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强，博士，1951 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苴镇街，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地层古生物专业，联邦德国洪堡学者。

季强，男，博士，1951年10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苴镇街，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地层古生物专业。

现为河北地质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常州中华恐龙园终身馆长。

第一届总理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青年科学家，国家“百千万跨世纪人才”入选者，第八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层与古生物中心常务副主任，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目前主要承担国家科学技术部 “白垩纪地球表层系统重大地质事件与温室气候变化” 973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晚中生代生物群序列和海、陆相地层对比研究”和“中国不同相区泥盆－石炭系界线标准的建立与立典剖面研究”等项目。

自1995 年以来，季强先后负责和参加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地质调查局、美国国家地理基金会等科研项目；首次发现以中华龙鸟为代表的长羽毛恐龙和原始鸟类化石，证明鸟类是由小型肉食性恐龙演化而来，基本解决了国际科学界140 多年未能解决的鸟类起源问题；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有胎盘类和有袋类哺乳动物化石——攀援始祖兽、中华侏罗兽、沙氏中国袋兽等，提出真兽类“东亚地区起源中心”的假说；发现了中华古果、始花古果等原始被子植物化石，推动了国际被子植物起源研究。2017 年，季强被河北地质大学聘为终身特聘教授、地层学与古生物学首席科学家，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龙人的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已引起国际科学家的极大关注。

季强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200 余篇， 其中在Nature、Science、Cell 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 余篇，出版专著7 部；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2 项、三等奖2 项，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 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 项，北京市科技成果奖二等奖1 项。

季强刻苦钻研，学风严谨，洞察力敏锐，创新意识强，作风干练潇洒，不拘泥于学派与门户之见，敢于讲真话，被同行称为中国的“龙鸟之父”、“二代龙王”、“东方之子”、“龙人骄子” 和“跨界学者”。

季强近几年一直是一个热点人物，也一直是个争议人物。1996年，他在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期间，发现了恐龙与鸟的过渡时期产物“中华龙鸟”。这个身上有羽毛的恐龙的发现立刻引发了一场古生物界关于“是龙是鸟”的学术争论。人们发现，原本是一个非常专业与深奥的古生物问题，由于有了季强的介入从而变得人尽皆知了。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在1997年、1998年、1999年、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几年发现了原始祖鸟、尾羽鸟、金氏热河兽、 奔龙、吉祥鸟等，并在世界著名期刊《自然》、《科学》等发表。在2001年全球重要科学发现100强评选中，季强等人研究的全身披覆羽毛的奔龙化石位列第19名，被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季强是校友们的骄傲，提起他的才思敏捷、表达精确，校友们说，那是南大的特色。参加季强的新闻发布会，或者采访他本人，是一种享受，他能把原本深奥复杂的古生物问题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娓娓道来。他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幅画，那是侏罗纪的恐龙世界，进得门去，室内除了最简单的一桌、一椅、一书柜以外就是大大小小的化石了。有时，季强会在对你津津乐道一块他得意的化石后对你说：“嘘，还在保密！”有时还不无得意地说：“等着瞧，半年以后还会有一棵重型炸弹。”他说的重型炸弹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古生物发现的发表，在我看来季强似乎是上了在《自然》、《科学》发表文章的瘾，一年半载不发表篇文章就难受。

说季强是个争议人物不光是因为他的成果经常会引发轰动与争议，还有他的行为方式，作为一个留洋的的博士后，一个国内外都著名的学者，他出人意料的随和。工作之余，他会跟一帮哥们儿去喝酒，但不论晚上喝了多少，天一亮他又利利索索地出现了，绝不耽误事。不喝酒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他拎着饭盆去食堂打饭，回办公室的路上就开始边走边吃。

发现了恐龙起飞奥秘的季强，也使中国的古生物研究进入了国际同行的视野，但他自己的家庭经济收入还没起飞，除了得去只吃食堂吃3、4元钱的大锅饭外还得骑自行车回家。可他却说，我给自己留了后路，退休后我要回自己的老家常州，因为他是著名的常州恐龙博物馆终身馆长。这是季强那本不出产恐龙的故乡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他而给他的最高荣誉。

以中国地质科学院季强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小组，不久前在河北丰宁晚中生代的地层中首次发现了世界上最原始的鸟类化石，研究人员已经将其正式命名为华美金凤鸟。有关这一新发现的初步研究成果已发表的《地质通报》上，它标志着我国鸟类起源研究再次获得了重大进展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季强等人根据205个特征对华美金凤鸟进行了支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华美金凤鸟处于初鸟类谱系树的基部，比始祖鸟略微原始，与后者为姊妹群关系。奔龙、窃蛋龙等兽脚类恐龙是金凤鸟和始祖鸟的外类群，它们又是中华神州鸟等原始鸟类的外类群，这说明华美金凤鸟处在恐龙向鸟类演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现的最原始的初鸟类。

1996年对于季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得到组织上的重用，来到中国地质博物馆当了馆长。同时他开始关注辽西这块被国际古生物界看好的地方。就在那年的8月12日，一块来自辽西四合屯的化石标本辗转到了季强手中。这块化石上的动物体态很小，但形似恐龙，嘴上有粗壮锐利的牙齿，尾椎特别长，有50多节尾椎骨，后肢长而粗壮。而最引人之处是它从头部到尾部都披覆着像羽毛的皮肤衍生物，这种奇特的像羽毛一样的物质长约0.8厘米。

季强在显微镜下对化石进行了仔细观察研究，他发现那些纤维状的皮肤衍生物是一簇簇的，只有一个根。他认为这一特征与羽毛的关系很密切。同年，季强和他的同事联名在《中国地质》上发表文章，介绍对这一化石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有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在动物世界中，只有鸟才长有羽毛。”7年以后对于这一观点，季强坦率地说：“这种认识是很有限的。”在文中季强他们使用了“原始羽毛”这个概念以区别“现代羽毛”。第二，他们给这一动物命名为中华龙鸟，拉丁文名字为“中国长羽毛的恐龙”，认识到它是一个过渡性动物。因此，命名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国人发现的；二是过渡性的；三是支持鸟是由恐龙变来的这一假说。

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平地起惊雷，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古生物界的一片混乱。争论的焦点是：那些皮肤衍生物是毛发还是羽毛。如果是毛，则这一发现与恐龙变成鸟没有一点关系。

在此之后不久的1996年10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载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丕基研究员在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第56届年会上公布了一只同样产于四合屯的“带羽毛的恐龙”的照片，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后经考证核实，季强和陈丕基所持化石都来自辽宁北票四合屯。化石均产于一层2－7米厚的含火山灰的湖泊沉积的页岩中，整个地层位于一大套厚厚的在地质学中称为热河群义县组的地层下部。两块化石是同一动物的个体。它是被四合屯的一位农民挖掘出来的，从化石的中间沿着岩层的层理分成了两块。

1996年11月，加拿大著名恐龙专家菲利浦来华，提出要到中国地质博物馆看中华龙鸟化石。季强同意了。

菲利浦是见到中华龙鸟的第一位外国人。看后，他提出了两个观点：一，这是一个小型的食肉恐龙。二，化石上的皮肤衍生物是原始羽毛。菲利浦回国以后在公开场合做了几次报告一直强调这两个观点。

中国发现长羽毛的恐龙在西方轰动了。费城自然科学院想彻底搞清这件事，他们打算组织一个专家组在1997年春来中国访问并准备拿出100万美元来研究。但这件事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搁置。

中华龙鸟在西方轰动的同时，在国内也引起很大争议，古生物界不少人对此事众说纷纭。除学术刊物以外，国内一些媒体也刊载文章对中华龙鸟的身份和羽毛表示质疑。

1997年4月费城科学院派了5个世界顶尖级恐龙学家组成一个叫“梦之队”的考察队来到中国。他们中有德国搞始祖鸟研究的、支持鸟类槽齿类起源假说的，还有专门研究羽毛的。季强先带他们考察了中华龙鸟的出土现场，后带他们到地质博物馆看了那块化石标本。季强对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并希望能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前一天晚上，几个专家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新闻稿都没有拿出来。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五位科学家就以下问题得出共识：一，中华龙鸟身上的皮肤衍生物可能是一种原始羽毛或类似的东西，但与现代鸟的羽毛区别很大；二，从结构上说，中华龙鸟是一种小型的食肉性恐龙；三，出产中华龙鸟的辽西是一个巨大的化石宝库。季强把五位专家的考察意见口头翻译给了中国新闻界。

“梦之队”回到费城又就中华龙鸟的发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季强正为了另一件他最关心也是现在他最为自豪的事———筹建常州恐龙博物馆而在美国考察。在纽约遇到了美国古生物学家马克·诺瑞尔。他对季强说，“梦之队”的人正在找你，他们要开新闻发布会，请你做特邀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奥斯特隆说：“我不仅考察了野外，还看了两块标本，我同意季强的观点，它是一种长羽毛的小型食肉性恐龙。这是本世纪的重大科学发现之一。”第二个发言的是拉瑞·马丁，他说：“我仔细地看了这块标本，那根本不是羽毛，对研究羽毛和鸟没有任何价值。我认为是类似海蛇的皮下胶原纤维结构。”国内有关媒体则突出报道了反对派马丁的观点。

“辽宁古盗鸟”作为古生物研究史上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件,不仅在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当中,甚至在普通大众当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过程，也许能帮助读者了解事件的真相。

这一故事开始于1999年2月初，当时犹他布兰丁恐龙博物馆馆长斯蒂芬·赛克斯在位于图桑的世界最大的化石市场，买下了他认为非常具有科学价值的一块化石，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古盗鸟标本。赛克斯是一位狂热的恐龙爱好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他曾经写过一些有关恐龙的科普书籍和学术文章，但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古生物学训练。他后来承认，当时他丝毫没有怀疑标本的真实性。在买下化石一个星期后，赛克斯夫妇请求著名的加拿大科学家、皇家特瑞尔古生物博物馆的菲利普·居里合作撰写一篇论文。居里是世界上研究兽脚类恐龙方面最有经验的专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听说后表示有兴趣介入研究。由于居里经常向美国《国家地理》提供古生物方面的咨询，所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该杂志的艺术编辑斯隆。斯隆认为《国家地理》也许可以写一篇关于这件化石的报道。不过居里和斯隆知道中国的法律不允许走私脊椎动物化石，作为知名学者和著名杂志，他们不想卷入对走私化石的研究和发布这一有损形象的事件中，但如果化石能够回归中国，那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因此他们试图说服赛克斯夫妇在完成化石的研究后把标本归还中国。我首次听说这件标本是在1999年4月。当时斯隆一行正在访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在交谈中，他们提到有一块“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走私到美国，现被一地方博物馆收藏。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愿意协助将标本归还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化石走私非常猖獗，对我国的古生物学事业是巨大的损失，现在有人愿意归还走私标本，当然是一件好事，因此古脊椎所的领导同意和对方接触，商讨如何将标本早日归还中国。在居里和斯隆的努力说服下，赛克斯夫妇终于同意把标本归还中国。斯隆在信中写道：“首先我高兴地通告你们，标本的拥有者愿意归还标本，但他们为标本花费了8万美元，希望得到补偿。国家地理学会愿以某种形式补偿他们的投入。其次，他们还希望贵方能够做些什么来作为对归还化石的友好表示，比如提供一些中国化石的模型以加强犹他博物馆的展示。他们还希望标本能够在美国借展5年。他们强调研究必须在美国完成，不过欢迎中国科学家参加研究。”

尽管条件较为苛刻，古脊椎所考虑到标本的重要性以及它一旦回归中国后对制止化石走私产生的积极影响，古脊椎所如此答复：“如果标本能在研究后归还中国，我们可以考虑接受部分条件。”并答应将保持和犹他恐龙博物馆的学术交流。居里建议古脊椎所派我参加古盗鸟标本的研究，所长邱铸鼎进一步提议我去美国3到5个月，帮助研究古盗鸟标本，并完成科研论文。由于国内工作繁忙，计划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因此在参与研究过程中一直未能亲眼观察到标本。早在3月6日，居里就飞往布兰丁看过古盗鸟标本。居里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意识到这里有点问题，因为在身体和尾巴之间没有关联，而且两条腿显然是正副模。”然而赛克斯夫妇说居里当时只提到古盗鸟的一只脚，并没有涉及尾巴。尽管如此，居里并没有把他的担心告诉斯隆。他后来解释说，他以为赛克斯夫妇会这么做。但赛克斯夫妇说，没有理由担心标本会有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告诉斯隆。本来按照《国家地理》杂志的审稿程序，编辑会向专家详细咨询有关问题，不过这一次有像居里这样的著名专家参与，编辑尽管也让一些专家审阅了稿件，但似乎没有往常那样细心。后来负责科学内容准确性的编辑凯瑟·马霍回忆说，当时认为绝不会有什么问题，国为是居里在负责，没有理由不想念他。现在居里承认自己失责，他说：“我绝对应该自己警告《国家地理》，而不是依赖别人。”8月2日，居里和赛克斯夫妇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进行了短暂的会面。该校教授蒂莫西·娄和同事对古盗鸟化石进行了100小时以上的CT扫描。娄同意只收10000元的扫描费用。作为回报，居里和赛克斯同意他作为研究论文的另外一个作者。实际上在居里到来之前，娄和赛克斯就一起讨论了扫描结果。娄后来说，扫描结果表明，化石总共由88个岩块组成，有些裂缝似乎是人为拼接在一起的，尾巴并非自然地连接到身体上，他告诉赛克斯夫妇，这件标本有可能是假造的。但居里却记得当他到达的时候，赛克斯夫妇和娄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认为身体和尾巴确属同一动物。后来娄和居里告诉记者，当时他们确实对化石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但屈从了赛克斯夫妇的压力。

9月初，特瑞尔博物馆的恺文·奥兰伯克化石技师前去布丁修理古盗鸟标本。在返回的飞机上，他写了一个详细的备忘录，并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正在戈壁考察的居里：古盗鸟标本至少是由3件，甚至可能是5件标本组合起来的。但当时他不知道这些碎片是否来自同一动物或者多个动物。遗憾的是，《国家地理》没有及时了解到有关古盗鸟标本的争议。在华盛顿，斯隆想知道的只是古盗鸟是否会飞，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国家地理》决定把古盗鸟作为11月刊登的《霸王龙长羽毛了吗？》一文的题头部分。大约在8月13日，在修改了近20遍后，由赛克斯、居里、娄和徐星共同署名的论文被寄往伦敦《自然》杂志编辑部。在论文准备过程中，我曾几次收到草稿。虽然我针对稿件提出了十几条修改意见，但由于没有亲眼观察过标本，所以对文章的贡献很小，被安排为第四作者。就在文章寄往《自然》的时候，我收到了编辑亨利·吉传抄来的电子邮件，他说《自然》不会考虑论文的发表。后来他对《今日美国》解释说，原因在于没有中国研究单位的标本编号。本来赛克斯夫妇同意归还标本，而且我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文章的撰写，应该给古盗鸟标本编上我所的标本编号，但考虑到有关归还的一些技术问题尚未解决，如尚未签署正式协议等，还是暂时不给标本编号为好，否则就有可能将一件有古脊椎所编号的标本流失国外。后来论文改投《科学》杂志又被拒绝了。居里和赛克斯继续向斯隆和《国家地理》杂志的主编比尔·艾伦保证：科研论文将会在《国家地理》杂志的科普文章之前发表。然而到9月19日，载有古盗鸟文章的11月斯的《国家地理》杂志已经送往印刷厂，而相关的科研文章尚未被任何科学刊物接受。

10月份我来到华盛顿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总部，随后前往布兰丁恐龙博物馆匆忙停留了两天。我在博物馆的一个工作室中第一次观察了古盗鸟标本。当时我向赛克斯指出标本的尾巴部分是背向保存而身体部分则是腹向保存，表明标本被拼接过。赛克斯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正像所有看过标本的人一样，我们同意虽然标本被拼接过，但根据化石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化石骨骼的特点和岩性，还无法找到这一标本是由不同动物拼接而成的证据（发现化石是拼接而成的，与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化石是由不同动物拼凑而成的，两者在科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赛克斯还告诉我，他还邀请加拿大的一个实验室做了岩性分析，并向我出示了有关照片和一些CT扫描的照片。所有这些证据都倾向于支持古盗鸟标本属于同一动物个体的观点。后来居里告诉记者，他也是由于这些原因才认为古盗鸟标本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古生物学家判定标本是否属于同一个体的常用标准。10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居里和赛克斯介绍了古盗鸟的科学意义，我介绍了中国龙鸟和北票龙的发现。在会议上，我代表古脊椎所与赛克斯先生签署了正式协议，表明古盗鸟标本将回归中国。10月底，我参加了在丹佛召开的北美古脊椎动物学年会并做了“中国带羽毛恐龙”的学术报告。会上我遇见了娄和亨利·吉，我们一起讨论了古盗鸟问题。吉同意《自然》破例重新考虑古盗鸟论文的发表，但前提是必须用我所的标本编号，由我来撰写解剖方面的内容，娄负责CT扫描的结论，因为吉对上一稿的质量很不满意。我们一致认为，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尚无古盗鸟标本是由不同动物拼接的证据，但是在论文中也必须指出身体和尾巴之间存在非自然裂缝，这的确是个问题。

然而，一件非常凑巧的事情发生了。1999年12月，我和同事们在研究另外一件采自辽宁的兽脚类恐龙标本时发现，这件标本的尾巴恰恰是古盗鸟标本上拼上去的尾巴的正模，因此有充足的科学证据表明，“辽宁古盗鸟”是一个由不同动物骨骼拼凑起来的人为“物种”。我们随即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这一消息震惊了包括《国家地理》主编在内的所有人。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国家地理学会于2000年1月宣布了这一消息，随即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包括NBC、《今日美国》、《自然》和《科学》等著名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国家地理》杂志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0年第3期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了我写给《国家地理》杂志编辑的一封短信：“在观察了一件私人收藏的新的驰龙标本，并且把它和‘古盗鸟’化石进行比较之后，我肯定‘古盗鸟’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动物。这两件标本的尾部一模一样，但新标本的其他部分和‘古盗鸟’很不相同，实际上新标本和中国鸟龙更为相像。尽管我不愿相信这一现实，但‘古盗鸟’在确实是由一条驰龙的尾部和一只鸟的身体拼凑在一起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辽宁古盗鸟”标本至少是由两种不同的动物拼凑而成的。它的头部和身体部分代表一种全新的中生代鸟类，初步观察表明，这种鸟类比大多数同时代鸟类要进步，具有更强的飞行能力，对于研究原始鸟类向进步鸟类的演化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辽宁古盗鸟”是一件假标本，但标本的不同部分分别包含着重要的科研信息，它依然是一件重要的标本，只不过现在蕴含的科学意义和人们最初所期望的不同。

为了彻底澄清有关疑问，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邀请笔者于2000年4月携带新的驰龙标本前去华盛顿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总部，接受一个由5名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的最终确认。4月4日，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苏斯博士领导的这一小组一致认为，笔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即“辽宁古盗鸟”确实是由不同动物拼凑的。随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对外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也正是在这一天，我代表古脊椎所和赛克斯签署了另外一份协议，写明古盗鸟将在2000年5月无偿归还中国。2000年5月28日，“辽宁古盗鸟”标本终于回到了中国，并保存在古脊椎所标本馆中，这是外国博物馆或者个人第一次无偿归还的从中国流失到国外的具有重要科研究价值的古脊椎动物标本。从科学的角度上讲，尽管“辽宁古盗鸟”是一件“假标本”，但是这一标本的不同部分分别包含着重要的科研信息，它依然是一件重要的标本，只不过它现在蕴含的科学意义和人们最初的期望值有所不同。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美科学家将对这一标本的真正科学意义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管怎么样，值得庆幸的是，“古盗鸟”化石的真伪得到了确认，科学发现和研究上的一次错误得了纠正，同时也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科学悲剧的发生。“辽宁古盗鸟”化石回归了它的祖国，将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长存于世。

以河北地质大学特聘教授季强博士为首席科学家的国际古人类研究团队于2021年6月26日在《The Innovation》杂志上刊登封面文章，发布中国东北哈尔滨市发现的中更新世古人类头骨化石重大研究成果，该成果利用CT扫描、测年、支序分析方法和超算系统等非常先进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科学分析，发现多条证据证明头骨可能出自“中更新世”晚期的湖相地层，其年龄可能大于14.6万年，小于30.9万年。同时，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智人和“龙人”所属的古人类支系都是单系类群，“龙人”支系与智人是姊妹群有着最近共同祖先,并正式将该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人属的一个新人种：龙人（Homo longi sp.nov.）。研究成果发布后引起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新华社、BBC、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经济学家》等全球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南方人物周刊》、香港《大公报》等做了封面或整版宣传。“龙人”研究成果为研究智人起源和人类演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刷新了对人类起源和演进历史的已有认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和国外重要媒体对此重大研究成果予以广泛报道，称这一研究成果是“2021年震惊世界的十大科技成果”“人类史前最有突破性的六大发现”“2021年科技界五项重大事件”“2021年九项重大科学事件”，并入选“中国古生物学2021年度十大进展”。

2022年12月，由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江苏省地质学会特聘专家、河北地质大学特聘教授季强领衔研究的龙人研究成果入编德国塔森出版社新书《科学图解》。书中，他就龙人(Homolongi)发现的科学意义、国际影响及研究现状等问题进行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