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1962年生，黑龙江讷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曾在新疆工作多年。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2004年）、《敦煌民间结社研究》（2009年）、《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2017年）等专著，与荣新江、李肖共同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008年）。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一百二十余篇。

孟宪实，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敦煌民间结社研究》、《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唐高宗的真相》等论著，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百家讲坛》播出《玄武门之变》，主讲人是孟宪实，是《百家讲坛》第一个关于唐朝的系列节目。

《百家讲坛》的编导看中了他把严谨的学术和大众的兴趣相结合的能力。在节目录制前，《百家讲坛》有这样一个规定：新主讲人首先要做一个小系列节目，让观众有接受这个新主讲人的心理准备，然后再主讲大系列。孟宪实就先讲了“玄武门之变”，把它作为《贞观之治》系列讲述中的一部分。

据孟宪实介绍，《贞观之治》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运用了大量的特技镜头，从而体现出唐朝初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为此，《百家讲坛》的编导专门找到剧组，把这些素材运用于《百家讲坛》，作为孟宪实的讲述过程中插入的片花，用来丰富视觉效果和制作悬念，为栏目增色不少。

1979年~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毕业论文《论汉初的黄老政策》（指导教师刘泽华教授）。

1983年~1994年，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职称讲师。

1994年~199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史专业隋唐史方向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唐前期括户研究》（指导教师吴宗国教授）。

1996年~1997年，北大派出，在日本新潟大学人文学部短期留学一年。

1998年~2001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唐前期军镇研究》（指导教师吴宗国教授）。

2001年7月初，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

2001年11月，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9月，转入人民大学历史系。

2003年10月，博士后出站，出站报告《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研究》。

2004年6月，出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晋升副教授职称。

2005年8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06年12月，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

2007年5月，《百家讲坛》栏目主讲《贞观之治》。

2007年5月，出版《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2008年5月，出版《唐高宗的真相》。

2009年11月，出版《孟宪实读史漫记》

1、《中国古代通史II》

2、《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3、《敦煌学概论》

4、《资治通鉴研读》

5、《中国古代政治得失》

6、《中世史研究》

7、《贞观政要》

1、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2、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3、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

论文：《试论刘邦用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4期，88~93页。

论文：《麴氏高昌祀部班祭诸神及其祭祀制度初探》，《新疆文物》1991年3期，71~79页。评论：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89号。

论文：《新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维吾尔—其人与其文化—〉一书的启示》，《新疆艺术》1992年6期，4~8页。

论文：《吐鲁番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的性质与发展》，《新疆地方志》1993年1期，40~44+11页。

论文：《关于麴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993年2期，24~30页。

再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11期，45~51页。

评论：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104号。

论文《吐鲁番出土张行伦墓志考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2期，67~73页。

再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9期，48~54页。

评论：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106号。

论文：《试论唐朝在高昌推行州县制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新疆文物》1993年3期，128~136页。

论文：《〈盖蕃墓志〉与唐太宗西州移民》，（作者孟宪实、刘玉锋）《新疆地方志》1993年4期，26~30页。

书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新疆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3年1期，7~13页。

论文：《统一后西州人故乡观念的转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39~51页。

论文：《吐鲁番出土墓砖题录》（作者：侯灿、孟宪实），《新疆文物》1994年2期，74~89页。

论文：《都市牧人——试论周涛独特的文化传承》，《昆仑》1994年6期，168~174页。

论文：《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作者：孟宪实、宣红）《西域研究》1995年2期，16~25页。

再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 先秦至隋唐》1995年9期，111~120。

论文：《高昌国的覆灭》，《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5年4期，37~43页。

论文：《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作者：孟宪实、姚崇新），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163~188页。

论文：《关于麴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8月，298~309页。

书评：《吐鲁番出土文书》壹、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163~188页。

翻译：池田温《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评介，《敦煌学辑刊》1997年1期，139~141页。

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简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3期，124~126页。

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简介，《西域研究》1998年2期，96~99页。

论文：《麴文泰与玄奘》，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89—101页

专著：《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撰写第2、3章，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38~96页。

书评：《吐鲁番出土文书》（叁）（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581~586页。

书评：王素《吐鲁番出土文献编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2月，590~596页。

书评：王素《高昌史稿 统治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2月，596~600页。

专著：《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作者刘诗平、孟宪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

《倡导学术书评》，《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3期，署名史末

再录《新华文摘》2000年7期，205~206页。

百年敦煌专题：《不设防的年代》、《中国学者来了》、《千年记忆》，载《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第22、23两个整版。

书评：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中国学术》第四卷，2000年10月，328~331页。

论文：《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文科版）》，2001年，第1期，25~30页。再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2001年5期，28－33页。

论文：《科举制是怎样完结的》，《文史知识》2001年3期，4－13页。

论文：《敦煌社邑的分布》，《敦煌文献论集——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422——435页。

论文：《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147——160页。

书评：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2001年5月，398~401页。

书评：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集校》；山本达郎、土肥义和、石田勇作《社组织及其相关文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413~418页。

论文：《论科举制的完结》，《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72~79页。

论文:《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59-65页。再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唐》2002年4期。

书评: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2002年8月,409-413页。

《唐代前期的使职问题研究》(70000字),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专著第七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176-264页。

论文:《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2003年8月,101-109页。再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唐》2003年6期,40-47+77页。

论文:《略论高昌上奏文书》,《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26-37页。

论文:《唐宋时期的敦煌官人结社》,刘泽华主编《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33-150页。

书评:《为了忘却的纪念--读李冬君》,《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0期,23-24页。

书评:《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评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2003年12月,93-95页。转载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4年2期,76-78页。

论文:《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15日),第128-135页。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4年4期,85-92页。

论文:《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1-12页。

论文:《试论麴氏高昌的绾曹郎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48-53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文史知识》2004年第5期,47-52页。

专著《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年5月。

论文:《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西域研究》2004年2期,17-26页。2004年6月15日。

书评: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学术》2004年第1期,2004年10月,第371-374页。

《论渠人社》,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三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11月,121-145页。

《试论敦煌的妇女结社》,《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89-104页。

《唐官修谱牒与王权主义》，载《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7月,387-400页。

《新发现的陈寅恪书信》，光明日报，2005年11月8日。

《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543-558页。

《官法与乡法--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99-105页。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4期,56-62页。

《论敦煌民间结社的社条》,《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5月,317-337页。

专著：《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

专著：《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5月。

（讲座）：百家讲坛-唐高宗真相

与荣新江、李肖联合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

《论敦煌民间结社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出版，社会、思想卷，2008年7月初，119-132页。

《论敦煌民间的结社抗灾》，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1029-1039页。（为2006年12月香港大学等为饶宗颐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安乐公主墓志>初探》，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315－323页。

《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以武则天研究为例》，《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12期，43-47页。

《唐令中关於僧籍内容的复原问题》，《唐研究》第十四卷，2008年12月,69-84页。

《吐鲁番新出赵同墓志初探》，孟宪实、刘丽，《西域文史》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187-195页。

《试论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西域研究》2009年1期，1-12页。（收入《报刊复印资魏晋隋唐》，2009年3期，2009年3月9日刊发，26-36页。）

《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以武则天研究为例》，《新华文摘》2009年7期，65-67页。

《成熟的敦煌民间结社》，《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425-438页。

《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3期，5月20日出版，136-143页。全文转载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5期，2009年9月9日刊发，49-56页。

《论敦煌民间结社内部的转帖》，《国学学刊》2009年第一期（2009年3月25日），71-83页。

《新发现的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2009年10月15日）,170-179页。

2009年11月，出版了《孟宪实读史漫记》

孟宪实还是电视剧《贞观之治》的主要编剧，和另一个编剧、著名作家阿城合作，孟宪实负责历史史料的真实，而阿城负责文学的润色，历时两年完成了剧本创作。

《贞观之治》运用了大量的特技镜头体现唐初的历史风貌。为此，《百家讲坛》把这些素材运用于孟宪实讲述过程中插入的片花，用来丰富视觉效果和制作悬念。

孟宪实说，“当初我和阿城各拿出一个剧本，最后再进行融合。我的剧本原有一条爱情线，阿城则是想把宫廷斗争部分放大，但根据相关部门当时要做正剧的指示，我们把这两条线都砍掉了，尽力‘一正到底’，是否真实、是否忠于历史的问题，这个也很难界定，很难量化。”

不过，同为历史正剧，《汉武大帝》做到了“既叫好又叫座”。对此，孟宪实分析说，“电视剧讲究戏剧冲突，戏剧冲突要有对手。汉武帝有对手，一生可以用‘如何解决匈奴问题’串起来；但唐太宗没有对手，有人会说突厥问题可以成为该剧的大背景或主线，事实上，当时突厥势力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构不成威胁。因此，曾考虑用‘阴谋加爱情’的套路，这样戏剧冲突肯定是有了，但又不符合历史。做到文学性与历史性的结合，做起来太难了。”

《百家讲坛》能当编剧的历史学家肯定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2006年，《百家讲坛》找到孟宪实，问孟宪实想讲什么，孟宪实还是想讲贞观之治，因为虽然电视剧《贞观之治》拍得很真实，但是毕竟还有不少虚构的地方，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只要有虚构，心里就会不踏实，讲讲纯粹真实的历史才会踏实。另外，电视剧中没法展开的很多问题，也可以在《百家讲坛》继续讲讲。

不过要真正登上《百家讲坛》，却还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要过好几关。第一关，到孟宪实的课堂上来录像，拿回去研究，看是否适合上电视；第二关，让孟宪实准备个题目到演播室去试讲；第三关是让孟宪实讲一个小人物，其实是进一步考验，如果通过就可以播出，通不过就作废了。孟宪实顺利闯入了第三关，开始讲长孙皇后，讲了两集后他们就让孟宪实直接进入大题目，讲李世民。孟宪实觉得在《百家讲坛》讲课很费劲，而又有很多别的工作要做，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中间有一段时间孟宪实就撂挑子不干，不愿意再讲。《百家讲坛》的工作人员就来给孟宪实做工作，说为了让大家的工作都不白做，还是请孟宪实继续讲完，于是就又匆匆讲了两集，凑够八集，以《玄武门之变》为题播出了。播出的效果还不错，收视率很高，所以电视台和孟宪实的同事、朋友都希望孟宪实能继续讲下去。这样，孟宪实就又以“贞观之治”为题，讲了十二集。最后播出了十一集。

“登坛”之后，孟宪实的生活发生了不少变化。“比如我突然知道，原来讲课还可以这么讲。我把在镜头前的讲课方式运用到课堂上之后，发现我的课更受同学们欢迎了。”不过虽然“登坛”讲课让孟宪实获得了很大的知名度，但他表示，自己不想当于丹、易中天那样的“明星学者”，只希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继续踏踏实实地干。

《百家讲坛》虽然深受普通观众欢迎，但是其中讲历史的节目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却不过是些皮毛。对此，孟宪实说：“我觉得历史学家看《百家讲坛》讲历史，纯粹是无聊。这就好比《猫和老鼠》，明明是给小孩子看的，你大人非得说猫也能说话是违反基本规律的，这多没劲，《百家讲坛》讲的历史不是讲给历史学家看的，是讲给普通观众看的。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尽量以最通俗的方式表述出来，不过最后整理成书稿的时候，我还是加入了不少自己的学术观点。希望能增加图书的含金量。”

李世民还是秦王时，与太子李建成的派系争夺得很厉害，双方互相“挖墙脚”、抢人才，争夺对方的骨干，李世民在这个期间挖到很多对方的人才，但他自己的“秦军”中却没有一个人背叛他。

孟宪实说：“为什么李世民在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高的威信，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秦王，有权力，更重要的是一次次冲锋陷阵中，李世民都是身先士卒。李世民从来不是一个只坐在阵后的指挥家，布置完基本的战略后，他一定率他的铁甲兵冲在最前线。连李世民的父亲都说，他打仗好像只会用一招，就是率着精锐部队穿阵而过，就是从敌人的正中央穿过，在敌人的阵后展开秦王大旗，那时候是肉搏战，只要你的旗子出现于敌人的阵后，敌人就觉得败了。”而李世民之所以敢于冲锋陷阵，缘于他从小习武，据说他最擅长弓箭，坊间传说他的胡子非常坚硬，可以把弓放在胡子上。正因为他是一个靠武功打天下的人，曾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与部下共生死、同命运，每次的胜利都是和部下用共同的鲜血、共同的牺牲换来的，所以他们内部非常团结，在后来的斗争当中，经受住了考验，因此他的部下非常敬重他。

李世民说过，他早年是不读书的，后来才开始看书。因为早年他打天下靠的是武功，后来治天下他靠的是文功，就是读书治理天下。而想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听别人的意见，李世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促使他成功，那就是他的自我克制能力很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他的自我克制能力很弱，他自己错误的一面就会泛滥成灾，如果他自己公私不分，大我小我不分，那就很麻烦了。而古代的帝王大多在这个问题上出差错。

在研究唐史时，孟宪实发现了一个不同的结论：唐高宗李治并非史书描述的很软弱。“史书一方面讲唐高宗很软弱，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明显不是软弱的表现，这种概括明显有问题。”孟宪实觉得唐高宗是一个冤案，其实唐高宗是一个外圆内方、心思缜密、胆大心细的人。孟宪实说，唐太宗在世时，高宗利用父亲生病的机会，勾引了父亲的“才人”武则天，他俩发生了关系。“太子喜欢皇帝的女人，这种‘乱伦’显然是违反纲常的，但是他还是勾引了，说明这家伙一点也不老实，更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看他是主动的，按照当时武则天的处境，她不敢胡来。”所以这证明李治的孝、他的仁都是做给唐太宗看，做给大臣看的，背地里他不露声色，该他做的，他表现得很好，不该他做的，他想做也偷偷地做了。

“为了妖魔化武则天，不得不把高宗写得很弱智。”过去的史书讲到高宗时，基本都是把武则天当一号人物，把唐高宗当二号人物，让人觉得武则天是唐高宗背后更厉害的角色，孟宪实认为这是对武则天的妖魔化。《资治通鉴》为什么妖魔化武则天，就是为了提醒宋朝的当政者，武则天不能在宋朝出现，上来就把武则天写得很坏，她有野心从进宫开始就准备当皇帝。所以像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写《新唐书》的欧阳修身为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的双重角色，普通读者难以从中窥查。唐高宗何以背上千年软弱无能的“黑锅”呢，在孟宪实看来，一方面，有客观的原因，“前面有个唐太宗，高大全，后面有个武则天，‘邪派领袖’，一正一邪，把唐高宗压在中间施展不开。”唐高宗成了妖魔化武则天的副产品。

对史书记载武则天杀女一事，孟宪实感叹说。“其实武则天哪，也怪可怜的。因美貌出众被召进宫中做了才人，太宗赐给她武媚的称号。但她一丁点也没有朝廷的依靠势力，和唐高宗的感情是她的资本。”至于“公主之死”，那是一系列妖魔化的描写之一。《资治通鉴》上说，武则天趁王皇后来看她刚出生的女儿之际，亲手掐死了女儿并诬陷王皇后。孟宪实说，“事实上是不可能，史书进行了文学性的描写，时间交代不清，细节之处值得怀疑，事实上是自然夭折。杀女儿这件事不澄清，武则天的形象就立不起来。”至于“狮子骢”的故事就更不可信。唐太宗的宠马，武则天敢说用铁鞭、铁挝、匕首制服吗，孟宪实认为，这与唐高宗喜欢小鸟依人的女人不符。

至于武则天称帝的举动，孟宪实解释说：“武则天太超前了，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武则天的形象也是分阶段的，这和高宗有一比，高宗在太宗的时期，就是一乖儿子，要多乖有多乖，武则天在高宗面前是一乖媳妇，要多乖有多乖，一副没有野心的样子。因为女人要当政，她必须依靠娘家的势力，可她对娘家的势力处理得很干脆，不讲任何私情、面子，这都给高宗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而且高宗死的时候56岁，武则天那时候已经60岁了。60岁的一个老太太，儿子都20多岁了，你想高宗能预料到这个60岁的老太太还会去做皇帝吗，所以没法观察得到。另外，当时确实比较开放，人们对于是否女人当皇帝都无所谓了。在孟宪实看来，如果从纯粹历史审美这个角度讲，出来一个女皇帝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一个采访过孟宪实的记者这么评价他：”这是个在学术上绝对靠得住的人。“这么一说，有一点倒是可以放心，就是无论孟宪实在《百家讲坛》上讲述唐史讲得让人爱听还是不爱听，他的史学专著让人爱看或不爱看，至少，可以听到和看到一个真正的史实。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