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文（1916-1998），原名国诚，河北省黄骅县（今黄骅市）城关人。1932年在沧县中学加入共青团。1935年在北平上大学时转为共产党员。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任北平学联党团成员，北平学联总交通。1937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重庆《新华日报》党总支书记、营业部主任，中共冀热察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家口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城市建设部部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国家化学工业部副部长、部长、顾问。1982年起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董事长。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

孙敬文，又名孙国城，1916年4月25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韩村镇(今黄骅市)的一个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五。孙敬文的父亲孙云山，为了谋生，在旧社会从事过多种职业。孙云山中学毕业后考入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武昌警察学堂。辛亥革命后，曾在冯玉祥

孙敬文在他父亲主持兴办的学校里读完了小学。小学四年级时，孙敬文因病在家，经常翻阅他父亲订购的《益世报》等报刊。当时他识字不多，就囫囵吞枣地阅读，看不懂时，就问父亲。从读报中，孙敬文知道了中国有个孙中山、张作霖，也从报上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逐渐地培养了他对时事知识的爱好，养成了思考问题的习惯。他还从住在他家的一个老奶奶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故事。这些都是他进步思想的最早启蒙。1931年8月，刚满15岁的孙敬文考取了沧县河北省立第二中学(现为沧州第一中学，以下简称二中)。这所中学当时在教学质量上闻名于河北全省，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早在1926年9月，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刘格平就在二中建立了津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由二中学生郝树模担任党支部书记）。孙敬文进入二中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刚读初中一年级的孙敬文，积极参加了刘格平和二中中共党员教师潘漠华（浙江人，左联作家，后牺牲于天津国民党狱中）、武月亭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第一次接受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洗礼。孙敬文关心时事，经常和同学们探讨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办法，在二中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并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二中发生了解聘潘漠华、武月亭两名党员教师，并开除7名思想进步、学习优秀的党团员学生的事件，孙敬文对学校当局极度不满，成了学运的积极分子。根据他的表现，1932年10月由同学张矩、阎宝鑫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与张矩、阎宝鑫三人组成一个共青团小组。那时党团组织经常一起活动，由当时的中共二中党支部书记刘渤生(后改名刘杰)负责领导。1932年冬，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全省沦陷，二中学生对此义愤填膺，学校党团组织发动学生罢考。在学校当局宣布开除刘渤生和张矩等领导罢考的一批党团员的学籍后，当时的中共沧县县委秘书沈士敏指定孙敬文担任共青团二中支部书记，要他尽快把学校的团组织活动恢复起来。孙敬文和阎宝鑫密切合作，组织了篮球队、文艺演出队、文学研究会等，还转发了当时党刊上有关抗日和江西苏区情况的文章。孙敬文还在学校组织了学生会，发展了共青团员，创办了学生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心声月刊》和《沧中双周》。他曾在1934年《心声月刊》第3期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文学略谈》，文中说:“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背后有时代的经济的组织和社会背景”，“文学的任务应当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归依……要写人间的黑暗，社会的堕落……我们还要创造，创造新的人生，新的人生精神。”另一篇题为《一九三三年困难的清算及国际形势》，文中指出：“中国依赖心的错误，无论是依赖国联，是依赖美国，是依赖俄国，都是一时的、错误的。……今后的中国，只有在抗日运动中寻找出路，争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孙敬文已从直观的、朴素的抗日爱国热情，逐步转入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理性思考。1933年，中共津南特委书记俞思荣来到沧县，主持组建共青团津南特委，任命孙敬文为共青团特委委员兼共青团沧县县委书记。1934年春天，津南地区发生了著名的马颊河河工暴动事件。暴动失败后，孙敬文以共青团津南特委委员和共青团沧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带领大家继续斗争。最初，他领导二中的同学要求学校改善伙食，在群众的压力下，校方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在学期期末考试中，为了帮助平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耽误了功课的同学考试过关，孙敬文又领导了对抗学校当局的“会考雷同”活动。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天津《益世报》还专门作了报道。孙敬文的革命活动，早已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不久，校方通知其家长，要求对孙敬文严加管教。他父亲为此特地从济南赶回沧州，并告诉他说:“校长说你领头闹学潮，怕闹大了，要家长管教你们。”校长还对孙敬文说：“你是共产党，我早就知道，念你寒窗三年，我与你又有师生之谊，让你顺利毕业，拿个文凭，要搞政治到别处去搞，别再考本校高中了。只要你不再闹，我也不找军警抓你。”与此同时，津南特委书记俞思荣也通知孙敬文，敌人正在进行大逮捕，许多县的党团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津南特委与河北省委也失去了联系。俞思荣本人准备离开津南，他把孙敬文的团组织关系交给了当时中共沧县县委书记高子英，并要孙敬文以后与高子英联系。孙敬文和高子英接了头，把学校不准他升入本校高中、再闹就要逮捕的情况，向高子英做了说明，表示在沧县二中已经无法立足，他想去北平继续读书，家里也赞成。高子英表示同意，并要孙敬文到北平后告知地址，以便把他的团组织关系转过去。

1934年夏天，孙敬文离开沧县，来到了故都北平，进入了私立镜湖中学。生活和学习有了着落后，孙敬文开始考虑与组织的联系。那时对党员被捕叛变、叛徒告密时有所闻，为防万一，孙敬文用中国大学的假地址和孙少云的假名给高子英写了信。不久，孙敬文在《益世报》上看到高子英被捕叛变，并在狱中供出孙敬文等30多位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的消息。高在变节书说:“孙少云，即孙国城，共党青年团特委书记现在北平中大”等等。在镜湖中学，他结识了廖克，又联系了沧县二中的同学刘渤生。通过刘渤生又认识了周子健和另外三个河南籍同学。他们一起参加学校的各种抗日进步活动，并相约寻找党团组织。据孙敬文回忆，有一天，刘渤生说他已找到组织，但不能马上接组织关系，他让孙先参加“武装自卫会”。没过几天，孙敬文就恢复了共青团组织关系，时间可能是9月或10月。廖克、周子健和三个河南籍同学也相继恢复了党团关系。为了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当时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有周小舟负责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以及“左联”、“社联”、“语联”等。经过一段工作，一些大中学校建立了“武装自卫小组”，涌现了一批“武装自卫会”骨干分子，其中包括蒋南翔、牛荫冠、姚依林、黄敬、刘导生、宋黎、关山复、郭明秋、刘渤生、孙敬文等。

1935年夏秋，黄河发生了水灾，北平街头出现了众多难民。中共河北省委要求北平市党的组织利用这个机会，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北平市临委决定由“武卫会北平分会”出面组织“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孙敬文积极投入到赈灾救济活动中去，他们组织义演，开展募捐等活动。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许多被国民党搞垮的学生组织先后恢复起来，一些没有学生组织的大中学校，也建立起了学生组织。在此期间，孙敬文认识了彭涛。由于工作关系，那时孙敬文和彭涛、姚依林、郭明秋的接触十分频繁。不久，组织上决定孙敬文参与组织北平学联的工作。11月，市临委决定把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组成了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11月18日在女一中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学联的领导机构：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由市临委彭涛直接领导学联的工作。一二·九运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就是由这个指挥机构共同商量、共同讨论决定和具体部署的。1935年12月的一天，刘渤生告诉孙敬文，说他的组织关系转出去了，要孙到一个地方找一个姓褚的同志联系。褚通知孙敬文已转为正式党员。后来，又把孙敬文的组织关系转到周小舟那里。孙敬文记得，周小舟对他开玩笑地说：“老孙啊，接你这样的关系真危险，听说你认识人太多了。”孙敬文转为党员之后，全力投入了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工作。在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核心中，还有黄敬和董毓华(董系1926年由董必武介绍入党的老党员)，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并在领导核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交通是一项最忙碌、最辛苦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因当时学联成立不久，联系的大中学校不够广泛，有许多学校因没有学生组织无法产生学生代表参加学联活动。孙敬文跑遍全城，把请愿游行的决定通知那些没有参加学联代表会议的学校。为了壮大游行队伍，孙敬文还主动到有个同乡上学的精业中学。他以学联代表名议召集学生讲话，得到师生的热烈响应。第二天，精业中学的学生也高举校旗，列队参加了游行。

一二·九前夕，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还有当时任交通员的高惠如等又碰头，检查游行准备情况，确定姚依林、郭明秋在游行队伍外面负责总的指挥，黄敬在队伍内指挥，孙敬文继续担任总交通。事先准备好的传单，都由孙敬文送到女一中，各校派人来取走。会议还决定 11点在新华门请愿后，到天安门汇合。1935年12月9日，约有1000多爱国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冲破军警的阻拦，涌向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学生们提出了6项要求：“一，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领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何应钦避而不见，激怒了请愿的学生。根据事先的布置，请愿即转为示威游行。随着事态的发展，游行的人愈来愈多，许多学校闻讯前来支援，到王府井时，已超过3000人。反动当局调来大批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的镇压。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12月9日示威游行之后，为了加强北平市党的领导，中共北方局派林枫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到来后，首先明确肯定彭涛坚持开展一二·九运动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决定在北平市学联内建立党团，由姚依林任书记，孙敬文、郭明秋和王其梅为党团成员。根据群众要求和中共北平市委决定，北平市学联研究制定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时间在12月16日。因为根据报载，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2月16日成立。“一二·一六”前夕，彭涛、黄敬、董毓华、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连续开会，讨论和决定这次示威游行的口号、路线，研究了斗争策略。他们决定划分区域，将队伍分成若干路进行游行，会议还决定成立示威游行指挥部，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同时派出代表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12月15日晚，姚依林和郭明秋来到西单的长安饭店，租了一个房间，彭涛、黄敬、孙敬文等也陆续来到。他们以打扑克为掩护，开会检查准备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按原计划分区域行动，游行队伍最后在天桥开大会。12月16日，一万多名学生，以比一二·九更大的规模的声势，举行游行示威。这次斗争，团结了广大爱国青年，连那些平时只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也参加到运动中来，取得了比预想更好的效果。在运动中，孙敬文承担了市学联总交通的重任，工作不辞辛劳、机警灵活。他对当时北平大中学校的分布、学生情况、街道、军警岗哨及有关印刷厂、车站、旅店等都了如指掌。对此，姚依林有着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姚依林在回忆一二·九运动历史时，还深情地说：“那时，孙敬文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

一二·九运动之后，国民党从1936年初开始，首先宣布北平学联为非法组织，并大肆搜捕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姚依林在清华大学险遭逮捕，由于躲在冯友兰教授家中，才幸免于难。3月5日，孙敬文和姚依林一起去王其梅那里，准备开学联党团会。当他们到达王的寓所门口时，发现有便衣特务在门口守候，孙敬文感到情况有变，王其梅可能出了问题，立即沉着机智地以找姓刘的朋友为借口，骗过特务，和姚依林一起脱离了险境。当天姚依林向市委书记林枫汇报了他们脱险的情况。几天以后，黄敬告诉孙敬文不要再去学联工作了，决定他到省委重新分配工作。不久，孙敬文就被调回沧县，任共青团津南特委书记。孙敬文一到沧县就同中共津南特委书记和省委代表张国泰、组织部长邸玉栋接上了头，立即着手进行党、团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首先，他从母校二中抓起，找到了比他低两级的同学、共青团员何启君。何一见孙敬文，欣喜万分。孙敬文为何启君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将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还向他讲了《八一宣言》、抗日联合战线等中共中央的有关新政策，讲了红军北上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在津南也搞联合战线。孙敬文还通过何启君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津南民族武装自卫会”，发展了十几名会员，有的会员很快入了党，如女会员朱玉筠(即许明)。在何启君、朱玉筠等人带动下，二中党团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泊镇，孙敬文找到了张矩，通过张矩联系了七八个党员，使这里的党、团组织和上级恢复了联系。在景县，孙敬文找到了党的负责人刘建章，使这里的党组织与津南特委也恢复了组织联系。孙敬文这次返沧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很有成效，使津南各县一批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先后恢复了组织关系。由于孙敬文没有职业作掩护，又不能借口上学向家里要钱，这段时间生活和活动都有困难，经津南特委和省委巡视员同意，把他的党组织关系又介绍给中共北平市委。1936年9月，孙敬文又回到了北平，进入私立东方中学继续读书，并担任了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后又被任命为北平市委学委委员，主管中学部的工作。“七七”事变前夕，孙敬文被分配到西区(当时党组织的工作区域，不是行政区划)，按市委的部署，组织、帮助党团员和进步人士撤退到济南、保定和太原。9月，孙敬文从济南赴太原转道去延安，大约10月到达延安，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7年10月，孙敬文同志奉命奔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2月，调入中共中央青委举办的安吴堡青训班工作，先后担任连指导员、组织科科长和党总支副书记。后来，他作为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区团长，率领三个分团奔赴晋东南根据地，协助地方开展群众运动，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经受了根据地反扫荡斗争的严峻考验，胜利完成了任务。

1940年12月，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孙敬文同志临危受命，赴四川担任川康特委委员兼青委书记和上川东特委书记。他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积极重建党的组织，恢复党的活动。1942年6月，孙敬文同志调入重庆新华日报社，先后担任报社党总支书记、营业部主任。针对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严密封锁，他努力组建报童报丁队伍，领导营业部全体同志采取多种形式扩大报刊发行。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孙敬文同志调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1946年6月，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孙敬文同志调任张家口市委民运部长和企业党委书记。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孙敬文同志随军撤出张家口，转战于冀热察边区，任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他与区党委一起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孙敬文同志再度进入张家口，先后担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家口市委书记、市长，察哈尔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参与领导了接管城市、支援平津战役以及恢复生产等大量工作。

1953年2月察哈尔省撤消，孙敬文同志调京工作，先后担任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局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副局长、城市建设部副部长和建筑工程部副部长，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1958年10月，他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大庆石油会战和原油加工会战，为实现我国石油自给做出了重要贡献。1965年2月，孙敬文同志调任建筑工程部代理部长和党组书记，随后又调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谷牧同志组织三线建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敬文同志在受到冲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坚持原则，明辨是非，仗义执言，尽力保护同志，坚持指挥生产。1969年10月，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继续接受审查。1971年8月恢复工作后，他先后担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和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在工作中，孙敬文同志无所畏惧地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天津，他不顾江青及其爪牙的干扰和破坏，大胆起用老干部和技术专家，加强石油化工基地建设和港口、电站、水源和天然气工程建设，竭尽全力地为天津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工作。1975年10月重返石油战线后，他协助康世恩同志，团结广大职工，一方面同“四人帮”展开坚决的斗争，保护革命同志，一方面冲破“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的重重压力，积极组织开展辽河及冀中石油会战，建成了大庆30万吨合成氨装置，为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孙敬文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中央确定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决策。1978年1月，孙敬文同志与李人俊同志一起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对外开放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从此揭开了中外合作开发我国海上石油资源的序幕，开创了我国石油和石化工业对外开放的新局面。1978年4月，孙敬文同志就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整顿企业，深化改革，组织引进了一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装置，为发展我国现代化的化学工业和石化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位尊而不自矜，功著而不自恃，处变不惊，多谋善断，为开创新中国的城市建设工作，实现石油产品自给，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