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承（1894年9月21日—1967年7月19日），字伯如，又字伯洪，江苏省武进县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承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1951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并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务。

孟宪承，1894年9月21日生于江苏武进。早岁失怙入私塾，后毕业于常州府小学堂，考入南洋公学中院；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后因母病南归改入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清华学校英语教员。1918年考取公费留学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旋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921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先后任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校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等；1942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批聘为部聘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长等；1951年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建校，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62年起，连任第三、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对待。1967年7月19日夜，孟宪承病逝。1956年，孟宪承被评为一级教授，2006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宣传名单，是其中唯一的教育学家。

孟宪承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建树甚丰，著作等身，同时在文史哲等学科也有很深造诣。孟宪承一生出版著、编、译作二十多种，发表论文及通信约170篇。在教育领域涉猎甚广，凡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学法、教育史、比较教育、大学教育、师范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等，均有研究。其代表作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大学教育》、《民众教育》、《西洋古代教育》、《新中华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

1921年，孟宪承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直到1933年他的《教育概论》问世，期间，对教育学的研究始终是他学术探究的重心，他的教育理论逐渐成熟，并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和转型，其贡献主要是：第一，针对从概念出发、以演绎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教育哲学，他倡导从实际出发、以问题解决为特征的功能主义教育哲学。其次，他认为“教育学”与教育科学、教育哲学等概念存在着交叉重合的关系。孟宪承关于教育哲学的论述，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宪承倡导以儿童发展为起点与核心的教育学理论。中国自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教育学之后的最初20年里，教育学著作表现出强调体系化学科知识的特点，也即所谓“德国模式”。进入1920年代后，中国的教育学开始摆脱对“德国模式”的依赖，直接取法美国，尤其是以杜威为代表的教育学说，形成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或专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的特点。其代表作即为孟宪承于1933年出版的《教育概论》。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

1923年孟宪承回母校圣约翰大学担任国文部主任。他上任后，除加强大学国文教育之外，将工作重点放在附中，以期从本源上解决问题。他首先从制度建设入手，规定：实行统一的中西文学级，毕业生达到新定的国文程度方可升学；加强日常教学管理，实行教学效果测试；开展国文教学研究，探讨教学原理、制定课程标准、研究教材教法、实施学力测验；编纂出版面向学生的国文出版物。这些改革举措效果显著，《申报》等上海报纸经常予以报道，取得很好的社会效应。

在当时中国的语言文学界和国文教育界，“文”“白”之争并未消退，有主张完全采用白话文的，也有仍旧坚持文言文的，还有主张文白混合的，而孟宪承与他们都不相同。在国文教材编写问题上，他实际上提出了依据需要，分别对待，注意联系，有分有合的主张，可以看成是一种融合的主张。我们看到后来的国语和语文教材编纂，实际上体现了他上述思想中如混合文典、经典阅读等主张。

20世纪20年代末，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式教育在中国越来越“水土不服”。教育家陶行知直接抨击其为“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而孟宪承也展开了反思，他认为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教育的设施，没有能和国计民生，发生重大的影响。到现在一般学生，还只把求学当作是‘读书’，毕业当作是‘资格’，教的学的，没有的确能增进实际生活的丰富和效能。所以民生是民生，教育是教育，依然没有策应。”

国难当头，当不合时宜的新式教育热潮褪去，如何重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蓝图，是当时所有教育学人在思考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必须依靠民众力量。为此，不少学者纷纷走出象牙塔，去到城市和乡村，就此开展了一场持续20年之久的教育运动。其中自然也有孟宪承的身影：1929年秋，放弃了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职务的他，到中国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任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之后，他又在杭州创办民众教育学校、主持江苏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陆续进行民众教育的探索前后跨时8年。

面对新生的民众教育，孟宪承关注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学院的前途和发展，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民众教育事业的发展。受过良好的外文和教育学专业训练的他，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将民众教育的发展置于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范围进行综合考虑。为此，他阅读了世界先进国家关于成人教育的大量论著，还专门研究了当时在世界成人教育运动中有重要影响的丹麦乡村民众学校运动，留下了以《民众教育》为代表的丰硕理论成果。但纸上得来终觉浅，民众教育是实干的事业，必须回到农村的现实生活中找问题。而孟宪承也深谙这一点。

那么，中国农村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孟宪承觉得问题在于农民不会过自己的生活。他分析说，民众是绝大多数的直接生产劳动者，他们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劳动，小部分时间是休闲。他们劳动，为的是维持生计；他们休闲，要的是一点娱乐。他们最需要的教育，是“增高生计的知能”和“满足娱乐的兴趣”这两项。

于是，同样是教民众识字读书，他觉得“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教民众维持生计，他的办法是走职业教育的路，举办“民众职业补习学校”，“乡村注重农业补习，县市注重商业补习”。而怎么让他们的闲暇时光更有意义，他主张“用艺术的手腕”，在北夏实验区设立民众茶园和俱乐部，组织戏剧、曲艺、国技和民众音乐会，以及图书阅览室、巡回电影放映……

孟宪承关于民众教育的思考体现了民族化的追求。他将民众教育的首要目标定位于生计训练而非一般地读书、识字、学文化。他希望通过生计的改善而达到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改善，乃至国民经济的改善和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主张与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是相通的……他的民众教育探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体贴”。

孟宪承曾经说，“现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把教育看做是国家的命脉，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为改进中等教育计划，没有一个不在高等教育里，提供师范的训练。”从1921年任教东南大学算起，孟宪承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几乎都与大学相关。通过高等教育培养精英人才与通过民众教育启迪民智，是他所认为的“教育救国”的两条途径，这两者也紧密交织在他一生的学术思考里。

如果说《民众教育》中的孟宪承是“接地气的”、“体贴”的，但同样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育》里，孟宪承却站在了整个人类教育史的高度，高瞻远瞩地对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进行了展望——毫无疑问，“大学是最高的学府”，但大学之“高”不仅仅在于教育体系的层级，而是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因而，“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

在孟宪承看来，现代大学的理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智慧的创获”。大学精神首先在于发挥研究的精神，致力于创造发明。“到现在，没有哪一国的大学，教师不竞于所谓‘创作的学问’，学生不勉于所谓‘独创的研究’”；二是“品性的陶熔”。他曾引用哲学家怀特海的话，“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和少壮，而谋成熟的知识与生命的热情的融合”。这种陶熔的锻炼，应该以教师对学生人格上的潜移同化等方式来实现；三是“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大学还须“到民间去”，将其创获的知识推广于学校围墙之外，由此实现对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孟宪承提出的“大学三理想”，成为了他作为首任校长执掌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这也是他留给这座学校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从1951年学校成立到1967年他逝世，华东师大是孟宪承人生中停靠最久的“驿站”，而他也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座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师范大学里。办校初期，面对当时高师办学中存在的“师范性”和“学术性”之争，孟宪承明确表态高师应当从提高教学质量与提高科学水平的角度，“向综合大学看齐”。秉持这种理念，华东师大一直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以科研带动教学，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新局面。在他的带领下，初创时期的华东师大一派生机，1959年便成为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

1928年，孟宪承在中央大学任教授期间讲授教育史课程的讲义《教育通史》（上、下册）由中央大学出版。1931年和1932年，他的《西洋古代教育》与《新中华教育史》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9月，孟宪承受命担任由教育部指定开设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导师，开始系统讲授中国古代教育史。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班，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专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学科、课程和人才基础。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另外三位学者合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孟宪承晚年，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几乎成为他学术生活的全部，他于教育史研究同样建树颇丰。

差不多是在1930年代初，孟宪承开始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学习外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1937年9月，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所讲授的“教育哲学”就是按“唯物论”、“唯心论”和“唯用论”分专题。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孟宪承在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决定为教育系学生开设“马列主义名著选读”，1951年正式授课，这也许是在新中国高校的教育系中最早开设的马列主义论著选读课程。1956年9月，孟宪承在“关于历史观”的专题讲授中，专门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孟宪承还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理论作出了系统阐述。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倡导追根穷源的学风。1956年9月，孟宪承开始他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讲学。他对学生的要求很明确：“一是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多接触前人的历史文献，……二是要读一手的文献资料，知晓中国文化的源流，只有把握源，才能理解流，才能在学术界立稳脚跟，才具备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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