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分两编，共九章，另含导言及附录两篇。导言从社会史和文学史两个角度论述宋代家族与文学的有关问题，揭示研究意义，概括各章要点，交代前期研究成果，指出研究方法，并界定所使用的主要概念。
第一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宋代文学家族及其特征；二是宋代文学家族的教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三是宋代家族文学的传承与变异。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从时空两个方面探讨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的研究。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是从宋代对文学家族发展影响巨大的两种社会现象（社会层面上是科举、政治层面上是党争）来考察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的状态生成。第六章至第九章均以个案为中心，意在深入具体地探讨影响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的相关细节。
附录两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虽非纯粹的文学家族，但所讨论的问题对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家族与地域风习之关系——以宋代
宗泽及其家族为中心”一篇，意在以宋代宗泽家族与义乌风习的关系为中心，探讨文化望族与地域风习的相互影响，地域风习的形成受着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双重影响。“上虞刘氏及其家谱文献”一篇，意在通过对《上虞刘氏宗谱》的分析，探讨作为家族外部特征之一的家谱对研究家族史和保存家族乃至前代文献的重要作用。
该书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制度，在宋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即由魏晋隋唐的门阀家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宋代以降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家族制度，奠定了近世家族组织的雏形，它对宋代社会及其文化产生了多元的影响。就家族本身而言，从此门第和阀阅不再是衡量一个宋代家族的基本标准，人们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地位不再世袭，这种变化促使宋人意识到：几乎每个家族都可以通过在某个领域自我奋斗或群体奋斗而成为新的世家大族。这使宋代文学家族表现出多起于寒族、数量多、变化快的特点，除此之外，它们还具有集中分布于文化发达地域；注重本地文学名家的典范效应；当家族政治、经济实力下降时，可以依靠文学维持一定家族声誉的特点。宋代出现了大量由文学家族成员撰写的家训、家范、童蒙读物以及其他训示后代的诗文，其内容集中在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两方面，对宋代文人、文学有较大影响：其道德教育，使宋代文人立身处世多以气节为先、以礼仪为重，整体上表现出良好的人格素质；其文化教育注重图书积累和嗜学博学风气的培养，为宋代文学铺设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也使宋代文人思想融通，在创作中带有旷达超然之风；他们注意家族内部文学意识和传统的培养，使血缘亲情的表达与文学创作的训练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文学家族的顺利传承。家族文学创作具有相似性和变异性，其相似性表现在对先人文风的接受和认同、文学价值判断时常引用家族先人为参照等；其变异性表现在自然禀性和后天经历的差异以及家族成员通过社会活动拓展自身文学能力的需要，文学观念的自由开放也促进了文学变异的增长；不同家族文学中都表现出敬宗和亲情意识：敬宗主题通过对祖先功德的追忆和缅怀，增加家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但也带来了恐坠家声的忧患意识；宋人重伦理之爱，故写亲情的名篇多过前代，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彩。
张剑，男，1971年5月生，河南遂平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7月起，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2005年5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曾任编审、副主任、副主编；2018年10月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制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