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事件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生态的生动剪影。孙立人是抗日名将。1950年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54年6月，蒋介石以任期届满为由免去了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改任有名无实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参军长。1955年8月，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孙立人兵变案。起因是台湾特务机关抓了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控告他利用与孙立人多年长期部署关系，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变。委员会经过50天的调查证明孙立人与此案并无直接责任，但有失察之罪。最后，蒋介石命令将孙立人交由台湾地区防务部门随时查考，送台中软禁，直到1988年3月才重获自由。孙立人被剥夺军权、遭到软禁这一事件，客观表明台湾寡头政治的初步形成，该事件在台湾地区对国民党及蒋氏父子的形象损害至深。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安徽庐江县一户世代书香家庭，其父孙熙泽是晚清举人。孙立人9岁时随父迁青岛，14岁时回安徽安庆参加考试，被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录取，1923年官费留学美国普度大学，后转学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1928年回国。

1930年代，孙立人先后在财政部税警部队和盐务总局缉私总队任职，率部参加1937年孙立人将军“八·一三”淞沪抗战，因勇敢善战获嘉奖。1941年底，孙立人任陆军新编三十八师师长，率部远征缅甸，与日寇血战，屡建奇功，得到海内外各界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颁赠孙立人“丰功勋章”。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奉命率部赴东北，卷入内战漩涡，后因“违抗命令、擅自行动”，而被削夺指挥权。孙立人本人也对内战持消极态度，“心情抑郁，意兴阑珊”。1947年，孙立人被任命为陆军部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奉命到台湾省高雄建立训练基地。

1949年8月，孙立人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次年升任“陆军总司令”。但是，他毕竟是非黄埔系将领，蒋介石并不十分信任他。当时，“参谋总长”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3人联手，在会议上抵制孙立人的建议。他的建议“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

孙立人最为不满的是时任台湾防务部门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在军中建立“政工制度”和特务统治，他与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都主张予以废除，并暗中进行了抵制，甚至公开向亲信部属流露自己的不满，因此也更加招致蒋氏父子的嫉恨。

1954年，蒋介石借口孙立人任职到期，免去他的“陆军总司令”职，改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参军长这一有名无实的职务，孙立人被削夺去了兵权。1955年便发生了震惊台湾的所谓“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兵变”案的肇端是“郭廷亮匪谍”案。按照台湾当局当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此案的大致经过如下：

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时34岁，云南人。孙立人任税警团团长时，郭是中尉排长。国民党退台后，郭仍在孙的部队工作，任“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初到台湾时，郭无明显或积极“匪谍”活动。1954年9月，郭利用与孙多年交情，在部队联络少尉级的军官100多人，准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立人从“陆军总司令”职务到“总统府参军长”任时，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名单送孙。1954年8月和10月，孙立人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郭则利用孙对他的信任，准备于1955年5月底随蒋介石前往部队校阅之机，“上下勾串”造成事变，引起混乱局势，遂“制造大变乱”，实行“颠覆政府之阴谋”。

然而事情突然发生变化，主犯郭廷亮的行动被台湾地区情报部门侦知，并于1955年5月25日将郭逮捕。30日，孙立人随蒋介石坐飞机赴台南。6月6日，台湾南部地区7万军队接受蒋介石的检阅，被邀请者有专程从南朝鲜抵台的美军第八军军长泰勒和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当蒋等检阅前，台湾情报部门曾两度用扫雷器反复检查检阅台。此次阅兵后，又有许多人被逮捕，其中有6人为郭廷亮案从犯，皆为孙立人的部下。6月中旬以后，孙立人也从公开场合和报纸上消失了。

孙立人的突然消失，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对此十分敏感，率先报道了此一消息。2个月后，蒋介石为平息各种猜测，以正视听，于8月初抛出孙立人辞职书。辞职书的主要意思是：陆军部队“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但是，“不肖事件”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导致“不肖事件”的发生？孙立人的辞职书中没有提及，台湾当局讳莫如深，致使流言四起，众说纷纭。

17天后的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派陈诚为主任委员，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为委员，着手调查孙案，其中，许世英、吴忠信同为安徽籍人。同时，蒋介石的“命令”还说：“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由此，因“郭廷亮匪谍”案引发的“孙立人兵变”事件才正式“立案”调查。

1955年10月下旬，9人调查委员会完成了一份长达1.6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并经蒋介石阅看后于10月31日正式对外公布。根据这个报告，蒋介石又发布“总统令”称：“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即经令准免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当年，蒋介石令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而今，蒋介石令孙立人由台湾防务部门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与“察考”，字词不同，实质无异，张、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遭到的却是相同的命运。此后，孙立人被送往台中软禁。直至33年后的1988年，台湾地区才解除对他的“察考”。

对“孙立人兵变”案的调查，除了9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外，还有其他5份调查报告：一份是台湾监察部门成立的由曹德宣、陶百川等5人组成的调查组完成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列为台湾监察部门密件加锁加封，未获公开面世；一份是时任“参谋总长”、蒋氏父子心腹彭孟缉主持的调查报告；一份是由台湾防务部门副部长马纪壮主持的；一份是“军法局”审讯与“郭廷亮案”有关联的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时任“军法局长”、后任“司法院”副院长的皖籍台湾人汪道渊汇集而成；再一份是“国安局长”郑介民召集各情治部门首脑成立“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记录。其余有关孙立人的资料，当年在孙立人被查处以后，由彭孟缉奉蒋介石指令，悉数焚烧了。

孙立人“兵变”案究竟是否存在？是什么原因导致孙立人辞职？为什么又会发生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人们不得而知，海内外各界也议论纷纷。以陈诚为首的9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可信，其他的调查报告或不予公开，或不足以“解谜”。几十年过去了，孙立人案件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孙立人“兵变”案也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是，孙立人事件对50年代至60年代的台湾政治社会影响甚深，人们竭力地搜寻这个谜底，各种各样的猜测、推理充实着台湾社会。有人认为孙立人事件是蒋介石或陈诚的阴谋；有人认为是蒋经国与孙立人冲突斗争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孙立人在军队中得罪了一些有实力的将领；还有人认为孙立人“兵变”原来就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总之，各种推测、议论莫衷一是。

30多年后，当事人郭廷亮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完全是当局以“莫须有”罪名捏造出来的。郭即非“匪谍”，也没“准备起乱”。而孙立人于1988年2月接受了台湾《自主晚报》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他：“您的案子很多人认为疑点太多，好像不少人想为您平反。”孙答：“从未‘反’过，何‘平’之有？”并要求台湾当局“还其清白”。

孙立人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台湾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及美国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孙立人是国民党内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孙立人并非黄埔系，在作为国民党军队主流派的黄埔系看来，孙是属于有着美国背景的军人。孙因为有亲美派人物宋子文的推荐，加上蒋介石为争取美援，拉拢并重用留美的孙立人，孙才得以步步青云，直至“陆军总司令”职位。但是孙却在得势之时，“傲慢自恃”，与黄埔系将领的矛盾日趋加深、激化，使蒋介石不得不拿他开刀，借此保证黄埔系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主流、正统地位。

其次，孙立人与蒋经国的矛盾是导致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孙立人一直主张“军队国家化”，与国民党军队政工组织有矛盾。1949年以后，蒋经国出任国民党军队“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政战系统及情治工作。而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后，利用其职务抵制蒋经国政战工作的开展，两人矛盾不断加深。恰恰又逢此时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对国民党军队政战制度也不满，主张撤销。蔡孙两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但遭到蒋氏父子的愤慨，认为孙与蔡串通一气。然而蔡斯拥有“美援”支票签字权，蒋氏父子也无可奈何，因而就迁怒于孙的头上，认为他假外人自重。

再者，孙立人事件的发生与蒋、孙、美三者复杂的斗争不无干系。孙立人曾留学美国，虽在国民党军队中形单影只，形成不了派系，但美国人认为他作战勇敢、练兵有方，支持他“主军”。同时，美国又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其手下军官“一盘散沙”，也看不到有变革的苗头。而蒋介石既依赖“美援”，又不甘美国对他的统治指手画脚。他还把从大陆败退的原因归之于美国支持不力，更对美国曾经声明“不参与保卫台湾”的言论耿耿于怀。他也担心美国人对他的批评和干涉会动摇他的统治地位。因此，蒋在权衡再三之后，对孙立人采取行动，也有“杀鸡给猴看”、要美国人少干涉他的统治之意图。事件发生不久，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被调离台湾的事实，即是佐证。

杨天石.孙立人对蒋政权的不满及其“兵变”冤案[J].探索与争鸣,2017,(第2期).

李传玺.“孙案”中的李克农之“谜”[J].江淮文史,2014,(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