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明（1917年6月29日-1997年1月13日），原名吴亚贞，江苏淮安人，出生于江苏苏州，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中国著名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寄明的丈夫是中国著名作曲家瞿维。

寄明，1917年6月29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当过送报夫和做过小贩的父亲给她起名叫吴亚贞。按照家族习惯，她属于“子”字辈，因此离校后曾改名叫吴子平。

自小学习刻苦，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八岁时就弹得一手好琵琶。1933年7月从江苏省立女子中学毕业后即报考当时最著名的音乐高等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琵琶演奏的优秀表现被国乐组录取，师从著名琵琶演奏家朱英主修琵琶，副科钢琴。1935年转为钢琴主科，师从俄籍钢琴教授拉查雷夫（Lazareff），1937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钢琴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利用担任国民党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干事的身份，到各地组织大众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1937年至1939年近两年的时间内，她的足迹遍布了四川、贵州的二十几个县市。在走向社会底层，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看到了国民党与人民的对立、机构的腐败，尤其是对日抗战的不彻底性。1939年8月从重庆经长途跋涉，抵达圣地延安，参加革命。不久，改名为“寄明”，寓意“寄希望于明天”。

1941年初，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的一架德国钢琴转送给延安鲁艺。有了钢琴就急需能够演奏的人材。在校长吴玉章（一说为林伯渠）的推荐下，她从中国女子大学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音乐系教员，成为延安的第一位女钢琴家。当时还规定，只有三个人有资格弹这架钢琴，其中两人就是寄明和她后来的丈夫瞿维。建国后，曾同在延安的音乐家黄准还回忆，“那琴，我们碰都不能碰的！”毛泽东、朱德等以及当时在延安的许多抗日将士都曾听过她的演奏。她独奏的许多抗日歌曲，伴奏的《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以及其他许多中外乐曲曾响彻宝塔山城，鼓舞着战士们奔赴抗日战场。

1942年1月经瞿维（瞿世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鲁艺、东北鲁艺教员，牡丹江鲁艺文工团副团长。解放后，一直从事电影音乐的创作，由她作曲的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及《给解放军叔叔洗衣裳》、《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等少儿歌曲，几十年来一直为千百万少年儿童所传唱。

1997年1月13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1939年9月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当时第一位女钢琴家，并在延安鲁艺任职。

1941年入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任教，并从事音乐研究。

1945年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教员。

1947年任牡丹江鲁迅文工团演出科长、副团长，先后创作《歌唱刘胡兰》、《庄稼人小唱》、《干活好》等一批歌曲和小歌剧。

1948年任东北音乐工作团研究员和儿童音乐班主任。建国后，历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教授，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等职。

1953年在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任职。

1955年，调任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平凡的事业》、《李时珍》、《凤凰之歌》、《春满人间》、《英雄小八路》、《金沙江畔》、《燕归来》等二十余部影片作曲。

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歌咏活动，1939年赴延安鲁艺任职，是当时第一位女钢琴家。解放后长期从事电影作曲。为《小八路》、《凤凰之歌》、《李时珍》、《平凡的事业》等近30部电影作曲，其中《凤凰之歌》、《给解放军叔叔洗衣裳》等影片插曲广为流传。曾经为《李时珍》、《鲁班的故事》、《金沙江畔》、《英雄小八路》、《燕归来》等20多部影片作曲。

1978年为《英雄小八路》创作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获1954~1979年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并由共青团中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980年获少年儿童音乐作品一等奖。

1980年《我爱我们的班级》获上海《儿童歌声》杂志“小百灵”优秀歌曲奖；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获全国1976~1981年少年儿童歌曲优秀奖。

寄明还创作了《浪花亲我小脚丫》、《花要飘香人要美》等一批儿童歌曲。《凤凰之歌》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也广为传唱。

2019年6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周郁辉词、寄明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寄明不仅能演奏多种乐器，能写小歌剧和电影音乐，还经常为少年儿童写歌曲。有一次，寄明从一位教师嘴里听到，有些少年儿童缺少理想，要是有首歌，能激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那该有多好啊。这以后，寄明一有空就酝酿写一首歌唱祖国、歌唱理想的歌曲。由于一时找不到较好的歌词，所以，一直没能写成。 1981年春天，寄明正忙于为一部电影片谱写乐曲。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寄明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位作者寄来的一首歌词——《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啊，多美的题目，她马上朗读起来：“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我们清脆的歌声，比那百灵鸟还要婉啭……。”这不正是自己一直盼望谱曲的歌词吗？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一个动人的旋律随口飞了出来，创作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全国各省市的电台都播放着这首少年歌曲。全国千百万少年儿童都唱起了这支美丽的歌曲。这首歌还被编在《少先队活动歌曲选》里。

八十年代初，文化部、团中央向全国征歌，寄明参加了评奖，当时这首歌差点儿落选，主要是录音问题，寄明带了一个上海的录音，一听觉得这首歌录的不太好，就觉得这个歌不太好。再有就是感谢中央电台少儿部的负责人凹丽容，她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录音，你们再听听。”她一放这个录音，一下子就震了，太好了，所以这个录音的好坏对一个作品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就评上了一等奖中的最好的，这以后就大力推荐，文化部就把它作为必唱歌曲，好几年连续推。当时已经是评上大奖了，寄明还是很认真，还戴着她那个高度的近视镜还在改。她有一句话，我们对孩子要负责任，虽然作品获奖了，但不是说对作品就终止创作了。

八十年代中期，寄明突然患上了早期老年痴呆症，瞿维心中的难过是可以想见的。他四处奔走，百般求医。寄明在一次上街时，走到淮海中路忽地迷失了方向，终于昏倒在路旁。幸被一位熟人发现，送她回到家中。但从此她的病便日益沉重，未能好转。1986年9月寄明已经什么都不明白了。只见她哭了一阵又笑一阵，而瞿维却在一旁不住地对她说话，可怜的寄明痴痴地望着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什么也没听懂。

每天一早，瞿维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亲亲她，他轻轻抱起她，放在一张为她特制的椅子上，为她洗脸，用柔软的小毛巾为她擦洗口腔，由老阿姨捧住寄明的头使她稍稍后仰，瞿维便往她口中喂牛奶或酸奶，有时喂蒸鸡蛋。中午和晚上，瞿维亲自把鱼和肉、蔬菜、水果咬碎，分别装进小小的杯里，放进冰箱，餐前拿出蒸热，再给妻子喂食。丈夫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维持着亲爱的妻子的生命。后来有了榨汁机，不必再这样辛苦了，但瞿维仍然尽力亲身去做这一切。年复一年，失去自理能力的寄明只能生活在床上。为了防止寄明长期卧床生褥疮，瞿维特意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床，在棉垫下加了一层气垫，又在下面放了一条电热毯，既有弹性，又保暖。有朋友去看望他们时，瞿维常摸着寄明的身体说：“她的面部肌肉还有感觉，吞咽、消化功能完好。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挫折，我不怨天，不尤人，能为寄明服务，延长她的生命，我的心理也就得到平衡。”

寄明的丈夫中国著名作曲家瞿维，原来名叫瞿世雄，江苏常州人，曾就读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师范系，50年代曾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达4年之久。解放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专职作曲，曾任上海交响乐团常任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委员、上海音乐家协会顾问等。瞿维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明医难遇而寄明已病入膏肓。一年以后（1987年），这位锦心绣口的才女竟成为一个毫无感知的植物人，只剩下一副心脏还在跳动，她的事业，她所热爱的音乐，她的爱人，她和瞿维心心相印的一生，她都不再明白了。

瞿维没有感到妻子痊愈无望，更不要说另抱琵琶。相反，只要寄明还有一口气，或偶然出现一点小动作，他就快乐得像孩子那么开心。寄明是不幸的，得了这样的不治之症；寄明又是幸福的，她有一位始终爱她，和她相伴终生的丈夫。

寄明同志这一生作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是一个对孩子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好同志。她的《中国少先队队歌》是共和国少年的英雄形象的、可以作为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音乐作品，它鼓舞了几代人，而且今后还将继续鼓舞中国的少年儿童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寄明同志写这首歌对共和国的儿童音乐创作是有巨大的贡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创作了《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据评论家说，这个作品又是寄明同志一个里程碑式的当代少年之歌。

寄明同志对每一个音符都要精雕细刻的去推敲。她这个精神以后一直影响许多著名作曲家的创作，如谷建芬。她的名字是在延安的时候改的，意思就是寄希望于明天。她的名字贯穿她的人生，这里面包含着她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她为孩子、为共和国的明天去创作。她的一生很多都浸透在音符里了，听她的一些音乐，包括过去的一些电影，都觉得能感受到寄明同志生命的活力。虽然寄明同志已经去世了，但是相信在未来的时间空间中，她的音乐作品是永生的，是不朽的，还将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去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她也会在含笑听这些歌回响在祖国大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