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松涛（1900.11-1969.1），浙江诸暨人，1917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五四”运动爆发后，参加了“一师风潮”。1924年冬，在诸暨开始革命宣传组织活动，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在里坞底建立了诸暨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在县城举办诸暨农民运动养成所并任党代表。1928年任诸暨县委书记，被反动政府的通缉与追捕后，辗转隐蔽于上海、杭州、广州、香港、淮阴等地。1936年秋，抵西安任《西京民报》和西北《文化日报》发行部主任。1937年初，全面抗战爆发后，去南京、武汉参加《新华日报》的创办工作，任发行部主任。1937年底，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一大队学习。1938年7月，历任豫东友军第三总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大队大队长、三团参谋长，永城县委书记，永城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18团团长，新四军第四师12旅35团团长，萧宿铜灵县委书记兼萧铜总队政委，浙东路西县委书记兼县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金肖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12旅兼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副政委，豫皖苏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机关党委书记，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华东航空学院、西安航空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中国航空学会陕西分会会长等职。

1917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进步书刊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开始信仰三民主义，参加了著名的“一师风潮”。1922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1924年冬，回到诸暨乐安小学任教，开始从事革命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组织群众斗争。五卅惨案后，与其他同志一道组织宣传演讲队，声讨帝国主义暴行。10月10日，诸暨县各界召开纪念“双十节”庆祝大会，群众唱着他编写的《双十节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歌词是：“风云突起武汉边，十万健儿争先着鞭，挥金戈，扫狼烟，满虏失幽燕，中华庄严，五色国旗拂云天。而今十四年来，外有强寇垂涎，内有军阀相歼，痛不堪言”。他还编写了一首《五卅惨案歌》，歌词是：“醒来吧!同胞，‘五卅’又到。想当年，南京路上大号啕，血流遍地，为谁牺牲，有谁悼?到今朝，大仇未报，卖国军阀又胡闹，诸君要记牢，勿把国贼逃，勿任强寇扰”，也成为鼓舞当时诸暨人民群众斗争的强劲号角。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人的觉悟，培养工运骨干，他同何赤华、赵并欢、杨亦清等常去县商会和店员联合会举办的职工夜校，讲授国际时事、中国现状、革命史略、三民主义等课程，并找来《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秘密发给学员阅读。

1926年1月，经宣中华、钟子逸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根据党的指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0月，参加筹建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诸暨县国民党党部，被选为组织部长，向广大青年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共产党员。11月，中共诸暨县城区党支部成立，任组织委员。年底，在家乡里坞底村建立了全县第一农村党支部，在县城举办诸暨农民运动养成所并任党代表。1927年2月，中共丽坞底党支部领导群众配合北伐军，打响了诸暨农民武装抗击军阀的第一枪。“四.一二”政变后，他与30多名同志遭反动当局通缉并通令他们交出印信、文件和枪支，寿松涛坚定地表示：“干就干到底，宁可杀头，决不上缴。”他断然决定“国共分家”，“独立地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基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6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帮助下，与张以民、许汉臣、周良满等组织成立了诸暨县第一个中共区委会，并当选为委员。这年冬，诸暨县委正式组成，他历任县委军事部长、县委书记，先后组织领导了1928年夏的全县性的抗租减租斗争；部署了县城内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积极开展了革命武装的筹建活动。1928年冬任浙江省委候补委员。1929年9月1日，在白峰岭召开的诸（暨）、义（乌）、浦（江）3县党员会议上，成立了诸义浦革命委员会，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决定9月7日举行暴动，因叛徒告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与追捕，辗转隐蔽于上海、杭州、广州、香港、淮阴等地。

1936年秋，寿松涛抵西安，任《西京民报》发行部主任。1937年2月，遇毛泽民、钱之光、钱希均，始找到党组织。9月，赴南京、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筹办《新华日报》，负责出版发行工作。1938年初，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派赴敌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9月，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前往豫东，在河南宋克宾部做统战工作，任该部第三总队政治部主任。

1939年4月，任中共永城县委书记，着手创建豫皖苏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永城县政府，组建了永城抗日自卫军，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同年冬，又奉命组建永城独立团，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带领部队转战于永城、夏邑、商丘、亳州之间，歼灭了王老四、夏俊杰、王登山、姬兴诗等敌伪汉奸部队，使永城成为整个豫皖苏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积极扩编地方武装，组成1万余人的永城自卫军。新扩编5个地方独立大队，还输送地方一个团的武装升编为主力，200多名青年干部到新四军游击支队工作。1941年1月，新四军第四师进行整编，永城独立团上长为主力，编为第六旅新十八团，寿松涛任团长。4月，反顽斗争进入最困难阶段。寿松涛奉命率三十五团于5月中旬转移至皖东北地区，执行巩固老区开辟新区的战斗任务。1941年夏，调任抗大四分校高级班指导员。11月调任淮北军区民兵训练处长。1942年夏，调任军区农救会武装部长。1942年冬，淮北区党委决定派寿松涛前往萧县、宿县、铜山、灵壁地区，任命他为中共萧县委书记和萧铜总队政治委员。1944年7月底，奉命到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1944年冬，党中央、华中局确定了向东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寿松涛奉命赴浙东开辟新区。1945年春，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一部来到诸暨西部和富阳境内，根据浙东区党委的决定，负责在富春江以南和浙赣铁路以西的诸暨、浦江、富阳、萧山四县间的山岭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汇合地方党组织力量，于5月，组织中共路西县委和县政府，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很快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扩建了县大队武装，使路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浙东根据地向西发展的前哨阵地。9月，奉命率路西县武装及部分地方干部编入金萧支队，并担任支队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重返豫皖苏，任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原华中八分区改称豫皖苏区第三军分区后，任豫皖苏区党委委员、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7年夏，根据豫皖苏军区党委的指示，和李浩然率领三分区主力第三十六团和直属队一部挺进涡河以南，消灭国民党武装和反动政权，开辟新区，建立民主政权。1948年11月，任地委三分区后勤支前总指挥，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1949年3月，调任华北、华中南下干部队政治委员，随宋任穷南下接管城市。南京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江苏省交通厅长等职。1953年夏，调任华东航空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按照中央部署和西部国防建设需求，寿松涛校长主动请缨西迁，学院迁往西安，改名西安航空学院，仍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10月，西安航空学院与西北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1969年1月，在西安逝世。其子寿晓松是解放军少将。

寿松涛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他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和寿松涛同志第一次相识，是在1941年秋天。那时我在淮北区党委直属区任区委书记，他由淮北军区到我区检查指导民兵工作。在接见中，他深刻阐述民兵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对发展民兵组织，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提出了很好的具体意见，对我们启发很大。初次见面，时间短暂，他和蔼可亲的待人，热诚融洽的交谈，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侵占我华中八分区，他任分区副政委，我任地委民运部长，我们的接触逐渐增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斗争，每次地委、分区召开会议，分析对敌斗争形势，研究制订坚持地区的战略方针，他都积极发言，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见解和意见。1946年10月以后，八分区的斗争环境日趋紧张，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地委成立了4个工委和4个支队，我被分配到一工委一支队工作。根据分区主力外线作战，地方武装内线坚持的方针，我一支队曾5次东进敌后，其中有两次是在他的亲自带领和指挥下，挺进到永北、砀南、萧西、宿西地区，侦察了解敌情，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1个多月时间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上顽还乡团近千人。战斗的实践说明，寿松涛同志不仅有强敌压境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点，在尔后恢复坚持豫皖苏三分区的斗争中，更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1946年12月中旬，根据中央决定，豫皖苏区党委在河南睢县平岗宣布成立，将原华中八分区改建制为豫皖苏三分区，并制订了“巩固一分区，开辟二分区，恢复三分区”的战略方针，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寿松涛，我任地委副书记，分区司令员李浩然，副司令员吴信元，专员许西连，副专员李时庄。当时，三分区的局面十分严峻，中心城市有国民党正规军驻防把守，地方上顽镇公所普遍建立，上顽还乡团横行城乡，他们对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和迫害，手段极其惨忍，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坚持巩固三分区，任务是十分艰巨、十分艰苦的。

作为地委和分区的主要领导，寿松涛同志受命于危难之中，深感责任之重大，他毫不犹豫，愉快地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满怀信心地把恢复三分区的重担担当起来。12月20日在地委召开的东进誓师大会上，他心情沉重，语调激昂，历数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人民的种种暴行，精辟阐述三分区的战略地位及恢复三分区的战略意义，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来自三分区的人民子弟兵，现在根据地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解救他们。号召大家不怕苦和累，迎着困难上，以英勇作战，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为家乡父老报仇雪恨。一次大会，一个动员报告，广大官兵群情振奋，士气高昂，纷纷表决心，写请战书，要求打回老家去，解救家乡父老于水火之中。

1947年1月上旬，三分区武装部队和地方干部，随豫皖苏军区主力东进，拉开了恢复三分区的序幕。1月7日，分区主分配合军区主力攻克涡阳县城，歼敌200余人。1月13、14日，龙岗一战，再歼敌整编第五十八师新十旅三十团和二十九团1个营，两战两捷，威慑了敌人，鼓舞了我军斗志，根据地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西部5个县的区乡政权相继恢复，开展工作，恢复三分区的局面初步打开了。

在恢复坚持地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清剿”和反“清剿”的严重斗争。从1947年3月至7月近5个月的时间里，敌人比较大的“清剿”就有3次，这段时间也是三分区对敌斗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清剿”中，敌人主力兵团、县保安团、土顽还乡团互相配合，采取梳篦式、拉网式多种战术，或分进合击，齐头并进，寻找我主力作战，或划分“清剿”区，逐块“清剿”，摧毁我政权，或夜袭奔袭，对我实行突击与追击。

为粉碎敌人的“清剿”，在地委3月下旬召开的县书县长联席会议上，寿松涛同志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反“清剿”战术原则和作战方法，如“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敌进我进，敌不进我也进，在斗争中尽量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等。之后，又对地方武装的斗争提出了突袭，夜袭，偷袭，盯梢监视打冷枪，以纠缠敌人，化装成敌人以迷惑敌人等8条具体办法。在此期间，他多次带领一支精干武装，跳出“清剿”圈子，深入敌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拔除敌据点，打击土顽还乡团，镇压反攻例算的地主恶霸，群众拍手称快。在反“清剿”斗争中，全区军民上下一条心，军队保护群众，群众掩护干部，同甘共苦，共同战斗，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中间的，打击最坏的，以分化瓦解敌人。经过全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为进一步恢复地区创造了条件。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刘邓大军路经我区挺进大别山和陈粟大军转战豫皖苏以后，我区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心城市敌主力大部他调，顽地方政权基本瓦解，土顽还乡团大部被歼，我东部几县区乡政权亦先后恢复，全区已基本连成一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在敌强我弱，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三分区得到了恢复，并得到巩固和发展，有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影响，有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正确领导，有全区军民的顽强斗争，应当说，也是与寿松涛同志战略上的决策，军事指挥上的才能，以及对全局工作上的周密安排分不开的。他的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气魄是十分可贵的，他不愧是我党我军一位好领导、好的指挥员。

三分区的土地改革，在西部几县搞的很早，于根据地恢复初期就已开始。1947年夏秋之交，借鉴华北经验，在中心区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1947冬开始，贯彻中共中央《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平分土地，彻底完成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势力。三分区的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的，寿松涛同志在抓军事斗争的同时，对土改十分重视，十分关心。当其时，敌人“清剿”“扫荡”频繁，战斗任务艰巨，要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支援。通过土改，广大贫苦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得到了利益，觉悟有了提高，就会跟着共产党走，就会从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援对敌斗争，而土改只有在我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和在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也才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当时我们所说的武装斗争保卫土改。土改支援武装斗争，实行土武结合。这个道理，他在各种会议上经常讲、反复讲。使大家深受启发，使原来一些在战争环境下进行土改有顾虑的同志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信心，积极地投入到土改运动中去。

土改工作部署后，稳定的地区正大力推进土改，但边沿区能不能搞？松涛同志亲自到边沿地区找干部座谈。有的干部反映，边沿地区处于拉锯形势，今天敌人走了，我们来了，明天敌人来了，我们走了，敌人一来，就向群众倒地倒粮，进行阶级报复，有的甚至被杀害，有的群众怕报复，白天分的浮财，夜里又给地主送回去，这样，土改使群众得到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反受其害，对坚持边区斗争也不利。他考虑再三，与我们商量之后，就决定边沿区暂不进行土改。他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土改政策，在地委几次土改工作会议上，他亲自听汇报，总结部署土改工作。要求各地在土改中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掌握斗争策略，紧紧依靠雇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支持农民向地主申冤诉苦的说理斗争。他还对上改工作队提出严格要求，约法三章，不得包庇地主坏人，不得违法乱纪，不得贪污群众胜利果实。在他的领导下，三分区的土改运动，还是比较好的、健康的。在急性土改中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少数地方乱杀人的问题，也都得到了及时纠正。

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区党委的部署，三地委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中心内容的整党运动，先后两次举办县区党员干部整党学习班，部队和基层也进行了整党。在整党学习班上，寿松涛同志代表地委作了动员报告，指出在党内存在着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在土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部分干部思想作风和阶级立场方面的严重情况，如不加以整顿，土改不能彻底完成，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整党一定要贯彻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方法上坚持正面教育，提高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其自觉检讨错误，划清思想界线，明确阶级立场。在组织处理上，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防止扩大搞过头。错误严重的，要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测应坚持予以清除。为了推动整党，他在地委整党学习班上带头检查，严格要求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且从思想深处挖根源，找危害，使大家深受教育和启发。通过整党，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推动了土改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寿松涛同志的领导下，三分区的军事斗争取得了胜利，土改整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支援淮海战役更使他倾注了全部精力。当时，野战军大兵团云集我区，战役规模空前，支前任务之重，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寿松涛同志基于对这场大决战伟大意义的深刻领悟，响亮提出“倾家荡产、支援前线”的战斗口号。他亲自组建分区支前机构，布置战勤任务，从设兵站，到组织担架团、运输团，从粮草供给到架桥修路，都布置得明确而具体，事后又深入各地检查落实情况，唯恐有所闪失。他要求分区部队坚决完成总前委交给的解放夏邑的任务，各地方武装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阻追小股逃敌，捕捉散兵游勇，维护好地方治安。在此期间，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废寝忘食地为战勤奔忙，身边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

经过深入宣传动员，全区立即掀起了支前热潮，前方和后方，都涌现了大批支前模范和英雄人物，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动人事迹，举不胜举。淮海战役的胜利，三分区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其中也包含了寿松涛同志一份心血。淮海战役结束后，他又把精力转到战区善后工作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急灾区人民之所急，想灾区人民之所想，调动一切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帮助灾区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1949年2月，遵照上级党的指示，豫皖苏三分区撤销，所辖各县分别划归有关省区，我被分配到皖北区党委阜阳地委工作，寿松涛同志奉命率干部随军渡江南下。至此，我们作为并肩战斗两年多的战友，各自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分别走上自己新的工作岗位。

我和寿松涛同志相处两年中，深感他胸怀坦荡，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坚持原则，团结干部，联系群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高尚的思想品德。两年并肩战斗，使我受益匪浅，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顾全大局，勇挑重担。1946年12月，豫皖苏区党委任命他为豫皖苏三分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并决定把原八分区的两个主力团、两个支队和骑兵大队调出成立军区独立旅，和补充军区警卫团，留给三分区的部队只有1个团、两个支队。他明知摆在他面前的任务艰巨，感到武装少了一些，对恢复地区不利，但又考虑到军区刚成立，没有坚强的主力不行，决心把困难留给自己，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充分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

他政治敏锐，思想性强，遇事高瞻远瞩，善于分析形势，从成绩中找差距，从困难中指出光明。我们进入三分区不久，初步站稳脚跟，为了保持干部战士的旺盛士气和顽强的斗志，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他在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一次形势报告。分析对敌斗争形势，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到成熟阶段，全国胜利为期不远，但同时也要看到敌不甘心失败，还要作垂死挣扎，我区今年夏季可能最紧张最困难，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幻想及苟安的太平观念。必须积极的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中求发展，发展中求巩固，使大家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针任务，增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干部在他领导下进行工作心情舒畅，没有顾虑，敢于大胆地开展工作。他十分注意党的团结，模范地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谈心会，交流思想，解决矛盾，在他的影响下，地委一班人团结的很好，地委的团结带动了全区各级党组织的团结。他特别注意对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专署专员许西连同志是非党于部，寿松涛同志有事主动与他商量交换意见，信任他，尊重他，情同手足，起到了党内不能起到的作用。全区干部都对他有一种亲切感，把他看成是一位忠厚长者。他艰苦朴素，从不特殊化。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问寒问暖，听取群众的呼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至今永城地区的人民群众，提到寿政委，都满怀对他的深切爱戴和怀念之情。寿松涛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老革命，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他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不幸的是，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怀念之情，难以自抑。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松涛同志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