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原名陶文濬，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景星学社社员。

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籍贯安徽歙县，祖籍浙江绍兴。新安陶氏族谱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族谱的封面上明确记载了新安陶氏祖先于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由绍兴府会稽县来徽州，举家定居歙县城西古溪村。《新安陶氏族谱》封面的原文如下：大明正德五年，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分支迁居江南徽歙之西，曰古溪，后移下黄潭源。故确定陶氏先祖为500多年前由浙江绍兴迁居徽州。

1897年，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

1905年，进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他在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

1908年，17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读大学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29年12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

1934年，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1936年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

1936年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8年8月，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们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星期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8月，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接见陶氏。谈判结束，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为他飞返延安送行并合影留念。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推行民主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载，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在三个月内向各界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扑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线，贯穿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

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又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人民网评）

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中山网评）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仆仆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亦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逝世，享年55岁。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毛泽东送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纪念馆始建于1951年晓庄师范复校时，附设于晓庄师范校园内，馆内收藏保存陶的一批照片、手稿、遗著和遗物。1980年3月，该馆经整理后重新开放，共展出照片120幅，遗物、遗著200多件。1985年，纪念馆展览室扩建，陈列面积400多平方米，充实了展品内容，展出照片429幅，实物319件。为了进一步弘扬行知精神，继承并发扬行知教育思想，1993年，纪念馆从校内迁出，在劳山脚下建造了新馆，新馆占地面积达800平方米。屋顶为水泥浇制，仿茅草顶，显得古朴端庄。门楼高达25米，大门上方挂有张劲夫题写的“犁宫”和陆定一题写的“陶行知纪馆”两块铜匾。门厅内有一尊陶行知全身铜像，背景是毛泽东题写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3个金色大字。馆内有两个展厅，展出内容分为八个部分：青少年时期，提倡教育改造时期，乡村教育时期，普及教育时期，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全面教育时期，民主教育时期，纪念陶行知、学习陶行知。展厅共展出了近400幅珍贵图片，200多件陶行知的遗著、遗物、遗稿等，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陶行知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初建于1986年10月18日，2002年迁建于大场南部的大华行知公园内，由一组兼具徽式和苏式特色的建筑组成。纪念馆环境秀美优雅，内有山海塘、行知堂、展览厅和学生互动体验区。修竹茂林环绕的东门外，有一组以《教人求真》为名的“小先生”群像雕塑：陶行知身着长衫，手握课本，亲切地关注着教农友读书识字的“小先生”们；东门内，迎面立着手持书卷的陶行知汉白玉雕像，背景墙上镌刻着陶行知手书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门前碑廊内有毛泽东、宋庆龄等领袖的题词碑刻，繁茂紫藤攀援缠绕着碑刻，曲廊连接着东门与展览厅大门。荷塘、水榭、曲桥、曲廊、馆舍楼阁，既有徽州民居的古老质朴风貌，又有苏州园林的玲珑精美韵致。

陶行知纪念馆位于歙县中和老街。1984年由崇一学堂（陶行知少年就读处）旧址改建，陶行知少年时曾在此读书。馆名乃初建时，由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纪念馆由瞻仰厅、放像厅、书画厅和5个大展厅组成。

为庆祝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建校80周年，纪念陶行知先生为实现教育救国而创办育才的初心和理想，弘扬独具特色的“行知文化”，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在九龙坡区的支持下，修建了陶行知纪念馆，传承陶老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历经一年多的前期筹备，半年多的工期建设，2019年12月31日，正值育才中学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之际，陶行知纪念馆正式开馆。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是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所普通高等职业院校，2009年正式建院。1928年陶行知先生亲自指导创办的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是学校的重要办学渊源。为传承、研究与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校以原湘湖师范陶行知纪念馆馆藏为基础，投资2000多万元在高桥新校区兴建了杭州陶行知研究馆（以下简称陶研馆）。2011年6月8日，陶研馆正式开馆，和上海、南京、安徽、重庆陶行知纪念馆并列为全国五大陶馆，同时又是全国第一座较大规模的以学习陶行知为主题的集展示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研究馆。

2024年3月4日起，讲述陶行知的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CETV-1）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