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书》是王旭烽创作的纪实文学，首次出版于2009年3月。

《家国书》以时代剧变、风云际会的中华民族近、现代百年历史为背景，以人才辈出的马、沙、翁、沈四大家族人物为对象，描绘了四大家族儿女在伴随共和国成长的历史进程中演绎的各自的人生篇章，反映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伟大历程和巨大成就。

放声高唱英雄主义时代主旋律

《家国书》所写的四个家族，都是出生在宁波市鄞州区的杰出人士。他们是：享誉20世纪中国教育界，在人文科学成就卓著的“一门五马”的马家；以翁文灏为代表，在自然科学多个领域创造了很多第一的石塘村的翁家；有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坚定信仰的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和沙季同兄弟，他们在革命斗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是战士、壮士和烈士；由一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崛起的民营企业家组成的沈氏家族。虽然在文化水平、专业领域、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却不能掩盖他们形成的发愤图强、拼搏创造的昂扬斗志，和共同拥有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生命征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恣肆汪洋、瑰丽壮阔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书中高昂的英雄主义的思想基调、慨当而慷的崇高精神，就成为全书高亢昂扬的审美情调。

在四个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虽然他们个人的理想各有所别，实际的境遇也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能自觉地把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兴旺发达和百姓的富裕幸福，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起来。《家国书》中不但详实地记载了沙氏满门忠烈的革命事迹，还有卓兰芳、杨眉山、王鲲、胡焦琴、董子兴、王小谟等宁波籍的革命烈士英勇奋斗、慷慨就义的惨烈故事。英雄浩气，山高水长，载入史册，百世流芳，这就是《家国书》高扬英雄主义旗帜的历史意义。

《家国书》中还深入刻画了家乡的英雄们善于把握机遇的行为特点，这是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表现出来的无畏的勇气、高度的智慧和敏锐的头脑，是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实学的实践理性的基本原则的具体运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绝对不是那种放弃原则、投机取巧的卑鄙行径的借口和托词，而真正的“识时务者”根本不是那种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不是屈服于恶势力的势利小人，而是善于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善于把握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即将发生转化的那特定瞬间，积极引导事物朝着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方向前进，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家国书》中的人物都具有这样一种突出的性格特点。《家国书》在文化精神上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深刻地表现了四个群体的另一种精神特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常常是在温文尔雅的行为方式中透现出坚定的信仰、执着的追求、勇敢的牺牲和平和的心态，用“剑胆琴心”这四个字来概括他们对于英雄主义的深邃认识与独特追求，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作者是以蔡元培的人格特征为楷模来推崇浙东文人的人格特征的，她说：“通儒学养，大师气象，家国情怀，中和格局。这样的人格模式决不极端，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日性情温和，从不疾言厉色，偶有批评也总是留有余地，犹如冬日之阳。但一遇大事，则立见其刚强之性，发言行事不肯苟同。举凡历史关口，他们实际上是真正有破必有立的历史创造者。”其实，在她书写的马、翁、沙、沈四大家族中，虽然沈家兄妹的学历稍逊一筹，但是，在人格特征上同样表现出正直勇敢、智慧豁达的共同的人格追求，而包涵在其中的就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世界的深层内涵。

深情抒发家国一体人文情怀

作者把四个家族的英雄业绩放到中华民族争取伟大复兴的历史大环境中抒写，体现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历史内容和情感色彩，书中人物对于国家的命运的强烈关心，为了国家的前途勇往直前的奋斗，他们的思想深处、情感流露和行为动机，都具有十分自觉的爱国主义情操。爱国主义力透纸背，能够对读者形成强烈的情绪感染。

《家国书》记载的马裕藻在统一国音的伟大的文化建设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伟大功绩，马衡在日寇逼近古都北京，负责将一万三千多箱故宫文物南迁，历时十一年，行程万余里，这是保护国宝的万里长征；翁文灏“担斧入山，披荆斩棘”的野外考察，临危受命，拖着病弱的身躯实地调查发生在1920年12月甘肃8.5级特大地震，甚至在调查石油资源时因车祸严重受伤；革命家庭的沙氏家族，更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在悬崖边上战斗，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平常百姓之家的沈氏家族，有好几个军人为了保卫共和国参军当兵，家庭的困难、生活的艰辛，在服从国家需要这种大义凛然的豪情中也就不在话下了。正是这样一些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宁波人，他们为了国家甘愿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由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爱事业所构成的爱国主义基调，成为贯穿《家国书》的思想红线，成为该书又一鲜明的精神原色。

跟爱国主义血肉相连的是作者的浓浓的乡情，这样的情感融合有力地增强了作品感情渲染的力度，并且使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感跟深厚的乡土意识融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家国情怀。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阐发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她指出：家国，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千年积淀，华夏传承，家国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生命之核。如此，精神有了归宿，生命乃有意义，短暂而有限的生命，就此融入了一种深沉的无限之中。正是有了这样深刻思想意识，作者对于家乡的爱表现得深沉而热烈。家乡就是灵魂诗意栖居的场所，又是情感抒发的最重要的对象。《家国书》的字里行间，随时都可以领略到作者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作者对于家乡的情感的抒发既有向高处升华的强大动力，又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坚实基础，这样的情感内涵使感情的抒发在内容上更加厚实、丰富，在形式上更加生动、鲜活。

《家国书》在情感内涵上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深深的母爱。《家国书》就是写给母亲的家书，作为第一阅读对象的母亲，是一位受过正规教育而早年就投身革命事业的江南女子。这样一位有文化的革命母亲，无论在思想修养、审美观念、人生历练还是怀乡情结，都可以和已经成长为作家、大学教授的女儿，进行思想的沟通和精神的交流。女儿以自己在大学教育中获得的史学知识和史识境界，通过深入挖掘，辛勤采撷，把那些跟母亲生命历程同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乡党精英的人生风采，用生花妙笔真实生动、深刻细腻地奉献给母亲。这样的立意，强烈地表达了女儿对母亲所生长的这片热土的深爱与敬仰，把家乡英雄群体的成就与光荣，通过和母亲对话的方式展示出来，由此达到和母亲在心灵深处的沟通的目的，这样就能够更深刻的认识母亲的伟大，感悟母爱的真挚。

作者还从文化类型的高度出发，在《家国书》中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文化在个人与家族、家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的独特模式，这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以个人的忘我奉献和敢于牺牲为核心的行为操守和思想认识升华而成的人文精神，也是历经几千年，中华民族始终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文明基因。

自觉追求多层次多角度的艺术创新

《家国书》在文体上采用书信体的大框架下撰写的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在和母亲精神世界娓娓道来的情感抒写和思想探索中，把宏大叙事纳入到亲人间的个别交流之中，这在叙事方式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这样做不仅使作者在表现手法上获得了思想空间和高度的笔墨灵动，而且为伟大历史内容与深刻意识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的莎士比亚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文学载体。

此外，书信这一特殊的文体还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二人称的叙事角度，打破了传记文学在叙事上常见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基本模式，可以看到作者在历史叙事中纯熟地运用第三人称的模式，这样一种叙事角度对于高屋建瓴地把握历史时空，最为真实地逼近史实的真相，具有一种得心应手的便利与自由。第二人称则用于女儿和母亲促膝谈心这样一种最亲切、最深刻、最快乐的交流，思维的敏锐与情感的活跃，可以通过母女之间无拘无束的交谈进入到一种最为舒畅自然的境界，从而给读者带来亲情的温馨和思维的活跃。第一人称往往是在表现作者自己进行思想探索和情感抒发时所使用，这就能够把个人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新的认识、新的评价，以及抒情过程中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实现。三种人称的全方位使用，由于作者在作品整体结构上达到的造诣，不但没有因此而显得紊乱，反而因为变化的生动与整体的和谐。

作品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很好的实现了人物生动鲜明的个性特征与特定群体的共性特征高度统一。跟虚构性的叙事文学如小说、叙事诗及戏剧文学有所不同，它对主人公的个性特征的刻画，必须把历史真实作为最基本的尺度，也就是说，人物的典型性只能是通过个别性来得到表现。在《家国书》中，作者有意识地记叙了四组人物，每一组又包含若干个人，由此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套叠结构：人物的个性特征、胸襟怀抱、人格特点、理想追求与成败得失的个别性，与体现这组人物某种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背景和命运走向，形成了一个在个别与一般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而这四组人物中内部特定的基本特征，又与全书所描写的所有人物形成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复杂关系，并由此表现出鄞州乃至宁波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特有的文化积淀、社会氛围和地域色彩。

《家国书》在艺术手法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手法的丰富性。作为纪实文学，叙事当然是最基本的艺术手段，作者在这方面，把人物的性情、智慧、意志、能力与命运，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同时，作者饱含深情的情感抒发，成为该书的一个亮色。一般的传记文学大多以冷静的叙事为基调，是为了体现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家国书》却敢于在真实记录人物历史的同时，大胆抒发作者的情感。

《家国书》在表现手法上的丰富性，还表现在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议论上。又如，她对文人的真品格往往因为某些逸事而受到遮蔽的议论，同样是非常的精辟，“文人逸事一多往往会遮蔽他真正怒目金刚令人肃然起敬的灵魂，谦谦君子往往因为优雅的表达，而在喧哗的历史讲坛上大默如雷”，深刻揭示了人的表象与本质的复杂关系；再如对于翁文灏由于学者从政而造成的复杂命运，王旭烽的评论是非常公允，很有见地，“对于翁文灏而言，他人生的种种选择亦完整的体现了他个人的内在品质。如果他不曾这样做过学术，那么他也不会那样投入政治；如果他不曾那样投入政治，那么他从前也不会这样面对学术。翁文灏如果能够再重新选择一次生命，他依然不会在书斋里终老其身的”。还有在探讨沙文汉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站选择了对中国奴隶制度的研究，作者的认识可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沙文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这样的人文命题，内里蕴含着对现实深刻的文化批判，是他从多年革命生涯中用生命体验出来的精神遗产”。正是这些富有启迪意义的深刻议论，增加了该书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于现实的深入批判的力度，有力地强化了理论思辨的哲理色彩。

荣誉表彰

2009年9月21日，《家国书》获得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09年11月12日，《家国书》获得浙江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

2010年11月，《家国书》获得“石花杯”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

2011年12月27日，《家国书》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这是一部具有厚重庄严的历史内容和传奇般人物复杂经历表现及包含认真镜鉴历史的作品，具有突出的真实历史书写和动情文学表现的特点，有很珍贵、丰富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很好的地方文化教育与爱国教育读本。

王旭烽，教授、女作家，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院长，茶文化学科带头人。祖籍江苏徐州，出生于浙江平湖，幼时在富春江两岸迁徙辗转，少年时随父母入杭，从此与西湖做伴，品佳茗，历山川，风雨人生，荡涤情怀。求学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沉醉于文学。曾供职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三次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艺类图书奖，并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此外，获得各类文学奖项数十种。戏剧作品有越剧剧本《藏书之家》、昆剧剧本《红楼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