京市化工局委托用气相色谱法找出北京西南郊水源厂的污染元凶等。

“多元组分色谱分离理论”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末起，孙亦梁对气相色谱中色谱峰宽与保留值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孙亦梁认为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仅仅是近似的，如果按照严格的线性关系去建立气相色谱理论体系，有时会出现问题。

植物、食品、中草药中挥发物分析：孙亦梁对中国特有或丰产的花、果、食品、中药等香气或气味成分做了很多分析工作，提出了挥发物的多种捕集方法并强调为了提高鉴定结果可靠性，采取质谱和程序升温保留指数联合定性是必要的。

毛细管气相色谱柱制备技术：孙亦梁的同事和孙亦梁在高性能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尤其是很难涂好的极性柱制备工艺方面，经长期努力做了重要改进，为同行提供了几千米的价廉质优的毛细管柱。

气相色谱程序升温保留指数研究：与绝大多数国际同行的悲观见解不同，对于此指数在实验参数改变时能否重现，他们持乐观态度，并找到一个为达此目的而需要保持恒定的特征参数，有关成果基本上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

高效液相色谱应用：1991年后配合兄弟研究组研究制定了用于富勒烯分析的简单准确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

高效毛细管电泳：1991年后孙亦梁的研究兴趣转向毛细管电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涉及柱制备技术、定量方法、手性药物拆分等方面。

孙亦梁先后培养了硕士研究生25名、博士研究生9名，连同他指导过的本科专题生、进修教师和合作过的博士后和同组教师，加起来有70～80人。他认为能与青年学子们切蹉琢磨，探讨学术，共渡迷茫，分享欢乐，是最大的乐趣。与他共事时间最长的是黄爱今，她在技术上弥补了他的不足，并通过有偿提供色谱柱来支持小组的工作。

孙亦梁认为北京大学教师应当兼顾教学和科研，而不应偏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教研并重的理想状态很难达到。他感到遗憾的是一辈子虽然不断坚持担任课堂教学直到古稀之年，但所讲的课，如放射化学、离子交换、色谱、文献检索等都不是基础课。孙亦梁认为化学学科的特点在于重视实验，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化学家应当很容易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他还认为过多的考试并不利于培养选拔研究生，免试推荐选拔研究生不一定就会使不正之风乘虚而入。他曾联合兄弟院校试行优秀学生免试推荐的办法取得成功并加以推广。在中国的条件下办好一个现代的化学系，教师、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四者缺一不可，四者关系如处理不当将产生不良甚至严重的后果。他对办重点中小学，办奥校，搞奥赛等一向认为应当降温，让学生打好基础，全面发展，才是有远见的做法。

孙亦梁有子女各一人，妻子张乃蘅是生物化学教授。

孙亦梁襟怀坦白，不随声附和，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不同意见。孙亦梁认为自己的水平不高，但既然是学科学的，凡事应当对人民负责，直言敢谏，才是干部的基本素质。这种性格在50年代末曾使他付出了代价，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里并没有再给他增添太多麻烦。

孙亦梁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他的老师们为榜样，代表北大化学系，协助中国化学会工作多年。他认为加强学术交流对发展学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孙亦梁每周要花掉不少时间为期刊审稿，他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些任务。

孙亦梁一生经历了多次起落，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为人乐观、豁达。他深信“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关系。他一生中曾有过三次深造机会，但他都放弃了。一次是1946年父亲想送他去美国；一次是1956年江隆基副校长访苏期间鼓励他留下来攻读学位；最后一次是1983年学校想用世界银行贷款资助他出国做访问学者，三次他都以不同的理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对这些决定，他从不以为憾。他勉励自己，要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过自强不息，做出成绩。他只是对留学归来的学子的爱国之心被不恰当地加以宣传而感到有失真实和公允。对自己小有坎坷的一生，他觉得应当释然处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里他终究还得算属于幸运的一个。能在北京大学这块神圣的“净土”上得到诸多师长的启发与教诲，得到众多学生的尊敬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