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詹宁斯生于苏格兰，他的工作始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深度报道组，报道风格深受1920年代兴起于美国新闻界的“淘粪精神”影响——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钻研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编辑记者。

“淘粪精神”成为欧美新闻界的一种职业传统。 43年的调查记者生涯中，詹宁斯从没令一个信息源暴露身份，尽管他的电话经常被窃听，本人被跟踪更是家常便饭，可是他总有办法隐藏自己的行踪。在写作中他也自创了一套春秋笔法，令更多利益集团内部的普通人愿意站出来配合——这点从詹宁斯手头厚厚一打国际足联财务报表就可以看出。

40岁的时候，詹宁斯把目光转向体育界，原因，正如他在上个月出版的中文版(英文版2006年就已出版)《FIFA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和球票丑闻》的自序里所写：“体育属于人民。他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是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社会黏合剂。就像政府机构和警察中的腐败关系着公众利益那样，当坏人控制了属于人民的体育，并用它谋取私利之时，事情就变得严重了。”

在詹宁斯看来，如果体育界是一条腐烂的大鱼，那么最先发臭的就是它的头——奥林匹克运动会。

于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成了他调查的目标。他之后写的两本书《五环贵族》以及《新五环贵族》均对奥委会的腐败有一定程度的指责和质疑，并披露了前主席萨马兰奇鲜为人知的纳粹背景。1998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奥运会丑闻的时候曾邀请他前往华盛顿作证。

过去10年间，詹宁斯把精力投入到了对国际足联的调查当中。

2006年他写出了 。从1998年一笔由ISL(全称为国际运动和休闲公司)寄错地址(竟寄到了国际足联总部)、价值100万瑞士法郎的行贿开始，国际足联的腐败大幕被缓缓拉开。

一个个如今或曾经叱咤风云的国际足坛大佬相继浮出水面，随着掌控阿迪达斯公司的达斯勒家族势力在体育界无孔不入的渗透，资本和权力在足球日益商业化的大环境下，一起上演了一出巧取豪夺的双人舞。

国际足联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机构。尽管他们掌控的是世界上最热门的运动，可是由于总部设在瑞士，因此内部高官的工资数额从不公开。多年来主席职位的竞选过程也不存在任何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更为奇怪的是欧洲大部分记者很少质疑这一切，直到有个堂吉诃德出现。

这本书一经出版，布拉特颜面扫地，国际足联无法取得瑞士法庭有利判决，最终只能决定在组织内禁止流传此书。谁知越禁越流行，目前此书已经成为国际足联员工的必读书。国际足联和布拉特曾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起诉詹宁斯，然而最后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一些细节出入外，法庭认为被告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起诉也就只能以国际足联的败诉告终。

安德鲁·詹宁斯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追击坏蛋。可惜他并不是身披斗篷,黑夜出现在街头,手持高科技武器,使用超能力打击罪犯的超级英雄。他只有手中的笔和话筒,再加上43年的穷追猛打。

“坏蛋”们一开始包括1980年代苏格兰场的高级警官们。在那个年代,他们跟伦敦的黑帮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詹宁斯用镜头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可是英国广播公司迫于警方的压力,并没有播出这部纪录片。詹宁斯愤然辞职。

接着他开始为欧洲最大的独立制片公司格兰纳达工作,调查并揭露了英国政府与伊朗的秘密关系。1993年,他跟随深入车臣的第一个西方摄制组,调查了当地自由战士的生存状况。随后他又来到意大利的帕勒莫,跟贩卖成吨海洛因到英国的黑帮分子面对面交谈。

此外他还关心叙利亚在贝鲁特的驻军、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以及美国犹他州一个住在简陋拖车里、拥有5个年轻新娘的多妻主义者。

他认为互联网并不能代替传统新闻报道,他一直坚信每个城市和乡村紧闭的门后都有动人的故事,好的报道从不来自总统和新闻通稿,它来自于每一个普通人,记者要做的只是敲开这一扇扇门,博得信任并让里面的人开口说话。

2006年，詹宁斯被英国球迷评为年度最佳体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