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遗址是长江中游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屈家岭遗址的知名度最高，最具代表性。创造屈家岭文化的先民是三苗人，与史籍记载“禹征三苗”相对。

屈家岭之所以有代表性，主要是因为它代表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是最为兴盛和最为强势的一种文化，文化分布范围最大，南北纵跨湖北、河南、湖南三个省，约2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是长江中游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屈家岭之所以具有代表性，还因为屈家岭处在屈家岭文化的核心地区，并且又是核心聚落，这个核心还包括石家河的谭家岭遗址，共同组成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屈家岭之所以具有代表性还有一个原因：屈家岭遗址是规模巨大、堆积深厚、延续时间长达千年的特大型遗址，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文化价值，对周围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同时在不同的时期，也兼容和吸收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等许多原始文化的特点，因而在文化内涵上更具有代表性。

创造屈家岭文化的先民是三苗人。三苗的活动范围据《战国策·魏策一》载：“昔三苗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屈家岭文化主要由距今约５９００－５１００年的油子岭文化发展而来，分布范围西至长江三峡，东至鄂东，北至河南伏牛山麓，南至湖南洞庭湖与江西鄱阳湖之间。屈家岭文化孕育了距今约４５００－４２００年的石家河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学界一直把屈家岭文化作为研究三苗部落集团及其文化来源的对象。

有关三苗的来源，学术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外来说：这一观点认为三苗来自九黎。传说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华夏部落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部落成员向南退却，在江淮、江汉和洞庭湖之间生息繁衍，与原来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新的部落集团，也形成了新的“三苗文化”。一种是土著说：这一观点认为，三苗原来就是居住在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九黎并不是三苗的主源。不管怎么说，这一族群毫无疑问在屈家岭文化涵盖的这一片土地上稳定繁衍生息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史前农业定居社会一段文明的缔造者。三苗部落集团纵跨三省，这个庞大的族群何去何从，是否曾经建立了萌芽性质的国度，从愈来愈引起世人惊奇的天门石家河遗址和２０１８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沙洋城河遗址等屈家岭文化遗存来看，似乎可以窥见一斑。相信考古研究专家们默默辛苦的付出，会不断给带来更多的惊喜。

屈家岭的稻谷遗存是江汉平原原始农业大发展的最好证据

屈家岭稻作遗存量特别大，说明这里的稻作农业特别发达。据考古发现，中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2000—14000年，但作为原始农业的主要经济作物，到距今5000—4000年才进入全面大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种植水稻的范围迅速北移，已经到达辽东半岛并传播到朝鲜半岛。二是种植水稻的面积迅速扩大，在江汉、江淮地区，凡有水源的地方，都已开始普遍种植水稻。这就是屈家岭稻作农业大发展的历史背景。

屈家岭位置优越，两条小河从北向南穿过聚落，保证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是理想的水稻种植地点。遗址中发现的红烧土，都掺入了大量的稻谷壳和茎叶，面积达500平方米，体积达200平方米。虽然在江汉各地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这种含稻谷壳的红烧土发现得非常普遍，但是像屈家岭遗址这样，在一处发掘地点就发现这么多，却并不多见，这说明屈家岭水稻种植面积以及收获量都已相当巨大。

评估原始稻作水平的高低，主要还是看水稻品种的培育水平和驯化程度。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原始稻谷标本，经过中国农业科学院科学鉴定并发表报告的有两个：即屈家岭和武昌放鹰台。屈家岭标本发现的时间最早，标本量最多，所代表的种植时间最清楚，发表的考古资料也最齐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鉴定报告主要就是根据屈家岭的标本研究得出的，因此，屈家岭的古稻谷是研究江汉平原原始农业大发展的最好证据。

屈家岭的彩陶纺轮是最有特色的原始纺织工具

屈家岭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彩陶纺轮，被学术界誉为屈家岭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陶器。但以往人们只是习惯于从文化特征上进行研究，而很少能透过它，进一步研究当时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情况。中国原始纺织业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纺织用的工具陶纺轮。通过研究纺轮的数量和形式特点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原始纺织业的发展水平和进程。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汉水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核心区。证据有两个：一是在屈家岭、石家河邓家湾等核心遗址中发现的纺轮特别多，远远多于周边地区。二是纺轮的大小和厚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笨重的纺轮已经看不到了，新出现的纺轮基本都是中小型和轻薄形的。数量多，说明纺织活动多和普遍。形式变小变轻，说明纺织用的纤维变细了。纤维为什么会变细呢，这是因为当时处理麻类纤维的技术和经验已经比较先进了，已能够消除麻类植物纤维中的胶质，使它更适合纺织。可以推断，用这样的纺轮和纤维纺出来的线一定比较细，织出来的布也更加轻薄柔软。屈家岭发现的彩陶纺轮除了具有以上中小纺轮的特点以外，还因为它的纹彩非常有特色，有好几十种，绝大多数都是用点线组合而成，很有规律。这些彩陶纺轮很有可能是专业生产的，因为如果每一家都自己制作，一是不胜其烦，二是不会有这样大的相似程度。人们如此重视制作和彩画它，说明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纺织活动的普遍性。

屈家岭的蛋壳彩陶代表了原始制陶业的最高水平

屈家岭遗址中有一类陶器，因其薄如蛋壳，被称为蛋壳彩陶。这类陶器特别流行于屈家岭文化，并且在屈家岭遗址中发现最多。要做出这样袖珍而精美的陶器，不仅需要熟练的技能，尤其需要一种先进的工艺，这就是轮制技术。这种技术今天在一些陶瓷作坊仍在使用，但在新石器时代却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并由此带来了手工业的大发展，并最终导致了手工业和农业的第一次大分离，所以轮制技术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最先进的技术。据在湖北主持过考古发掘的李文杰先生在一篇论文中研究，屈家岭遗址1988年第三次发掘的陶器中，有少数陶器已经开始使用轮制制作，这些陶器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300年左右。但那时使用轮制技术只是个别的例子，真正的普及是在屈家岭文化时。屈家岭的许多陶器都是用快轮成型的。用这种技术制作陶器，不仅生产率可以提高许多倍，而且制作的陶器非常圆正均匀。蛋壳彩陶是用轮制技术制作的高级工艺品，它的出现和大量生产，说明当时轮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且广泛使用。屈家岭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蛋壳彩陶器，无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陶水平。

屈家岭出土的陶筒形器是最神秘的原始宗教文化用品

屈家岭遗址中发现了一种红色的陶筒形器，形如水管，外表饰多圈平行的绞丝状附加堆纹。另外还有一种如水雷，中间圆鼓、上下有接口、周围伸出四个喇叭形或尖刺状装饰的球形器。这些奇怪的陶器，在很长时间内无人能识，既叫不出器名，更不知其有何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家湾发现了完整的器形后，我们才知道它的全貌。邓家湾发现的这种陶器报告称为筒形器，这种管形器的残件几乎在所有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陶器不是实用器具，而是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用品，也就是与原始宗教文化有关，是屈家岭文化中最神秘的原始宗教文化用品。对其具体的文化内涵，包括使用方法等问题，尚需在考古发掘中进一步观察研究。

（作者系荆州博物馆原馆长、高级研究员）