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景星学社社员。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1897年，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免费为其开蒙。

1898年，在方秀才蒙馆读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1899年，转学到休宁县万安街吴尔宽经馆读书。

1903年，回歙县，先到程朗斋秀才处学四书，后到贡生王藻处求教。

1906年，进入歙县耶稣教内地会所办的学校崇一学堂读书，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为了激励同学们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于是挥笔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的誓言，以此明志。

1907年，学习期间，曾邀集同学多人，警告歙县西干寺勾结官府、欺压百姓的和尚，并将该寺泥菩萨摔入江中。

1908年，转到杭州广济医学堂学医学；因不满校方歧视非教会学生，愤而退学，回到歙县，专心自修英语一年。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

1910年，汇文书院与同是教会系统的南京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堂，陶行知升入金陵大学堂文学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回故乡参加地方起义，任徽州咨议机构秘书半年。

1912年，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深受其“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并仰慕其为人，又取名“陶知行”、但“陶文濬”原名仍继续使用。

1913年，先后任金陵大学学生杂志《金陵光》中文报中文编辑和中文主笔；开始以“陶知行” 之名发表文章；在校长包文博士（Dr.Bowen）和亨克教授（Prof.Henke）的指导下，同时受詹克教授（Prof.Jenks）《耶稣的社会原则》一书影响，特别是受传教士艾迪博士现场演讲的影响，敬佩耶稣基督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人格精神，成为基督教徒。

1914年，在《金陵光》发表《民国三年之希望》《呜呼某校》《医德》和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出席毕业典礼，宣读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并接受美国纽约大学承认的文科学士文凭；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硕士学位，并担任学生会秘书。

1915年，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斯特雷耶稣教授指导下，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同时修读杜威、克伯屈、孟禄等人教育哲学和教育史等课程，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教育学的信徒。

191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会和“中国教育研究会”年度主席。

1917年，受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哲学博士、原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校友）的鼓动，作回国任教的准备；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离美回国；9月，应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和教员统计等课程；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18年3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1919年，任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月刊的南京高师编辑代表；5月1日，在南京六千人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集会上，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参加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5月10日，与南京各校代表一起，会见英、美两国领事，表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归还青岛的严正立场；5月28日，被聘为南京学生单独成立的学生联合会顾问；5月下旬，在南京高师学监主任兼代理校务陈荣辞职后，暂时代理校务；10月3日，发起成立南京学术演讲会，被推为临时主席，起草阐述该会之旨趣；10月4日，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12月7日，在南京高师教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主张应允许女生进入大学学习，实行男女平等；12月8日，参加南京各界4万余人为“福州惨案”而举行的抗议集会，被推为大会副会长。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同年，任南京安徽公学（原南京市第六中学的前身之一）校长。

1926年，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同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29年，辞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职务；同年12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陶行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陶行知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中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创建的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3年，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

1934年，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1936年5月，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

1936年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洲、美洲、亚洲、非洲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8月，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们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星期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8月，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接见陶行知氏；谈判结束，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为毛泽东飞返延安送行并合影留念。

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推行民主教育；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一面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在三个月内向各界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

陶行知还创造性地发展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教育思想，并根据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分别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所强调的是教育以生活为中心，所反对的是传统教育脱离生活而以书本为中心；整个社会所有人都可以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教学做”是一件事，以“做”为中心，立足于现实生活，陶行知强调“行是知之始”和“在劳力上劳心”。

陶行知倡导学生的“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让他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陶行知提倡做“第一流的教育家”。这种教育家一要敢于探索未发明的真理，不怕辛苦，不怕失败；二要敢人未开化的边疆，未开化的土地和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未尽到的责任。陶行知注重改革教学方法。1919年，陶行知就大胆主张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学生学”。

针对学前教育的“三大弊病”：外国病（幼稚园一切照搬外国的东西，从物质到精神都是外国货）、花钱病（幼稚园一切仰仗于外国，花钱太多在贫困的中国难以普及）、富贵病（幼稚园收费高，只有富家子弟才上得起），陶行知提出幼儿教育应面向大众；1926年，陶行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陶行知说“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建设中国化（适合中国国情）, 省钱化（少花钱多办事）, 平民化（教育为儿童所共享）的幼稚园”。

陶行知创造了教育的“六大解放”“三个需要”和“一大条件”。“六大解放”指要解放儿童的眼睛、头脑、双手、嘴、空间和时间，即彻底地解放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发展其创造能力；“三个需要”分别是：儿童的体力与心理需要充分的营养，才能产生高度的创造力；需要建立下层的良好习惯，以解放上层的性能，才能从事于高级的思虑追求；需要因材施教。“一大条件”即陶行知认为“最能发挥创造力的条件是民主”，民主是解放创造力的根本条件。

陶行知在一生中，亲手创办或经他推动，陆续办起了以生活教育为指导思想的学校。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亲手创办的三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

晓庄师范是培养乡村教师的学校。陶先生提出的目标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本部为“后方”，分布在各个农村的中心小学为前方。学校以中心小学为中心，而中心小学以农村生活为中心。三者结成有机的整体。全体同学分期分批地轮流到各中心小学担任老师，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实行教学做合一。学生一面完成教学任务，一面联系学生家长，与农民广交朋友，成为改造农村的一员。在“后方”的同学，结合教学实际，在老师的辅导下学习系统知识。前方后方联成一气，师生农民休戚与共，亲如家人。农村兵匪为患，师生们组织联村自卫队。农村疾病流行，师生们开展防疫活动……他们还支援城里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1928年8月，晓庄师范改名晓庄学校，此时已有8所中心小学、6所中心幼稚园、3所民众学校、2所民间医院、1所木匠店等。

山海工学团又名山海实验学校。当时正是‘一·二八”抗战以后，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地方，宝山与上海之间的郊区有许多农民子女无钱进学校，陶行知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原则，把工农青少年组织起来，—边劳动一边学习，同时关心国家大事，组织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按照行业办起了如报童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种稻工学团；按照地区办起了晨更工学团、萧场工学团等许多工学团。

育才学校是是按照生活教育理论、重视人才幼苗培育而办起的一所难童学校。在校内推行民主管理，师生互相尊重情同手足，不称老师而称“大哥大姐”。学校分设了类似系科的自然、社会、音乐、绘画、戏剧、舞蹈、文学等7个组。利用当时重庆抗战后方的人才优势，聘请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如音乐家任光、贺绿汀、李凌，戏剧家章泯、水华、舒强、刘厚生，舞蹈家戴爱莲，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诗人艾青、力扬等担任各组领导与教学工作。还有许多知名人土如翦伯赞、田汉、何其芳、许士祺、徐迟、姚雪垠、吴晓邦、盛婕、叶浅予、黎国荃、赵丹、萨空了、陆诒等来校兼课或讲学。各组除有文化基础课作共同必修课与专业理论课外，强调社会实践，根据不同的特点，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队，走向社会，使青少年、儿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从小培育为人民服服务的思想。

　　回国后，陶行知发现要在中国实行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并不容易，于是写文章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他先赞成王阳明的思想，又批评其“先知后行”，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创办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不断剖析旧传统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民众的弊端，他在学校里不断演说自己关于“先行后知”的观点，以致许多调皮的学生称他为“行知吾师”，他也就乐得把自己名字改作“陶行知”。在创办了自然学园、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后，陶行知很快认识到不仅要“从行到知”，更重要的还要“由知到行”，于是提出了“行—知—行”理论。这也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使教育为振兴中华服务。

陶行知一生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曾于民国16年1月4日（1927年）写给徽州同乡一封公开信《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表达了他的愿望，绘就了徽州人文建设蓝图；中华本土家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黄山人，他从来没有上过黄山，但是他于民国15年10月（1926年）在游泰山时写了一首赞美黄山美景的诗《题黄山游记》；在陶行知先生诗歌集里，描写景物的诗歌不多，陶行知对黄山云海情有独钟，在为则由先生所画的《黄山云海探奇图》上题写了《题黄山云海探奇图》，盛赞黄山云海这一天下奇观。

1936年，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陶行知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洲、美洲、亚洲、非洲28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

在担任救国会代表时，陶行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访28个国家，争取广大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为抗日救亡作出重大贡献。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黄潭源村。陶家几代生活贫寒，为了谋生，陶行知的父亲十多岁时，就去休宁县万安镇的酱园坊学生意。后来，酱园坊倒闭，陶行知的父亲在万安难以生活下去，只得与妻子一起回黄潭源村务农。陶行知就出生在这贫穷家庭的最困难时期。

汪纯宜是陶行知的第一任妻子，二十四岁的陶行知和二十岁的汪纯宜喜结良缘。婚后，汪纯宜担负起照顾陶母及持家重任。新婚燕尔正是情到浓时，尽管万般不舍，但她懂得留学机会不容错过，主动鼓励丈夫赴美留学。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学。临别之际，二人执手相看泪眼，陶行知安慰妻子，保重身体，等我归来。汪纯宜叮嘱他，不必挂念家里，一切有我。

陶行知曾有诗相赠：“久别重逢，思携手，离情共诉。羞涩涩，颊红心颤，默无一语。别日相思见时闷；闷来更比相思苦。问何时两个魂灵儿，如鱼水？义中情，何处去？敬离爱，便无据。试把二十四史从头数，哪个圣贤不多情？多情忍把今生负！看天边几个同心人，如我汝？”

吴树琴是陶行知的第二任妻子。新婚前夜，酷爱作诗作词的陶行知和吴树琴对词，一人一句，合撰了一份结婚通告书：

前世有缘，无法奈何。我也爱他，他也爱我。教学相长，如切如磋。好来好往，朝朝暮暮。万里长征，好事多磨。苦中有甜，彼唱此和。国难当头，理宜节约。替代钻戒，丹心一颗。不要媒公，不要媒婆。两相情愿，终身合作。主不请客，客不恭贺。敬告亲友，大家呵呵。

在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的主持下，陶行知和吴树琴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礼上没有张灯结彩，没有披红挂绿，也没有磕头拜天地，只有育才学校百余名师生和前来贺喜的乡民们的热情祝福。陶行知工作极其繁忙，除了兴办学校，还在为抗战奔走呼告，发表演讲，所以和吴树琴聚少离多。但是吴树琴却始终能够理解丈夫，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陶行知的鼓励，使吴树琴得以成为新时代优秀女性；而陶行知也在妻子那里获得慰藉与支持。他们相濡以沫，成就了彼此。

陶行知当小学校长时，有一天看到一个学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同学，当即上前叫停，并让他放学时到校长室里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这个学生已经等在门口了。可一见面，陶行知却掏出一块糖送给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了这里，而我却迟到了。学生有些诧异地接过糖。随之，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放到他手里，说：这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喊停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给你。那个同学更诧异了。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塞到他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有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那个同学感动极了，他流着泪后悔地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他们毕竟是我的同学啊！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某年七月盛夏，陶行知应邀来到江苏南通，为一所小学的全体学生讲“创造教育”。望着孩子们稚气可爱的脸，陶行知想起了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们。他把话题一转，向大家推广小先生制。他念着一首歌谣式的诗：“不做工，要吃饭，什么人？王八蛋。要吃饭，不读书，什么人？老母猪。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不是人。教死书，不反帝，什么人？放狗屁。”他的诗通俗有趣。全场学生都被逗乐了。有一个八岁的孩子站起来认真地说：“陶先生，‘什么人？不是人。’可不大好。桌子不是人，椅子也不是人，鸡鸭狗猫不是人。‘不是人’还有点骂人的味道。”“真的，你说的很对。我是随口念的，没有认真想过。‘不是人’的确像骂人。你给我改一改怎么样？”陶行知诚恳地说。小孩子不知道陶行知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歪着脑袋仔细想着：“有了，改成‘木头人’怎么样？‘木头人’很多人见过，也不是骂人的话。”陶行知拍案叫好：“好，改得好。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木头人。”他将诗抄录在一张纸上，下面特意写上：“近来，我曾作一分钟歌谣式演讲小试验，这里面的一段原文末句为‘不是人’，南通刘宝璠小先生代我改为‘木头人’，我又多了一位小老师了”。

午后，一群小孩子在田间小路上奔跑，追逐一只蜻蜓。翠贞扑上去捉住了它，几个孩子抢着要，又吵又笑，闹成一团。陶行知恰好从村子里面走出来，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孩子们看见了他，齐声欢叫：“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慈爱地抚着翠贞的小辫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蜻蜓吃什么吗？”翠贞想了一下，回答道：“吃虫子。”“喝露水。”另一个女孩说。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吃草、吃树叶、吃泥土！”陶先生拉着孩子们坐在田埂上说：“还是翠贞说得对。蜻蜓吃虫子，苍蝇、蚊子它都吃。你们说蜻蜓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翠贞信服地点点头。陶行知从她的手里取来蜻蜓，高高地举起，问道：“蜻蜓的尾巴有什么用，谁知道？”“蜻蜓用尾巴在河里点水。”“尾巴是指方向的。”陶行知将蜻蜓小心地翻过去，指着它的尾巴说：“你们看，它的尾巴是一节一节的，又细又长。它用尾巴保持平衡，调整方向的。在它饿极了的时候，会将自己的尾巴吃去一截，不过，以后又会长出来……”孩子们入神地听着。陶行知将蜻蜓举在眼前，用商量的口吻说：“蜻蜓吃的都是害虫，它是人类的朋友，放了它，让它为我们消灭蚊蝇，好不好？”说着把蜻蜓还给翠贞。孩子们纷纷说：“放了它，放了它。”翠贞张开小手掌将蜻蜓放飞了。陶行知由此想到许多学校的生物课，都是将活物弄死，做成标本。他积极倡导：“生物课不要变成死物课，不要变成‘僵尸陈列所’，更不要在无意中培养孩子们残忍的天性。”他主张把孩子们带到大自然中。要认识青蛙，可以到河边去观察；要认识小鸟，可以到树林里去。这样，才能观察到真正的生物，孩子们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又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人民网评）

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中山网评）

陶行知学识渊博，勇于实践，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各个时期的革命教育工作，百折不挠，“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在教育理论及实践经验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才华横溢，善于用工农大众易懂的诗歌形式和语言，抒发劳动人民的心声，表达自己的思想，世称大众诗人。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棵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革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民主同盟黑龙江省委员会评）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评）

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周恩来评）

陶行知纪念馆始建于1951年晓庄师范复校时，附设于晓庄师范校园内，馆内收藏保存陶的一批照片、手稿、遗著和遗物。1980年3月，该馆经整理后重新开放，共展出照片120幅，遗物、遗著200多件。1985年，纪念馆展览室扩建，陈列面积400多平方米，充实了展品内容，展出照片429幅，实物319件。为了进一步弘扬行知精神，继承并发扬行知教育思想，1993年，纪念馆从校内迁出，在劳山脚下建造了新馆，新馆占地面积达800平方米。屋顶为水泥浇制，仿茅草顶，显得古朴端庄。门楼高达25米，大门上方挂有张劲夫题写的“犁宫”和陆定一题写的“陶行知纪馆”两块铜匾。门厅内有一尊陶行知全身铜像，背景是毛泽东题写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3个金色大字。馆内有两个展厅，展出内容分为八个部分：青少年时期，提倡教育改造时期，乡村教育时期，普及教育时期，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全面教育时期，民主教育时期，纪念陶行知、学习陶行知。展厅共展出了近400幅珍贵图片，200多件陶行知的遗著、遗物、遗稿等，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陶行知的一生。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初建于1986年10月18日，2002年迁建于大场南部的大华行知公园内，由一组兼具徽式和苏式特色的建筑组成。纪念馆环境秀美优雅，内有山海塘、行知堂、展览厅和学生互动体验区。修竹茂林环绕的东门外，有一组以《教人求真》为名的“小先生”群像雕塑：陶行知身着长衫，手握课本，亲切地关注着教农友读书识字的“小先生”们；东门内，迎面立着手持书卷的陶行知汉白玉雕像，背景墙上镌刻着陶行知手书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门前碑廊内有毛泽东、宋庆龄等领袖的题词碑刻，繁茂紫藤攀援缠绕着碑刻，曲廊连接着东门与展览厅大门。荷塘、水榭、曲桥、曲廊、馆舍楼阁，既有徽州民居的古老质朴风貌，又有苏州园林的玲珑精美韵致。

陶行知纪念馆位于歙县中和老街。1984年由崇一学堂（陶行知少年就读处）旧址改建，陶行知少年时曾在此读书。馆名乃初建时，由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纪念馆由瞻仰厅、放像厅、书画厅和5个大展厅组成。

为庆祝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建校80周年，纪念陶行知先生为实现教育救国而创办育才的初心和理想，弘扬独具特色的“行知文化”，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在九龙坡区的支持下，修建了陶行知纪念馆，传承陶老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历经一年多的前期筹备，半年多的工期建设，2019年12月31日，正值育才中学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之际，陶行知纪念馆正式开馆。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是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所普通高等职业院校，2009年正式建院。1928年陶行知先生亲自指导创办的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是学校的重要办学渊源。为传承、研究与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校以原湘湖师范陶行知纪念馆馆藏为基础，投资2000多万元在高桥新校区兴建了杭州陶行知研究馆（以下简称陶研馆）。2011年6月8日，陶研馆正式开馆，和上海、南京、安徽、重庆陶行知纪念馆并列为全国五大陶馆，同时又是全国第一座较大规模的以学习陶行知为主题的集展示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