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化楼位于北京东城区(原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南侧，1960年5月竣工，是当时公社化大楼的三大代表之一（西城福绥境大楼、东城北官厅大楼和广渠门内大街的安化楼），是“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有着北京最早的“社区会所”，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9层）。除了一楼，二至八层每层正对电梯间的位置，当年是每层居民的活动室和服务部。每到周末，九楼的活动大厅还会举行乒乓球比赛或者舞会。

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动工，安化楼是其中之一。如今它老了：墙皮斑驳，窗户破碎，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30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

坐在位于北京西南二环外的家中，已经85岁的金诚精神状态并不好。他得过脑溢血，说一段话后便要大喘几口气，但他依然清晰地记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熬夜讨论是经常的事”。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虽然已经很少有年轻人，特别是外地的年轻人知道这栋楼的历史，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其在北京居民楼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称之为公社化顶级生活居住区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